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谈文学创作——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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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我和文研所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老作家巴金的寓所。七十八岁高龄的巴金到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他身穿棉衣,虽然年迈,但思路十分敏捷,记忆仍然清晰,亲切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您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何时?最早采用的文学体载有哪些?在《文学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诗和小说(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创作? 答:我最早写的长篇小说,是一九二七年写的《灭亡》,当时住在法国蒂埃里堡,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一九二八年写成,登在《小说月报》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还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一九二四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 问:刚才您说过,您的第一个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写的,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是一九三年前后开始的,是不是这样? 答: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说是《灭亡》。我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写了《灭亡》,一九二九年写了《洛伯尔先生》几个短篇,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一九三一年写得最多,写了《家》等好多作品。 问:请谈谈您在创作前的理论准备和艺术积累上,对哪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感兴趣?您喜欢文学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因为我不是准备好去做作家才去读各种书,才去写作。我是在生活中有了切实的感受才要抒发,要表现,有兴趣就多写一点,没有兴趣就少写点。 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我倒是翻译过一些东西,譬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还有高德曼的《论现代戏剧》,发表在开明书店编的《一般》和《新女性》杂志上。 问;迄今为止,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哪些? 答:三本比较满意的书是《家》、《春》和《秋》,还有《憩园》和《寒夜》。在我写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因为我对里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写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满意,又譬如《萌芽》也是这样。相反,非常熟悉的题材就写得比较好些。 问:您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您觉得您的个性气质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突出影响?您怎样看待作家个性气质和自我完善的问题? 答: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要求自己说真话,要求自己对读者负责,至今我还觉得自己过去有时做得不好。 我喜欢俄国作家赫尔岑,他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我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问:您是采用外国题材最多的一个现代作家,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外国生活过,对外国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怀念那段生活,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因为国民党限制很严,文字检查,我就用外国题材来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时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欧洲生活的,象《洛伯尔先生》、《房东太太》都是这样。 问:在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静淑等,他们有没有模特儿?他们所组织的宣传、罢工、暗杀、辨论等,在生活中有没有真实事例? 答:这个问题在小说总序中已经谈过。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对《家》里写的生活我比较熟悉,原型较多,就比较真实,不熟悉的编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问:您的前期创作活动持续了二十余年,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后暂时停止了? 答: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写完《寒夜》后,当时忙于搞编辑,搞翻译,事情很杂、很多,而写作的时间就少了。 解放后我想换支笔,写点新的生活,这要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会活动多,深不下去,写作也就有限了。 问:请您谈谈自己选材、构思、描写的习惯与体会。 答:这个比较难说,最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走文学道路,家里希望我学工,然后扬名显亲,可是我走了另一条路。我说过《家》里面高老太爷和觉新两个人完全真实的,觉新就写了我的大哥。我对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写的时候比较顺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写出来了。我写的时候不是苦思苦想编造出来,我有生活,有感情要发泄,就自然地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问:您的小说创作几十年来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您认为哪些关于您思想与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是较深入的? 答:很难说,我看得不全。陈丹晨的那本书送来后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看,只把书中一些和历史事实明显出入的地方指出来,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评论家以作家作品为题材。研究的对象不同,评论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独立思考。写书总是写作者自己的观点,我不好说别人这样写那样写。研究我的专著,听说南京有人写,四川也有人写了。 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对您的文学创作活动有较大影响? 答:我平时也不大出来参加什么会议和活动,就关在家里一个人写。都由我的一个朋友和文化界接触,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写了什么就交给他带去,编辑部有许多要求通过他转达给我。 我喜欢鲁迅的作品,愿意追随鲁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对我有影响,不过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我喜欢他的《女神》、《三叶集》,后来茅盾的作品陆续发表后,我也开始喜欢他的作品。 在现代作家中,曹禺、沈从文、靳以和我是比较熟悉的。 问: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国《世界报》记者谈话中,谈到您读了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很爱感动。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是的,当时罗曼·罗兰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看到托尔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甚至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就写信请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信复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团结,为了使人变得好一些、善一些,是为了对人类进步有利,是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统一的。我当时看了十分感动,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托尔斯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要说真话。艺术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们变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外目的才写作的。 但是托尔斯泰走到了极端,他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我却认为文学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对人类进步起作用的。 问:您说过:“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就是让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我认为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让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个性发展。我记得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着他们。我不象茅盾那样写过详细地提纲,当然各个作家的习惯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情一下子写下来,着眼于人物的命运,人物自己活动起来。我把文学作为武器攻击我的敌人,攻击旧制度。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家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 问:您最近还在写作吗? 答:是的,我还在写,不过身体不太好,写字困难,写得比较慢。 原载1982年4月1日《文学报》第53期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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