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乾的故事资料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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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1910.1.27～1999.2.11），原名萧炳乾。 化名萧若萍，笔名：塔塔木林、佟荔。蒙古族，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1926年在北京崇实中学学习，参加共青团，任崇实中学学生会主席兼校刊编辑。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学习，1931年任英文周刊《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文艺版主编，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毕业。开始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兼旅行记者。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当研究生，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遍英伦，1944年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大量通讯和特写。1945年赴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46年回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文艺报》副总编等职，1954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196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萧乾先生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特写、随笔及译作。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1998年10月出版的《萧乾文集》（1－10）收集了他的主要著译作。作品《老北京的小胡同》也被列入2013上海市初中七年级语文第四单元风俗世情的第十四课。 1910年，萧乾出生在北京一个贫民区里，他是蒙古族人。少年时代的萧乾生活十分贫苦，他不仅没有玩具，没有书读，甚至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着落。13岁的他就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当时的欧洲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去还是不去呢？经过再三考虑，萧乾还是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7年，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历史，这位老人总是感到很自豪。正是他使当时的中国及时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碑”。 正象人们熟悉的那样，萧乾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位重要作家。早在30年代初，他就因长篇小说《梦之谷》而名噪一时，还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等。他非常珍惜自己早年所写的小说，觉得这是他人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正是写小说使他开始了创作生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萧乾返回祖国，先后从事报刊编辑和文史研究工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有《莎士比亚故事集》，曾销售近一百万册，此外有捷克作家哈谢克（HASEK）《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chwiek），英国作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他还因为翻译易卡生的《培尔．金特》（PEERGYNT）而被授予挪威国家勋章。而最让人惊叹的是，在80多岁高龄时(据译林出版社《尤利西斯》最新修订本序——文若洁撰，夫妇俩是于1990年八月开始着手合译），他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最难懂的巨著”——爱尔兰小说家乔尹斯的《尤里西斯》，令文坛和世人瞩目、惊叹。晚年的萧乾，勤奋笔耕，写了大量散文、笔记、随笔、回忆录等作品，同时，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文化战士，他还几次出国参加国际作家聚会。评论界一致认为，萧乾的作品，真诚坦荡，深邃警醒，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萧乾是一生用“心”写作的人。而他自己则认为，自己这辈子的处事原则之一，就是讲真话。萧乾一生历经沧桑，就在他90诞辰前夕，反映他一生创作和翻译成就的10卷本《萧乾文集》出版，320万字的文集，包括了小说、散文、特写、杂文、回忆录、文学评论和书信，让读者得以欣赏他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部分作品。 1979年8月，已尽古稀之年的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创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踏上了赴美征程，并应邀赴几座大学做巡回讲学及参加文化团体座谈。1980年初，萧乾回到大陆，将这一次出访的见闻写成系列随笔《美国点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共10篇。为《萧乾文集》第二卷。 甜蜜折磨 萧乾在北新书局看过一些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爱情小说，一颗心也为书中的一些情节和对话而颤动过。但萧乾同异性没有过接触。一次圣诞节，看女校演戏，曾为一个扮演天使的姑娘所倾倒。然而萧乾连她叫什么也不知道，她更无从晓得观众中有萧乾这么个崇拜者。 这家学校分高中初中。萧乾每周担任二十来节课，从初一教到高三，学生中甚至有比萧乾年长的。上课用的是赵元任的《国语课本》。为了使课堂不至于太沉闷，并启发学生对国语产生感情，萧乾还特别选了黎锦晖编的一些小歌剧，作为辅助教材。当学生们对国语从冷漠变得热烈起来时，萧乾就帮他们组织起一个以提倡国语为宗旨的“天籁团”。就在这个团排演一出独幕剧的过程中，萧乾同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生之间产生了超出师生关系的感情。 事情发生在话剧演完之后的庆功会上。一出戏演成功了，参与者紧张地劳累了一段时候，都愿再欢聚一下。记得那晚月色朦胧，晚会是在学校草坪上开的。学生们一个个上来唱歌，跳舞，讲笑话。快结束时，有人提议萧乾也来表演点什么。这很突然，萧乾事先没有准备，就唱了老姐姐教萧乾的《小白菜》。那是一首描绘孤儿生活惨景的小曲。不料萧乾还没唱完，就听到了嘤嘤的啜泣声。哭着的正是萧曙雯。事后萧乾才知道她自己也是个孤儿。她那位当中医的爸爸续弦后，她在家里成了个受气包。小学毕业后，由于交不起学费，就去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一天，原来的小学校长遇到她，答应供她念初中。那时她就是在校长的资助下求学的。最能把两颗心拴在一起的，莫如共同的遭遇了。萧乾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情。萧乾们曾偷偷在月下去海滨散步，一路互吐着情愫。在山脚乱石间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坐在那嶙峋的岩石上拥抱和亲吻。南方姑娘喜欢打赤脚。有一次萧乾伸手去摸她那白嫩的脚，说：“真可惜，北方姑娘总把这么美的部分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她微嗔地说：“碰上你这样的男人，就应该用布包起来才好。” 西洋人说爱情是“甜蜜的折磨”，是“傻子的智慧”。对萧乾来说，它更像一颗好吃而扎手的毛栗，或蜜糖裹着的苦果。很快，萧乾就尝到它的苦味了。 一张血盆大口一直隐藏在那里，准备吞噬她。原来那位校长绝不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他早就存心要霸占她。回到北京后，萧乾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国文专修班，但在他的指使下，所有萧乾寄给曙雯的信都被扣留了，他也不准她写信给萧乾。左盼右盼也盼不到回信，萧乾预感到了不祥。1930年初夏，萧乾丢下学业，借钱买船票，只身返回汕头，辗转设法在潮阳乡下一家小学里找到了她。那个歹人正以求婚者和债主的双重身份对她施加压力。这情形她没有据实告诉萧乾，只是无限怅惘地面对着萧乾。萧乾硬把她的行李搬到汕头，买了两个人的船票，约好一道北行。然而上船那天早晨，她失踪了，只留下一张劝萧乾立即北归的短信。萧乾认定她变了心，足足咒骂了她好几年。1937年，萧乾动手写了《梦之谷》。在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的结尾，萧乾把她描绘成一个没有灵魂、无情无义的女人。 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2月，萧乾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完学路过汕头时，才晓得当时那个居心不善的校长曾威胁她说：“要是你们两个人一道上船，我就把那小子干掉。”他是那里的地头蛇，当天在码头上确实做好了这样的布置。曙雯为了不让萧乾为她送命，才违心地写了那封绝情绝义的信。萧乾在小说中错怪了她，其实她完全是由于爱萧乾而丢弃萧乾的。这是萧乾在刚进入青年时期就饮下的一杯苦酒。 记者时期 《大公报》是萧乾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也是萧乾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为萧乾提供了实现种种生活理想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老师约萧乾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先生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萧乾原是在杨（刚）、沈（从文）二位主编的《文艺》上同报馆发生关系的，他们很自然地成为萧乾的引见人。 当时《大公报》除了以青年知识界为对象的《文艺》，还办了个以小市民为对象的《小公园》，先后由何心冷及马二先生主持。另外，报纸还有11种由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主编的学术副刊，胡总经理当时想物色的是一个既编《小公园》，又兼管那11种副刊发稿工作的人。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萧乾的设想。但是萧乾明白一个青年初出茅庐，不能挑肥拣瘦。同时萧乾也估计到，倘若把雇主规定下的任务全完成后，提出额外再讨点活儿干，他只有欢迎，绝不会拒绝的。因此，萧乾就问：“要是萧乾能预先把《小公园》编出若干期，您肯不肯临时找人替萧乾发发旁的副刊，放萧乾做点外出采访的工作？”老板听了，知道他收下的大概不是个懒汉，就眉开眼笑，一口答应了萧乾这个要求，并且说定7月1日走马上任。北平之外，以前萧乾曾到过上海、汕头和福州。这是第一遭去华北大商埠天津。一出东站，人山人海，乱糟糟的。同北平的东车站差不多，只是街道窄多了，人讲话嗓门大多了，这里胡同变成了“里”，街变成了“道”。洋车一拐弯，进了英租界，立刻整齐许多。只是同上海一样，站岗的都是些头上扎了红布、满脸胡子拉碴的印度巡捕。又一转，进了日租界。窄巷里挂的净是些写有妓女艳名的木牌。一下子就又拐入了《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洋车拉到三十号路，就在临街的一溜两层灰砖楼房跟前停下了。一抬头，《天津大公报》的木牌赫然在目。 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然那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只是个长长的统间，一排排地摆了五排三屉桌。迎门两排是由曹谷冰、许萱伯和王芸生坐镇的要闻及社评版（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老板另各有小办公室），然后是国际版的赵思源、马季廉和费彝民，再进去是本市版的张逊之、何毓昌和高元礼。副刊和体育等在最后一排，（所以是“报屁股”！）校对和译电人员则挤在角落里。 胡老板把萧乾作为“生力军”一一介绍给各版的同事———那是下午，上白天班的全在，上夜班的也来照个面儿。萧乾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彼此打量着。 编辑部里这时正弥漫着浓烟，到处还飞着煤屑。原来它的正对面便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报馆就在发电厂那高大烟囱的阴影下。 宿舍是个方形房间。正好每个角落放一张床，中间摆一张公用的书桌。晚上会到屋友，才知道萧乾们四人恰好来自四家不同的大学：南开、清华、北大和萧乾这个燕大的。年龄相仿，同背景，自然很谈得来。他们大致向萧乾介绍 了这家报馆的机构：真正的东家吴鼎昌新近才辞去职务，去南京当实业部长了。他们也只见过一次。守在报馆的是胡霖和张季鸾，两位基本上是这么分工：胡主管经理方面事务，张主持笔政，但分工并不严格。下面究竟有几大金刚，他们也说不准，他们告诉萧乾，《大公报》的一个特点，就是管经理部的有时也写社论，而负责编辑部的时而也过问经理方面事务。编辑部里好像分胡派张派，自然还有更硬的吴（鼎昌）系的人。不过，他们也搞不清，因为他们采取独善其身的办法，不参加报馆里的生日会，也不搓麻将。萧乾听了，十分赞成。实际上，萧乾们也成了一派———大学生派。 1933至1934年间，萧乾在文学道路上拜了第二位师傅：巴金。他读了萧乾那阵子写的一些小说，对个别人物或情节也表示过赞赏。但是他嫌萧乾的视野太窄，要萧乾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关心社会，拥抱同类。他还要萧乾不仅要欣赏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视丑恶。在他的启发下，萧乾写了《道旁》等小说。 那一年，在《萧乾与文学》一文中，萧乾就开始认识到：“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1936年又在《忧郁者的自白》中说：“在师傅的鞭策下，萧乾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又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那趟塞北的旅行是萧乾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萧乾原想毕业后重返内蒙，而且也不是没有这种机缘。只是当萧乾一听说去了得当个官儿，萧乾就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从那以后，萧乾这个有意识地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荡开了。 亲历二战 1939年9月，英伦三岛上空尚未出现敌机踪影时，伦敦大学当局就遵照政府命令，失魂落魄地疏散到剑桥。转年在大轰炸的前夕，它却迁回伦敦。校内不少人自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啧有烦言。 萧乾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当然萧乾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但出于职业（记者）本能，萧乾又庆幸伦敦大轰炸时，萧乾能在场。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1000架次。8月20日那晚，竟出动了7900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那阵子夜夜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也得狼狈地四处找地方隐蔽。汉普斯特德的住所被炸了，到友人家去度周末时，房子又中了烧夷弹。然而萧乾看到的是800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也在挨太阳牌敌机狂轰滥炸的重庆同胞。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萧乾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萧乾确实有点使命感。大轰炸之前，来自中国本土的庚款留英学生均已陆续回国了。那时留在伦敦的中国人，除萧乾之外，主要是十几位马来西亚华侨和使馆以及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萧乾又是旅英华人中唯一的记者。朋友们每提到萧乾在1944年联军大反攻期间当上随军记者那段往事，就认为萧乾准是出入于枪林弹雨之间，冒了好大风险。事实并非如此。萧乾这个人胆子不大。可是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萧乾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萧乾平素大大咧咧，那会儿可丝毫也不敢冒失。 妄图称霸天下的歹徒野心家，总以为可以凭借残暴的狂轰滥炸来征服酷爱自由的人民。大轰炸却恰恰使英国人民抱成一团，攥成一个拳头。打那以后，人们都铁了心，再也听不到苟且偷安的议和声了。一度传说曾主张向希特勒乞和的退位爱德华第八世，也毅然赴百慕大去就总督职。 萧乾是适逢那个岛国在物质生活上最匮乏的时期旅英的。足足有六年，每月吃不上一磅肉，每年只配给两双袜子。朋友请吃茶，得自带糖和茶叶各一小包，香蕉只见过泥塑的。然而在精神方面，那正是这个民族最光彩的时期。在大毁灭的威胁面前，他们昂起头，挺直了腰杆。 这就不能不令人记起当时为英国人民掌舵的丘吉尔。 交往斯诺 1928年，斯诺怀揣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的介绍信来到中国上海，成为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助手，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和“统一报业协会”的驻东南亚记者，从此便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1933年至1935年，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开了“特写的写作”课，此时萧乾刚从辅仁大学西语系转到燕大新闻系，成为他班上的学生。 课余时间，萧乾协助美国青年安澜编辑《中国简报》，这是一份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动态及社会大众之趋向和背景的英文周刊。斯诺看到了萧乾为《中国简报》所写的有关中国新文艺的介绍。此时的斯诺，通过与鲁迅和宋庆龄等人的接触，对中国新文艺运动有了初步认识。想把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在姚莘农（姚克）的协助下，他把鲁迅自选的7篇小说译成英文，作为英文版《活的中国》的第一部分，又邀萧乾等人将茅盾、丁玲、柔石、巴金、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译后作为第二部分收入书中，其中还有斯诺点名要的萧乾自己的作品《皈依》。译文发表后，斯诺曾将满满一信封的钞票塞给萧乾，说是他应得的稿费。萧乾说，通过斯诺的加工润色，他所学到的远远超出他付出的劳动，坚决不肯收。 1935年7月萧乾毕业时，斯诺夫妇送给他一皮箱英文书，可惜焚毁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中。 当年，斯诺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通过大量通讯报道，反映中国民生凋敝的现状，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赴东北采访。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他又在现场目睹了上海4万多工人举行的反日大罢工，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题为《远东战线》的报告通讯集中，斯诺揭露了日本“不宣而战”的事实真相。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他和夫人海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之下。那时萧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从当晚的新闻电讯稿中获悉游行的壮举以及学生被殴打受伤一事，次日赶回北平，陪斯诺夫妇走访几家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同学。当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但仍在燕大兼课，积极从事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传播到全世界。 1936年6月，萧乾采访了在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岂料报道见报时，新闻检察官把萧乾所写的访问记中关于谴责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暴行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赞扬的内容统统砍掉了。萧乾将此事告知正在上海的斯诺，斯诺立即让萧乾写封介绍信，他立刻去会见冯玉祥将军。不久，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就刊登了东京政府向南京政府强烈抗议的消息，指责冯玉祥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对日本不友好的言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萧乾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兼《大公报》驻英记者，斯诺则在中国工作到1941年2月。他和路易•艾黎等人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从内蒙到云南，开办了2300所小工厂，为后方生产纺织品和日用品，为前方制造手榴弹，缓解了战时物资的短缺和失业问题。 斯诺回美国后，3次到白宫去见罗斯福总统。每一次会晤，他都强调美国应力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携手建设新中国。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8月15日巴黎解放。入秋，携带着美军随军记者证的萧乾，在巴黎的斯克里勃旅馆走廊里偶然遇见了斯诺。萧乾正要随美国第七军向莱茵挺进，斯诺则是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6位美国记者之一。那一次他是特意从罗马尼亚赶到巴黎来观光的。旧友重逢，他们在酒吧间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个下午。斯诺告诉萧乾，《皈依》备受美国读者的重视，因为它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他深情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当萧乾问起海伦的近况时，斯诺没有正面回答，萧乾隐约感到这对夫妇的感情可能出了问题。他有些替海伦抱屈。他说，海伦刻意让斯诺在旅华的洋人中穿得最考究，为斯诺不知操了多少心，而斯诺只顾工作，完全不在乎吃穿。 1993年4月，萧乾在家中接待中美合拍《斯诺》影片的摄制组，讲述他与斯诺的交往。但此片终因资金短缺而搁浅。 萧乾在与斯诺的交往中，对他善于观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钦佩不已。1936年，斯诺在《星期六邮报》上预言：“日本不久要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该报上预言，殖民主义必将灭亡。 从斯诺身上萧乾学到了作为新闻记者的优秀品质：揭露邪恶，反对横暴，扶持正义，捍卫真理；到民众中，了解他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向往什么，憎恨什么。[5] 七十不惑 萧乾曾羡慕过那些有家谱的人。他们不但能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背出自己的父亲、祖父以至曾祖父的头衔官职，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说来可笑，关于萧乾的身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还是靠萧乾淘气兜出来的。 穷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实还是更淘气，这问题就让社会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去探讨吧。萧乾只记得自己小时爬树上房，逗猫追狗，难得消停一会儿。一回把个堂姑气急了，她脱口骂了萧乾一声 ：“你这个暮生儿的！” 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可萧乾就只有位寡妇妈，萧乾刚懂事就听她说过：“你爹早就死啦。”所以，别的孩子有爹而萧乾没有！可萧乾从来也没想到问问萧乾爹是什么时候死的，那当儿萧乾多大。被骂作“暮生儿的”之后，萧乾就拽着萧乾妈的大襟，死乞白赖地刨根问底。这才知道，原来在萧乾呱呱落地一个月前，萧乾爹就撇下萧乾们娘儿俩走啦。 那年月既不兴身份证，也不讲究出生登记。可是小时候每到腊月十七，说萧乾长尾巴了，就得一位位地给长辈叩头。照例先作个揖，跪下来，连叩三下。萧乾妈妈还总是让萧乾先给婶婶叩，接着是老姐姐、三堂兄，最后才轮到她。为了谢谢她的养育之恩，每回萧乾都给她叩上九个响头。所以萧乾早就知道自己按阴历的生日。那时候可以拿皇历算卦。一到年下，新皇历下来了，就算卦玩。算卦先得说出出生年月，是妈妈替萧乾报的“宣统元年，属鸡”。 因此，萧乾一直认为对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过了。可是1939年为了去英国在香港办理护照的时候，麻烦来了。移民局非要萧乾按阳历填出生年月不可。萧乾对着那张表格发了好一阵子愁。一时又找不到阴阳历对照表，萧乾只好胡填了。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萧乾可不愿当他的子民！所以萧乾索性把年份写成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呢？权将阴历改成阳历吧。于是，萧乾的生辰就成为1911年12月17日。 谁知这么一来，就得改下去了，7年在国外，无论领配给证还是住客栈登记，都只能照护照来填。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那时又是个机会。可萧乾为了图省事，就又照填了。1958年北京大搞普选的时候，又为萧乾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机会。有位户警到萧乾住的前圆恩寺院子里大声喊：“谁对阴阳历出生年月没把握，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萧乾还真的动了一下心。怎奈那时候萧乾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闻的大右派，前途一片漆黑，哪还有心思去理会自己的出生年月！还是1979年访美，在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家里谈起萧乾这个生辰问题。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过一本阴阳历对照表查了查，告诉萧乾应当是1910年1月27日。那年萧乾刚好交七十。活到七十岁，萧乾才闹清楚按照阳历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尘世的！ 姐弟亲情 萧乾在他80多岁时去看冰心，还能把《繁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从来不写诗，也不背书，可见《繁星》是在他很小时候就耳濡目染记住了的。”作为萧乾的夫人，文洁若介绍说，萧乾一直把冰心当作大姐。萧乾11岁时，与冰心弟弟谢为楫同在崇实小学读书，“当时的冰心就已经是个耀眼的诗人了”。那时的萧乾放学后常常连家都不回，背着书包就和为楫一起到剪子巷中的谢家去玩。 萧乾初中毕业时为了维持生计，进了北新书局当练习生。书局出版了《寄小读者》，给冰心送稿费的就是萧乾。他把冰心的稿费用手绢扎牢在手腕上，一路汗涔涔地骑到剪子巷，还偷偷告诉冰心：书局的实际印数比版权页上写的要多好多，书局在欺骗作家。 萧乾原名萧秉乾，由于“乾”字也可读作“干”，在小学里他就得了个绰号叫“小饼干”。冰心从弟弟那里得知了这个绰号，直到70多年后，冰心仍喊他“饼干”，而冰心的儿女们则叫萧乾作“饼干舅舅”，孙儿辈自然也跟着喊起“饼干爷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冰心的丈夫和3个弟弟相继去世，冰心有一次对来访的萧乾夫妇说：“我的3个弟弟都不在了，见了‘饼干’，就像见了我弟弟一样。” 冰心不仅是萧乾的大姐，而且一度还兼着“师娘”的双重身份。1933年，萧乾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读新闻，选修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课。当时冰心在燕京、清华两所大学同时任教，萧乾又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对于这个从小就熟悉的后辈，冰心对待萧乾就像是对待亲弟弟一样，关心他的生活和创作。而冰心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精神也对萧乾影响颇深。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文学创作上也时有交流。 1957年萧乾因为以亲身的经历写了追述过去书局的文章而挨批。不少人因为害怕被牵连，批萧乾时都上纲上线杀气腾腾。有两个人的发言却让文洁若印象深刻，一个是女作家杨刚，一个就是冰心。她们两人一个强调了萧乾的穷苦出身，一个追述了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的往事，都在曲折地保护着萧乾。文洁若也是冰心的崇拜者。 小说创作 小说集《篱下集》、《栗子》，中篇小说《梦之谷》。 萧乾小说的常见主题是表现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与不幸。如《雨后》有力地写出了一个为丈夫抛弃，又遭人蹂躏，被迫致疯的少妇的悲惨命运。《花子与老黄》从一条名为花子的狗与仆人老黄的相互映照中，写出十分忠厚的老黄终于被主人一脚踢开的悲惨遭遇。 收入《篱下集》和《栗子》中的小说有三分之一的作品的人生世相是通过儿童的眼光获得展示的，这给萧乾的小说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同时也染上了萧乾特有的忧郁。如《放逐》通过孩子坠儿的眼光与心理活动，揭示孩子对维护人的尊严的渴求。于是，通过儿童天真、自然的心理逻辑与他们的眼中展示出来的成人世界的人生逻辑之间的冲突，揭示社会的违情悖理与世态炎凉，就成为萧乾小说十分重要的特色。 萧乾小说中有着明显的政治上的愤激情绪与个人反抗色彩。《邮票》通过“我”与一个从东北转学来的同学对一枚“满洲国”邮票的不同反应及感情差异，表现出对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义愤。《栗子》则通过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的儿媳与身为镇压、仇恨学生运动的将军父子间得矛盾，写出“一二•九”运动对青年一代的严峻考验。 将记忆、感觉、情绪合成意境，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是萧乾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他的多数小说，取材于对往事的回忆。作者善于调动全部的感官经验，并揉进自己的情绪，获取特有的诗意效果。 综述 著名作家萧乾以8 9 岁高龄辞世。他的思想是一笔财富，他的译著《尤利西斯》曾引起不小的轰动。萧乾老人何以得享高寿?概括起来，主要有六“不”。 萧老喜欢听肖邦、莫扎特的古典交响乐，也爱听京剧、相声，有洋有土，中西结合。他还侍弄着几十盆花草和饲养一只多年的乌龟，日子过得很充实。 萧老有大量作品留给我们，坚持写作是他不变的愿望。萧老以我国唯一一位亲赴欧洲战场采写过二次大战的记者身份，赶写了欧战回忆录10 篇。他去世前，还张罗《收获》杂志的6篇专栏约稿。勤奋笔耕不息，是他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萧老喜欢结交朋友。有时，朋友们来家闲聊，既沟通信息，交流情况，也有助于事业的互补与合作。他还常与一些老同志保持电话联系，互致问候，彼此感受一种特殊的温暖。 萧老很早就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即：工作上要向强的看，生活则向不如自己的看。 萧老耄耋之年时，肾脏只有1/3的功能，许多药物不能服用，特别是治感冒的药。因此，他十分注意在生活规律、饮食调理等方面服从夫人的“管制”。他说，这是自己的福气。 死，对唯物主义者本无所畏惧，悟透了它，才能活得更清醒。萧老认识了生死的必然规律，因此，既淡泊身外之物，又尽力跑好人生的最后一程。他说：“我这一辈子活得还算欢快，相信将来去得也会踏实。” 萧乾夫人 萧乾夫人文洁若和青年作家谈萧乾、谈巴金，内容是怀旧的，言语却极轻快。文老总是很慈祥地笑着，直视发言者的眼睛，认真地听。 “萧乾还是题萧乾的话吧！”每次读者递上本子，她总是这样说。然后，用清新俊秀的“洁若体”工工整整地写上“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11个字——这是萧乾生前的自勉之言，也是萧乾夫妇与巴金70年友谊的见证。萧乾生前总说，“沈从文教会萧乾做文，巴金教会萧乾做人”；文洁若也说，“一生最大的幸运是认识巴金，他的‘说真话’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 文洁若一直以“萧乾的夫人”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有人问文老：“您做了一辈子‘萧乾先生背后的女人’，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光芒被遮盖了？”她不争辩，只是微笑着轻轻说：“萧乾愿意为他做事。别人做不也是做吗？” 每天坚持10小时 文洁若13岁就能看原版英文小说，是清华大学响当当的才女。历经岁月洗礼，文老坦言自己更喜欢写作，因为这更能表达自己，所以直到现在，她依然坚持每天工作10小时。譬如杭州之行，文老就是为了筹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书评书话》来的。她说，这本20余万字的书，算是她和萧乾的又一次合作——新书一半收录了萧乾先生的旧作《书评研究》；另一半是她自己多年来的文字积累，“有些零星见过报，大部分都没发表过”。 文老还说，自从1998年萧乾先生过世后，她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校对萧乾的文章，除了早已出版的《萧乾全集》，2010年她推出新书《萧乾家书》——“是萧乾、萧乾和儿子之间的书信集”。 翻译书目 好兵帅克（长篇小说）匈牙利哈谢克著，1956，人文、作家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长篇小说）美国菲尔丁著，1956，作家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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