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活说红楼梦》贾宝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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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到最后一刻 除却先天遗传的因素，养尊处优的特权兼优宠的处境造就了宝玉的俊秀，聪明和闲暇。“富贵闲人”既是对人生的浪费、人性的异化，又是对人生的尽情体味，尽情咀嚼，是人性的某种自由发展。家族的宠遇有加，使宝玉优哉游哉的结果是宝玉更游离于这个家族之外。他的优渥的处境当然来源于得益于家族，叫做得益于“天恩祖德”，得益于他的受宠。实际上他一切依赖于家族，一丝一毫也离不开家族。但受宠的结果使他完全不必要为家族操任何心尽任何责，一切的供应与服务对于他来说都是先验的、理当如此的、超出实际需要的故而有时候甚至是令人厌烦的。所以他不止一次与茗烟偷偷逃出贾府去自己愿意去的地方。第七回宝玉见到秦钟后立刻想到“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这想法好生突兀，正说明宝玉早已有的一种对自己的处境的厌烦。 也许是家族中上上下下的黑暗龌龊使贾宝玉怀着退步抽身的戒心。反正贾宝玉的自我感觉既是处于宠爱并落实为供应与服务的中心，又是家族中的局外人。第六十二回中，连“孤标傲世”的林黛玉都为家族的命运担忧，对宝玉说：“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一副局外人的心态。 至少在那个时候，贾宝玉完全没有感到为生存，为“出进”与“后手”操劳的必要。但他的悟性偏偏又使他过早地去思考生命与人生本身的种种难题。生老病死，再加上聚散福祸荣辱浮沉，使宝玉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与心灵的痛苦。在日常生活中，贾宝玉饫甘餍肥、锦衣纨，是个变着花样淘气取乐的宠儿。在感情世界与形而上的思考中，他却有无限孤独与悲哀，和黛玉以外的所有人保持着距离。 所以说，“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第二回)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的伤春，就够得上“乖僻邪谬”四字。他见到“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便“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想到“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光阴荏苒。花开没有几时便又花落，正如人的青春少年之短促难驻，特别是女孩子的青春红颜更易衰落。当然，这种时间的无情的流逝的后面还包含着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可避免的悲惨的死亡结局，这些感叹，实在是无分古今中外的全人类的一个永恒的叹息，大概也算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写到此，本不足奇。但表现在宝玉身上，则有他的特定性格化心理的表现。例如他对女孩子的出嫁总是特别感到惆怅，不知这和所谓“精神分析”是否有关。回忆笔者的“少作”《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都有年轻人对他人婚礼的惆怅心理的描写。后者还被一些好心的长者作为例证来分析小说的感情之“不健康”、之似乎违背了常理，遇有婚事，似乎只应雀跃道喜……这倒是很有趣的事例。笔者曾那样写可并不是受贾宝玉的影响。 时间的流逝使人长大，长大却也意味着青春的失落，意味着青春时代的好友的各自东西。普希金诗云：“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诗虽是给奶妈写的，却有更宽泛的感情内容与动情效应。宝玉对于聚散也是敏感的，连一只雀儿也使他思量第二年的花开时节会不会与再度盛开的杏树重聚，这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至少是“连雀鸟”了。说什么黛玉喜散不喜聚，宝玉喜聚不喜散，其实在聚散问题上二人的心情并无区别。黛玉所以不喜聚，是惧怕聚后的散，与其散了难过，不如干脆不聚，倒多了几分彻底。宝玉所以喜聚，是希望长聚不散，长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惧怕散。 宝玉的聚到最后一刻的遐想有几分浪漫，反映了他的比黛玉好得多的处境，在此种处境中不妨做一厢情愿的随想。第十九回他的下面一段话最为为人熟知：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一个年轻的孩子，想得这样天真，这样自我中心，却又是这样虚无，这样彻底的绝望，这样彻骨的悲凉，实在是很惊人的。 对于死亡、衰老、离散——中心仍然是死亡——的叹息也可以说是最廉价的、最普通的、最幼稚的一种叹息。在文学作品中，写死的残酷死的恐怖死的不可避免，本来不足为奇，但悟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重要内容恰恰是对于死亡的超乎本能恐惧的带有穷根究底意味的因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思考。许多宗教教义都是从这个生死问题讲起的，许多哲学学说也偏爱着或者不得不严正地面对着这个生死的问题。贾宝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委实与众俗人不同：不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并非没有这一面即“混着顽会子”的一面)，也不是积德修好求来生的美好；不是求长生，也不是“文死谏、武死战”以个体的拼死来实现自我价值。贾宝玉的思考也与众宗教不同，他不要地狱也不要天堂，毋宁说他相当程度地“唯物”，故而根本不相信不考虑彼岸之事。而这位不但饫甘餍肥、锦衣纨而且生活在姐妹群中、独享那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儿的爱慕的天之骄子恰恰对人生的体味是这样痛苦、这样消极、这样绝望。所以死后化灰还不够，而要化烟，风一吹便散。到第三十六回，他进一步说： 比如我此时果有造化……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及到“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之后，他进一步叹息说： 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在痛苦的、绝对不希望获得第二次体验的人生之后，是绝对的虚空，也只要绝对的虚空而再不要些许的啰嗦与沾连。茫茫人生苦海中唯一的慰藉便是众人的或各人的眼泪，是女孩子爱自己的真情。陶醉在这样的“情”中，结束痛苦的人生，这就是宝玉的“主义”，这就是宝玉的宗教，这就是宝玉的价值观。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当然太离经叛道，但从反封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这又算得上什么反封建什么叛道，甚至可以说这又算得上什么思想!这种唯情论和非生命论，不是宗教家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革命家哪怕是改良家的思想观念，不，它根本不能“入流”。它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一种直接的感情反应，或毋宁说这是一种艺术型浪漫型的情调。“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将宝玉归纳于“陶潜、阮籍、嵇康、刘伶……温飞卿、米南宫……秦少游……”之类文人之中，当然是有道理的。 是的，贾宝玉是个感情型的人。正是过分地感情化，形成了他的软弱，没出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也形成了他的“不知乐业”“似傻如狂”。对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家庭境遇给他的一切好处，对于一般人称为地位、享受的这一套，他其实是不重视的，他甚至常常从反面、从消极的方面叹息自己的富贵荣宠。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为他的不知好歹、不知创业的艰难，他的身上不但没有当年荣国公、宁国公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精神，连焦大的对于往昔的光荣历史的珍惜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作他自幼毫不费力地获得的超级物质提供的反效应，视作一种长期过食所引起的缺乏食欲。但从正面来说，这是因为他痛感生命本身的短暂、孤独、虚无，物质获得的超丰富性反衬了突出了他在精神上情感上的空虚和饥渴。所以他迫切地超过一切地需要感情，既需要感情的温暖获得也需要感情的热心奉献。与锦衣玉食相比，感情——爱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存在，更加真实的寄托，更加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人生一定要找到一点什么意义的话。 泛爱：为艺术而艺术 宝玉的精神生活集中在感情上，宝玉的感情主要寄托于与他年龄相仿的、严格地说是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转化的异性身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的名句把人生乃至万物放在浩浩茫茫的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很有概括力。可惜这样的概括对于宝玉并不怎么重要，他并不在意人生与天地、与百代之间的比照，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一生对于“天地”和“百代”是有某种意义还是全无意义。他追求的恰恰是此生此时此地的情感的依偎，他追求的是情感交流相知温暖沉醉的瞬间，他追求的是短暂的幸福与彻底的结束。脂粉丛中乃宝玉之逆旅，浮生梦里有姐妹之真情，这才是贾宝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大概有助于了解宝玉的许多情感现象。《红楼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回避宝玉的性心理的“肉”的方面。但宝玉毕竟与贾琏贾珍贾蓉薛蟠贾瑞有质的区别，那就在于，第一，宝玉非常尊重这些女孩儿，而不是像那些人那样仅仅把异性当做泄欲工具、当做鸡犬猫马一类的有生命的财物来占有、来糟践。第二，宝玉经常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异性的，对于美丽聪明灵秀的女孩儿，宝玉经常怀有的不仅是体贴入微，而且是赞叹有加，是倾倒于造物的杰作之前的一种喜悦、陶醉、乃至崇拜与自惭形秽。 这样，宝玉虽然不无爱欲，虽然与众女孩子特别是众丫环的厮混中不乏狎昵乃至“越轨”之处，但他对女性的整个态度仍然比较纯，比较重视精神、情感上的接近，比较文明。这和宝玉的悟性与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宝玉不喜读四书五经与做八股文，但他喜欢诗词歌赋，他深受诗的熏陶，他的感情生活是相当诗化的、被诗所升华了的，而中国古典诗的成就、魅力、“移情”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诗是大观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姊妹们一起做诗，是贾宝玉的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诗就不那么低级和庸俗，宝玉住进大观园后所写的“即事诗”便说明了这一点。“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倦绣佳人幽梦长”“帘卷珠楼罢晚妆”“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诸句，未必称得上是好诗，却毕竟是诗而不是薛蟠的“女儿乐，一根往里戳”。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宝玉发表感想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这里，宝玉的论点是，通诗就不俗，通诗就没有辜负老天赋予的情性，不通诗就俗。可见以诗作为划分非俗与俗的标准，宝玉是自觉的。 如果说宝玉与黛玉与袭人等的接近中自觉不自觉有一己的一定的性心理性追求作为内趋力，有一定的爱欲的目的，例如他两次引用《西厢记》中的“淫词艳曲”(林黛玉语)来表达比拟自己与林黛玉的关系；那么，他的广博的对于女孩子的泛爱，却经常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是无私的，或者可以戏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带几分纯洁，带几分洒脱，带几分清高，也带几分轻轻飘飘浮浮。他“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怕龄官淋了雨而忘记了自己被雨淋，能有什么目的？他动不动为不相干的丫环打掩护，又能有什么目的？“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可喜；“为艺术而艺术”，所以他终于只是一个“无事忙”，终于摆脱不了空虚。 结 语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简单结语： 第一，作为“纨”“膏粱”“富贵闲人”，贾宝玉的基本表现、言行记录、档案材料(如果我们为他建立一个档案的话)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对君对父对祖宗对长上，他或有感情上的隔膜直至格格不入，但并无叛逆忤逆言行。不但不叛逆忤逆，他是知忠知孝知悌知礼的，他是恭敬并且维护君父长上的。他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前提是维护并且比赴死的文武更加维护朝廷君王的名誉与安全。他虽然见了贾政像老鼠见了猫，但他从未反驳或背后“自由主义”地说过贾政一个不字。在贾母、王夫人、凤姐面前他是乖觉的。在贾琏贾珍贾蓉薛蟠冯紫英秦钟等人直到贾环面前，他也是随和的。乃至在奶妈、姐姐妹妹直到大丫头小丫头脾气好的丫头脾气不好的丫头“教育”他的丫头(如袭人)随他闹的丫头(如芳官)及众小厮老厮面前，他也是到处讨好，从不得罪人的。也许性格内涵根本不同，但是综观《红楼梦》，薛宝钗、李纨、宝玉、平儿都是最不得罪人的。也许薛、平是有心计的，李靠的是寡妇的苦行与槁木死灰的苦功。而贾宝玉无心抓关系学却得到了关系学的三昧与实效，实际就更高明，叫做高出一筹。无论如何贾宝玉的形象总体算不上叛逆。 当然，贾宝玉思想感情上有一些与封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首先，当时封建价值观已经崩落，已经丧失了实在的规范性与崇高性，已经当不得真。封建社会权力与财富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责任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普遍的责任感淡漠，而失去责任感本身便意味着失去道德约束与道德力量。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不独宝玉如此。其次，儒道互补也好，修庙敬佛也好，色即是空好就是了也好，都是封建正统所能容忍、所赖以调剂补充的东西。相反相成，互异互补，中国人是最懂这种辩证关系的。中国人所以能够保守，恰恰是因为能够灵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善兼善之辨为某些可以容忍的非正统非儒学的思潮开了口子，留了地盘，大观园中设立了尼姑庵，在买来了各种设备和“戏子”的同时，“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作的二十分道袍都有了”，封建社会的精神生活即使是贫乏的，也仍然有自己的变异回旋的余地。妙玉、老尼、张道士(还有智能儿呢)可以点缀园内外，《南华经》《金刚经》也可以点缀公子小姐直至老爷太太。贾敬一心修道出家炼丹，脱离封建正统方面比宝玉决绝得多，但很难算是叛逆，甚至算异端也勉强。宝玉所为，又算得了什么？ 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个人物算不上叛逆异端，曹雪芹本人也算不上叛逆异端，从政治的、实践的观点看，贾宝玉、曹雪芹毋宁说都是顺民，都是听话的，至少是无害的。 但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文学标本的展现，它的客观意义具有某些挑战性和突破性。一、他不能纳入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塑造上的忠奸正邪善恶模式，从而可能对之进行更多取向的包括反封建的分析评论。二、不论曹雪芹怎样啰嗦，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仍然缺少教化即模范的或反面教员的意义。三、贾宝玉生活在贾府的腐败没落的过程中并对此充满预感，这是其他书上没有写过的一种悲凉。这种笔触带有某种否定乃至批评的意味。四、贾宝玉率性而为的结果是碰壁与一事无成，客观上展现了人性本身的非封建非正统性质，客观上提供了进行反封建抨击封建的好例证。五、对于贾宝玉的塑造，衔玉而生啊，石头啊，中魔啊，发疯啊，喜欢脂粉啊等等，都与一切其他古典小说不同，更富有“满纸”“言”的“荒唐”性质。创作上也有突破。 第二，贾宝玉的性格丰富，说不胜说，但勉强总括之可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多爱多情多忧思，一个是无用无事无信念。与同书其他人物相比，宝玉最自然最自由最本色，而且，几乎说不上他品行上特别是私德上有什么恶的方面，他甚至可以算得上“除了两个狮子都不干净”的贾府中的天使，其品行不但比琏、珍、蓉、环之辈好，也比钗、黛、探、迎、惜、袭、晴等人好。宝钗城府，黛玉狭窄，探春谋略，迎春懦弱，惜春冷漠，袭人奸佞，晴雯骄躁，哪个也比不上宝玉。因而至今读之，我们仍然觉得他是可爱的，虽然不妨时而又是可笑可叹。宝玉的那些广博而又彻骨的感情体验，不能不说是真人生真感情真体验。宝玉这一辈子活得不冤。 另一方面，贾宝玉又是彻底的寄生虫、废物。贾母自称老废物或有自谦，贾宝玉却的确是一个小废物。不论从历史的、社会的、家族的角度看，从实践的、行动的、实用的观点看，贾宝玉一无用处。他不会劳动也不会剥削。他不会赚钱也不会用钱。不会创业、不会守业、甚至也不会弄权仗势逞威风。他不能真正行善也不能作恶。他不懂事业不管家业不需要也不思虑职业又决不治学。他能写几首诗却绝非追求文学。他干脆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信念，不相信任何说教却又拿不出自己的一套取代。说他全无信念因而得过且过玩世不恭及时行乐吧，他又博爱多劳(鲁迅语)烦恼众多无事而忙纠缠不休。他身上毫无男子汉气。在历史上社会上家族中他实际上没有位置不是角色。他没有任何人生的使命。 因此，总的来说，贾宝玉是一个消极的形象，悲剧的形象。他也是一种“多余的人”而与旧俄罗斯的多余人不同。他也是一种“局外人”“逍遥派”而与加缪的局外人与我们的“文革”中的逍遥派不同。他也是一种忙忙叨叨的孤独者、智慧苦果的咀嚼者，而与例如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也是一种能言语而不能行动的人而与罗亭不同。他甚至也是一种堂吉诃德(如他的祭金钏、探晴雯的壮举与对龄官的爱慕)当然与塞万提斯笔下的毛驴骑士不同并兼有不同于未庄的阿Q的阿Q味道。他多少有些性变态却又与当今的同性恋者有同有不同。他是一个殉情者但与一切鸳鸯蝴蝶的殉情者不同当然也与少年维特不同。总之这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文学典型，是一个既不离奇更不一般的独特角色。 第三，贾宝玉是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与文化的产物，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入世的人。他是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与个人的生活环境——大观园的产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洋溢着流露着民族的味儿，封建没落公子哥儿的味儿，中华文化中华艺文的味儿，他始终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他的种姓他的家庭圈子。但他似乎又多了几分超脱，向往超脱，向往出世，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去向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自然之子，石头之变，“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后和尚捧玉而做的赞语)。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典型身上，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原生的、超经验的、普泛的即与人类与生命俱来俱存的忧乐情思。这样，他是社会的阶级的典型却又是自然的人性的典型；他是民族的文化的典型却又是人类的生命的典型；他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却不无超现实的色彩。尤其是他脖子上的那块玉的来历与身份始终使之与众不同，与现实人物有所不同，使之亦人亦石亦玉亦僧亦道亦神(瑛)亦仙(警幻)，对他研究起来既困难又有趣。 第四，我们需要的是对贾宝玉这一形象乃至对《红楼梦》全书进行更加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化学的研究，需要进行现实主义的文学的与象征的、神话的、符号学的研究。需要全面考虑贾宝玉的生动性与丰富性，需要从贾宝玉的实际、实在出发，知其人而论其事。需要把他吃得更透更准更如实、更有虚。 呜呼，评红者多矣，评宝玉者亦多矣，而《红楼梦》评不完，贾宝玉评不完。贾宝玉不是一个思想的形象概念的形象而是一个感情的形象心灵的形象。用思想概念追踪解说评议感情与心灵，十分不易。形象大于思想乎？这也要看是怎样的思想与怎样的形象。贾宝玉大于贾宝玉论包括笔者这篇“论”，这倒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二百几十年前的贾宝玉的生动丰富的形象摆在这里，评者(包括笔者)就找不到与之相称的生动与丰富的思想——议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进步、更崇高、更广博一些，更不带先入为主的见解地去理解他、体会他、分析他、“审判”他吗？难道我们不能从这一文学人物典型获得更多的感慨、体味与更加“聪明灵秀”得多、恢宏宽阔得多的启示吗？ 刘丽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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