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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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 “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摄影中国周刊记者樊竟成座位之争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邱闻很快发现，两位同事态度不冷不热的。“按资历，她俩是我的前辈，比我有工作经验；按编制说，我是科里仅有的正式公务员，拥有升职机会，而她们没有。” 很自然的，年头最长的事业编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长”的权力。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一阵痛批，说像“xx日，秋高气爽”这类表达，没有一点意义，删。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好在，这类工作不算难事儿。科室里有台佳能350D的单反，他同时负责拍照片。原则就一条，无论会议或视察，必须保证领导在中间，避免拍到领导眯眼、走神。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战战兢兢到考场才发现，监考老师根本不管。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不想站队。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此前外出办事儿，接待单位向来都会安排车把他送回去。有次去采写一个偏远乡镇企业的先进事迹，不巧，受访的总经理有急事儿要处理，便撂桌上50块钱，说留给他打车，转身就走了。邱闻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身上又没带钱和公交卡，脑袋嗡的一声，懵了。这分明是颗炸弹啊！他赶紧打电话求助“代理科长”。“你怎么能收钱呢！”不由分说，对方就给定了性。他立马追上去退了钱，硬着头皮，让人家从别处安排了一辆车。回来时，组织部领导和“代理科长”等候多时，你一言我一语，开了个“教育批斗会”。“我本来就没接那钱，第一时间就汇报请示。”他挺郁闷，觉得“代理科长”“扣顶高帽子，还打小报告。” 不久，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一场暗战。科室分为里外两个屋子，里屋以前是科长单独的办公桌，因为空着，邱闻来的时候便坐在这儿。某天，“代理科长”提议：“咱俩能不能换个位子？”邱闻搪塞过去了。后来，又问了好几次。他脾气上来，态度强硬地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早就默认了她的领导地位，没必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事关尊严，如果退让，今后就别想在科里抬起头来。此后，科室一有集体讨论，两位“前辈”的意见总和自己相反，他觉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门又进了位公务员，邱闻主动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比一变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说话的嗓门，也渐渐大了。以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拉山头”行为。笔杆子是如何炼成的一场硬仗，把邱闻磨成了全镇第一笔杆子。他工作所在的镇，是新兴产业区的核心地带，享受到诸多政策资金支持，算是个明星镇，经常有领导来视察。一次，一名中央领导要来镇里视察。这几乎是镇里接待的级别最高的领导，邱闻被指定写汇报材料。邱闻是被逼着仓促上马的。这与大学里成天打交道的财务报表、金融理论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必须得写好这份材料，因为“代理科长”和他，被要求各以一个重点村为对象写份材料，两份材料，择优录取。周日，邱闻参阅历年的资料，从早写到晚。然后由副主任修改，上交给镇领导，又转到区里。最终，确定采用他写的那份。周一，镇党委副书记提出修改意见：结构还不够精简，重点不突出，“这次是高级领导来，得提炼出贴合其主抓工作的主题。”邱闻不敢怠慢，改完又请“代理科长”再修改。第二天，副书记不满意，要求邱闻自己改：“像免费公共浴池这类事儿，别的镇都在做，已经不新鲜，删。”这次邱闻摸出点门路。当晚8点多改完，副书记比较满意，稍改便交由党委书记过目。书记做过十多年的文字工作，给不少升迁的领导写过材料，就挑出俩错别字。 “这是第五次”邱闻提醒自己，“仅仅是个开始。” 那一天下午，正要下班，副主任突然叫住他：“小邱，先别走，书记、副书记去区里开会，没准要传达新指示。”当晚，一位区领导到镇里开紧急会议，批评道：“没有魂儿，只有经验性的东西，没有总结性的东西。”坐两边的镇领导们，脸色很难看。最后，镇党委书记琢磨出“四个化”，邱闻按着这个大方向继续改。第六次，他实在改不动了，因为村里的实际情况，很难硬套进这“四个化”里。第七次，副书记便亲自带着他改。可另一位区领导看了，一句句抠得更细，建议加入民生领域的成果。只得进行第八、九次大改。两天之后，市里派人来开会，又提了一箩筐意见。第二天，大领导的秘书前来主持会议，场面很大，市、区和镇负责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邱闻也参加了。秘书提出，这“四个化”，没有亮点，得找出能在全国推广的经验，比如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能共同享受到的福利。邱闻很无奈—实际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说一个，他只想到免费发放计生用品。镇副书记耳语：“人家知道领导在想啥，就按他说的改。” 这一回，加进了“流动人口也可免费进入村阅读室”之类的待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材料层层递交，又小改三次，终于再没人提意见了。“为这3000字，耗时半个月，前后开了五次大会，一共修改13次。”他总结。随后，镇领导、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练报告的内容。开始是看着纸条念，后来脱稿，要求不能磕巴，还得自然。按照设计，大领导“恰巧”会碰见村图书馆里看书的一位外来户，并“偶遇”村口的大舞台上，一对正在进行婚礼彩排的新人。视察那天，邱闻级别不够，没能去现场。后来这件事儿上了电视，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他隐隐觉得，大领导可能也知道这是在演戏。此后镇里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写材料。非典型公务员两年之后，邱闻选择离开。当时，姥姥、姥爷重病一场，他想离家更近些。而且，他再也不想写材料了。尽管区里传来消息，自己很快会被调入区组织部。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他笑称，自己现在是“非典型公务员”。说是个所，其实就两个人，在镇政府的一个小办公室上班。邱闻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大姐，性格朴实直爽，平日里很关照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业月初上报的数据，录入到表格里，月底发给区上级单位里。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轻松。 “熟悉之后，这点活儿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为“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几天，他就会提前完成工作。大把的时间该干点儿什么？他用学习和考试来填补。起初，他复习大学时期一直想考的注册会计师，过了一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考下了证，却又进入没事可做的空虚期。这一阵儿，他又买了不少法律专业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本来，他还打算考个金融分析师，一听说报名费小一万，暂时放弃了。他的办公桌成了课桌，可办公室却不像教室。午休过后，大姐会打打电话，上上网，等待三点钟左右的“茶话会”。镇政府各部门有一群与她同龄的妇女，到时候会三五成群地聚在这儿，东家长西家短的—谁谁又提职称了，多赚五百块钱；某个领导连孩子都有了，却还买不起房子…… 这让他有点小失落，当公务员就为那几百块钱吗？怎么成天就是比来比去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不过，一听到邱闻看书时有节奏的翻页声，大姐便会略有些尴尬地招呼：“小邱，时间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这儿乱嚷嚷，别影响你学习。”他也早等着这句话呢，应承一声就快速离开了。时间久了，每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就会主动张罗：“大姐，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忙着，我撤啦。” “篮球巨星科比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洛杉矶凌晨3点的模样。”他调侃，“你知道我们那儿下午三点多钟的模样么？我见过，天天都见。”他手机上有不少沿途的照片，这一路都是观光景点，他下班回家跟自助游似的。去年，他拿出几年来的工资，父母又出一部分，买了辆轿车。家里没剩多少积蓄，可他却还挺乐观。邱闻的工资不到5000，单位吃饭一顿一元钱，还提供宿舍，抛开每月的油钱和开支，一个月能剩3000多，“我又不打算买房，日子过得挺好”。之前，不少领导、同事给他张罗过对象，被谢绝了。他怕耽误人家女孩。因为好多事情，自己还没想太明白。抗争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落款写着：邱闻。信纸发黄裂口，字迹也快褪色了。大学的迷茫期，他便把这张纸贴在写字台的窗前。把自己名字写上去，是希望能成为诗句描写的那样。几年过去，四个边角已经贴了好几种胶带。“我老怕粘不结实。”说着，他拿手指用力按了按。最近心里的那股浮躁，却怎么按都下不去。考注册会计师前最紧张的时候，如备战高考那般辛苦，却很踏实。每天4点起床背概念，7点30分结束学习。8点到单位便开始做题。回到家，继续学习。晚上，他会拿出订阅的几份财经类报刊，读几篇深度报道。现在，他却丢了魂儿似的，处于混沌状态。清晨5点30他准时醒，却赖到6点30再起来。6点45穿好衣服，开始发愣，陷入沉思，却“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一直持续到7点半。扒拉两口早饭，8点钟慢悠悠出门。到单位，他刻意坚持擦桌子这个习惯，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8点45，他打开电脑，点开门户网站，登陆QQ和微博，看看新闻和朋友们的动态。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自己主要是为了等之后的天气预报。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因为心不静，深度报道一律不看。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他的目标感，越来越不明确。他最欣赏的财经媒体人是胡舒立，那个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总编辑。说起来，他学的是经济，也干过宣传，可走的路，离他向往的越来越远。邱闻卧室里有三张桌子，其中两张摞满近百本书，大部分是经济金融类著作和企业家自传。他经常做读书笔记，但最新的一页更像是涂鸦：长江商学院，男人帮，前途，入党，结婚，编制等等，结尾处，有一个很小的、歪歪扭扭的“混”字。高中的时候，他想未来干一番自己的事业。高考结束，他开了个补习班，给几十个初中生补课，赚了3千多块钱。现在，还时不时蹦出点想法：做山区核桃产业的深加工，高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出行陪护服务。一说起这些，他就满脸兴奋。最近，有位成绩不错却没啥关系的同学想考事业编，又怕被黑掉。邱闻打算帮他一把，自己也去报名笔试，自己的成绩八成能进面试，到时候再弃权，没准就能挤掉一个关系户。周末的时候，他常会和朋友骑自行车去爬野山。登上山头，邱闻每次都会发泄般地喊上两句：你过得快乐么？你这一辈子，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吗？” 空旷的山间响彻着自己的回声，没人回答他。（文中人物为化名）（来源：中国周刊）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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