| 他们炮打“中学语文”（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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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 编者按：这篇长文汇集了近年来大陆学术界（语文教育界之外）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反思和讨论，比较了台湾国文教育历史上与之类似的一次讨论，回顾了建国以来祖国大陆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为一家之言，仅供语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士参考。语文教育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听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但语文教育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我们不仅仅需要激情，更需要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研究。 1.王蒙的感叹 在冰心老人离开我们的时候，王蒙发了一个大感慨：“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而纯洁的人吗？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眼见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大师们一个个地走了，真叫人害怕后继无人——新中国50年来似乎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和上半世纪相比的文化大师，近50年怎么啦？我们得赶紧设法填补空白啊！ 王蒙这一感叹虽然发在1999年3月8日的《羊城晚报》，可是他的这一感慨想必酝酿多年；王蒙的这一叹息虽然只是署名他一人，可是无数有识之士都击节叫道：此乃我们共同的心声。 在这共同的心声发表之时，不少人对王蒙的“离骚”进行了深入挖掘，英雄所见略同：新中国50年培养不出一个文化大师（本世纪头50年可是出了上百个）的罪过，“中学语文”罪责难逃。于是乎万炮齐轰“中学语文”，众人为“中学语文”流泪……在“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贺雄飞的策划下，一部《拯救中学语文》出征了：孔庆东、摩罗、余杰上阵主编，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蓝棣之、童庆炳、王晓明、夏中义、黎鸣、王得后、郑敏全力顾问，葛兆光、杨东平、林贤治、孟繁华、谢泳、孙绍振等冲锋陷阵，直捣“中学语文”幕后可悲的专制思想体系…… 这当儿，王蒙也从迂回包围变为直接开炮——《羊城晚报》1999年3月29日报道—— “著名作家王蒙昨天说：‘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改革不行了，中学的语文试卷连我也做不出。’他认为，作文的总是其实是个牵涉到一代人文风、学风和做人的大问题。只有让中小学生用自己的脑子、自己的笔、自己的语言来写作文，才能真正达到学作文、学做人的目的。“王蒙说，他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试卷，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这些答案不是A就是B，相当死板。其实中文的用词是很微妙的，有些意思又非常接近，没有上下文，要做出选择，确实很难。“王蒙认为，现在流行的标准化试卷也许是受英语电脑化、数据化考试的影响。英语里有主动式、被动式等区别，所以用大量的选择题来看学生的基础，但汉语的用词却要复杂得多，用选择题进行测试未必能真正反映出学生的语文基础。” 2.台湾中学生的声讨 现在大陆上的“中学语文”炮打者，也许与9 年前海峡那边台湾岛上的一次座谈会有点精神感应。 1990年12月6日上午10时，台北建国中学三年级26班教室，4个成年人和57名中学生在进行一次特殊座谈。 座谈会的主题是：（台湾）高中国文课本是否受台湾中学生欢迎。 4个成年人担任会议的主持者，他们依次是：《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编辑陈晓怡、朱云丰，建国中学教师杨鸿铭。与会学生则是建国中学（高中）三年级26班全体学生。 座谈的话题首先集中在“国文课（即大陆语文课）能给我什么？”“国文课的目的是什么？” 对这两个敏感问题，台湾中学生表现了惊人的大胆泼辣，发言如力撞洪钟（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后皆同）—— 曹永正：国文教育应该要帮助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国文课并未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选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讲的不外是“忠孝节义”。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号称黄金时代的春秋战国，却是诸子尽出、百家争鸣，国文课本应该可以把各家思想都选进来，让我们去比较，选择合乎自己兴趣、需要的思想，没有必要预先设置好个模式，叫大家跟着走，这样不过是训练一群只会读书的驴子。 沈家庆：现在的课程缺乏整体系统性，比如“文化基本教材”，难道我们的文化只有孔子和孟子思想吗？编书者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只是叫我们去读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觉得编者可以尝试把中国各家重要思想，取其精华，用白话文加以述评，并举例说明，使我们能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得到对中国文化概括、整体的认识。王文聪：我认为“国文”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 刘建宏：现在国文课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取材不均匀，中国历代文人这么多，好文章必然也不可胜数，我稍做统计发现，六册的国文课本，以民国的文章居多，占了30％，唐、宋各占10％，其它各代则都不足10％。在作者方面，唐宋八大家共选17篇，独独曾巩未被选入；民国以来，国父（孙中山）、蒋中正、蒋经国的文章也占了9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是教我们要忠于国家，又如罗家伦《对吴稚晖先生致最高的哀敬》，则是叫我们去崇拜伟人。像这类文章占去太多篇幅，对我们学习国文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帮助，应该予以删除或移到“公民”、“三民主义课本比较合适。 对于“谁在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这个问题，台湾中学生更是深刻犀利，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蔡子禾：国文课应该是教导我们行事的法则，譬如《论语》中孔子阐述了许多道理，但很少能引起同学共鸣，这是因为我们的教材，将孔子过分神化，就像国父、蒋中正确实做过伟大的事业，但他们也是人，也有缺点，而现在的课本却太标榜圣贤，徒然引起我们的反感。 萧必沛：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本来在国文课本的编辑宗旨里有“发扬爱国精神”一条，但事实上国文课本应该不是发扬爱国思想的地方，何况就文章风格、作者的多样化而言，这些政治文章取代表性即可，但现在的每一册课本竟然都选择了一至二篇，这无异是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 李宜泽：为什么要选政治性文章？我想这或许是编书者害怕“权威”的心理，他们可能也不希望选这类文章，只是迫于现实不得已。 王世晖：因为课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蒋中正、蒋经国、国父三个人写的，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会写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想又是那一套。我想他们既然称得上是一代伟人，就应该有其他表达他们思想、人格的地方，而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时宜，徒然导致反感，同时现在也不需要再灌输那些“革命”之类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国文课时灌输。甘士欣：国文课本编辑要旨里所谓“激发爱国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义里也很教条，倒不如把国文课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过去，然后好好改进公民、三民主义课本的陈述和教学方式，到那里去进行思想教育，至于国文课本就留给真正的文学吧！ 最后，经与会全体同学认真讨论，评选出了国文高中课本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叫人反感的文章—— 台湾国文课本文章排行榜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课文前五名： 《纵囚论》（欧阳修） 《赤壁赋》（苏轼） 《留侯论》（苏轼） 《哲学家皇帝》（陈之藩）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最具启迪性的课文前五名： 《纵囚论》（欧阳修） 《留侯论》（苏轼） 《哲学家皇帝》（陈之藩） 《谏逐客书》（李斯） 《意念的表达》（夏丐尊） 最不喜欢的课文前五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 《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 《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革命哲学》（蒋中正） 《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看来，台湾中学生认为，对国文课本和教学危害最大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伟人。 这次精彩的座谈会，共发出问卷57份，其纪要题为《我有话说——建中学生谈高中国文课本》。据当时座谈会主席《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说，将它转呈给了台湾“国立编译馆”（相当于清翰林院），并发表在《国文天地》杂志。而今9 年过去了，台湾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到底因为这次座谈会有所改变没有呢？《拯救中学语文》在收入这篇座谈纪要时，没有详告，有心人可以自己去查验。透过这一台湾中学生座谈纪要，人们可以发现，大陆和台湾的中学语文（国文）教材虽有诸多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一致的，即皆由执政者制定统一教材（在私有经济为主的台湾，这一点尤为奇怪），两岸中学语文教材内容皆是“政治挂帅”。 3.北京大学有一个同题对话 无独有偶。8 年零6天后，也就是1998年12月12日，台湾海峡这边北京大学也有几个人对大陆中学语文进行了一番对话。相比之下，这一次的对话无论主题还是对话者，都比台湾那一次高出许多。 此次的对话地点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书斋，对话者共4人：钱理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余杰及弟子摩罗、杨帆（女）。对话由摩罗打“前锋”，钱理群打“中锋”，余杰打“后卫”，杨帆“场外记分”（录音），齐心协力穷追猛打“中学语文”。关于大陆“中学语文”与“台湾国文”最大的相似处，，从余杰的意见与台湾中学生的批评不谋而合最见分明，也特别令人产生悲哀的苦笑。请听这一段录音——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就进语文课本。毛泽东占的比例非常大（共有13篇），周恩来、刘少奇的也进来了。还有邓小平的，江泽民的，等等。 钱理群：这其实也是把语文课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 余杰：鲁迅文章的选编问题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具体选哪些，都应该按照中学生的接受能力重新研究。现在许多中学生都反映学鲁迅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最好的是敬而远之，更多的有一种逆反心理。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是的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不考虑中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余杰：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 说应当有3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 钱理群：这是60年代“息封灭资”的重要产物。教育目的体现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意义阐释上。 余杰：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钱理群：语文教材的编选和我们的学术研究脱节很大，基本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6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有两个背景，一是“息封灭资”，二是受俄国日丹诺夫影响。日丹诺夫有一个理论，即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进步性，可以借鉴。文艺复兴至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最高峰；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学则是完全反动的，这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作品。 远远超越台湾人对“中学语文”批判水平的首推钱理群先生，他是这次对话的灵魂人物。面对摩罗和余杰两位后生，他既有近40年语文教学经验（中专18年，大学18年）的质感与微观，更具思想者的高屋建瓴，宏观远虑，其深沉的意见首先从“中学语文”的背景——中国大陆教育理念问题入手。 请听录音—— 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有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我们的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软件上。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开句玩笑说，毛泽东将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最大问题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失误。 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摩罗：比完全的政府办学要好，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大学尤其如此。 钱理群：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你很难说1949年后不重视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与启蒙意义的世界观教育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次对话纪要的执笔者摩罗，也因为执教中专语文多年，对于“中学语文”应有的教育目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摩罗：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力就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权利。帮助每一个人最切实最完整地实现这样的权利，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当然教育还有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特定内容，包括作为政权而存在的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某一部分合理要求，也应受到适当的尊重。比如在目前的人类游戏规则中，要激发公民有足够的爱国心来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教育目的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次要的一小部分。大陆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切断了学生同人类文化的联系。 文革时在这方面走到了极点。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沿着反“封、资、修”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在“烧书”这一层面已经大有改观，但教育的观念还是老样子。我们的教材仍然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只有一种东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而且用一整套考试制度强制你接受并相信这一种东西。学生因此只能拥有最单一的知识、最单一的观念。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我们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荒芜状态。教育本来应该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可是我们的教育偏偏从内部窒息了人们的潜能。 钱理群：知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古希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建立一个人学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最终还是落到对自我个体生命的认识上来。这两个方面都应注重，不可偏废任何一面。而我们的教育在这两方面都出了大问题。在阉割人类知识上我们走得太远了。即使有极少数知识有幸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被我们歪曲得面目全非。比如《项链》被我们理解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这就是用意识形态变化的讲法来歪曲人家的艺术创造。我们的教育太漠视人类心灵。列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是“七分无用三分有用”，这种“用”的观念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用的，于是我们的教育无情地压抑人的相象力和创造力，使人成为书橱，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这方面也有教训，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就要导致荒唐论结论和结果。他有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人”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的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人的群体性，企图完全扼杀人的人性。 钱理群最后一言以蔽之：当然，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人文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一个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说的那样，“有了这碗酒作底，什么都能对付。” 摩罗接着表达了他最大的激愤，钱理群把摩罗的激愤归结为对活命哲学的批判—— 摩罗：所以我们对于目前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就要放到本世纪下半期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来理解。我们大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流氓文化膨胀的历史时期，中学语文教育承担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 钱理群：准确地说是培养未来的“奴隶”和“奴才”。这种教育使得支配人们操行的，一个是现实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活命哲学。活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致命的地方，人们常常放弃所有的价值，一心只追求怎样能够活下去。 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对“中学语文”的关注？钱理群的预测难以乐观—— 摩罗：看目前社会上中学语文的重视，可不可以把它推到乐观一点的程度，显得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觉悟。比如讲假话的方式，面对世界的虚假态度，是不是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才关注到中学语文这里来。 钱理群：这很难说。 摩罗：我知道你会给出一个悲观的回答，其实我也是很悲观的。既然现在有不少人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方面的问题，大概就少不了要谈论对它进行改革的问题。你觉得这方面的改革首先要注意哪些问题？钱理群：我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开局要机警，行动要谨慎。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么不改，要么改起来就乱来。有的问题反映一强烈，某个领导一句话就变了过来。语文教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是要积极地宣传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体操作上是一定要谨慎的。这里面还有许多需研究的问题，例如语文教育的各种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教材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语文教育是在中国大环境下进行的，改革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问题，许多教育部门印刷大量教学参考资料是赚钱的手段。而这些教参都很糟糕，又对教育起直接的影响。应该把教学部门与教材、教参的经营脱钩。改革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利益的问题。而利益比我们所讲的更起作用。 钱理群、余杰、摩罗关于“中学语文”的三人谈，被整理为《中学语文教育弊端及其背后的理念》，全文作为《拯救中学语文》一书序言。（未完）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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