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冰心 —— 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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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两位文学的巨人,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人们也许知道他们共有的许多优秀品质,但是却未必知道他们之间的没齿深情。丹晨老师的文章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两个智慧、正直的心灵在撞击中产生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体现了人类最珍贵的--友谊。 编者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诗《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 但是见到冰心却是11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和激情。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2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 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入干校,在极左思潮恐怖的统治下失去联系11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恢复了通信。 到了1980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 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1985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 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 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1989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在祝贺冰心九十华诞时,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的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伟大的作家,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寓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患,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感情上的交融,使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他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十卷本后喜欢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指巴金从来不领国家工资,靠稿费为生--笔者注),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她把他们之间形容为“金坚玉洁的友情”。其实,应是“金坚冰洁”才更贴切。巴金曾引用鲁迅给瞿秋白的题词来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给他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情。 从1980年4月访日到1999年3月冰心逝世的19年中,巴金和冰心因地处南北,受到空间的间隔,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 完全依靠书信交流来沟通心灵,倾吐衷曲,几乎没有中断。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无疑会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这两位文坛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一段佳话。丹晨 2001/01/23 生活时报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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