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纪念刘和珍君备课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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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之出名，源自于中学课本上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在文中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杨荫榆形象：专制独裁，行为可憎，面目狰狞，十足一个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但杨荫榆的生平事迹少人过问，更鲜有人知她为保护遭受日军强暴的妇女同胞，在苏州死于敌寇乱枪。 杨荫榆小名申官，1884年出身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其父杨老圃为律师。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即当代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曾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0年清末革命团体之一的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杨荫杭参加并与其中数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首次刊行杂志。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是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小时候的杨荫榆，在家庭中也许并没有受到许多疼爱。杨绛对此曾回忆道：“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 杨荫杭自日本回乡后办起了以培养近代师资和科技人才为宗旨的锡金公学。是在兄长的影响下，杨荫榆得以入学，学习近代数理知识，而且开当地男女同校风气之先。 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蒋姓人家的少爷成亲。当初订亲的时候，杨家父母“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愚蠢无能的低能儿，和自己没有半点共同语言。而且这位蒋少爷长得也极丑，据杨荫杭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她，以那个时代罕见的勇气进行了大胆而彻底的抗争，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由于杨荫榆的坚决态度，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而这时的杨荫榆，只有18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结过婚。这桩荒唐的婚姻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杨荫榆比一般女性更勇敢、自觉、超前。在摆脱可怕的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杨荫榆就再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对爱恋和婚姻全不以为然，一心投身社会，希望有所作为。 190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风气逐渐影响中国，到1902年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就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薪门附近的天赐庄。这所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进入该校学习两年。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1902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同1902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所为社会培养独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当时这个学校有学生150多人，具有相当规模。1907年5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6年后的1913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 归国时的杨荫榆，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毕业之际，她因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奖品是一对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别针。 就在她专心修学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7年1月24日，即杨荫榆赴日本留学5个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被忽视长达几千年的女子教育终于建立了制度。当时由于列强侵略中国，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要培养优秀人才，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就必须对所有国民进行教育，女子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女子教育的目标却与现代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清政府建立女学的最大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传统的贤妻良母。与以往差别的是，这些贤妻良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贤妻良母，她们不需要专门知识和深厚学问，能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可以了。 其后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民国的建立，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想，社会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回到中国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1913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一个从旧式婚姻中挣扎出来的女子，不仅在事业上前途辉煌，而且深受学生喜欢爱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时的杨荫榆处在人生得意的时刻，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受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3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女师大驱逐杨荫榆后师生合影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5月9日，杨荫榆即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7月底杨荫榆借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8月1日，她又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强行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等4个班。8月10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22日，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拖出校门。 在女师大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鲁迅为首，以女师大国文系教员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了对抗。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位。 鲁迅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杨荫榆、章士钊等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就如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讥讽嘲骂。 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非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杨荫榆这样一位曾经两次出国留学、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时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时代对立面的呢？对此，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此解答道：“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绛先生的这一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女师大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自己奋斗半生得到的位置。 1925年冬，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10多年，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这一时期的杨荫榆，孤独寂寞，没有朋友，只是与猫狗做伴，她还帮助过学校里一个叫“怪物”学生。这个学生喜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学校要开除此人。她说这样会影响这个青年的前程，最后，竟然为此事而辞职了。这与她在女师大整顿学风开除学生时的情景，大大的不同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杨绛对此回忆道：“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文/ 杨学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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