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赏忠厚之至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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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他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题解】 这是嘉祐二年（1057）作者应礼部试的试卷。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 上梅直讲书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题解】 苏轼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应试时，欧阳修做主考官，梅尧臣做参评官，他们对苏轼的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颇为赞赏，录取为第二名。苏轼及第后非常感激。于是给梅尧臣写了这封信。信中对欧、梅极为推崇，同时又自比于圣门之徒，暗示自己有很大的抱负。文章词采飞扬，气度恢宏，意境深邃，颇有纵横之气。 梅直讲，即梅尧臣，北宋著名诗人，官至国子监直讲。 滟滪堆赋并叙 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瀰漫浩汗，横放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险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观乎滟滪之崔嵬，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于一杯。方其未知有峡也，而战乎滟滪之下，喧虺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当道鉤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于是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 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题解】 滟滪堆，旧时为长江三峡著名险滩。因它是耸立江心的一块巨石，阻扼西来之水，故使江水奔腾暴怒，造成船行之险。然而作者认为它有功于人。因为如果没有这块巨石扼阻，西来之水奔腾入峡，则峡之险更胜于滟滪堆。为此作这篇赋，说明自己的看法，并在文末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本文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滟堆，俗称燕窝石，在川奉节县东五公里瞿塘峡口。 屈原庙赋 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赋《怀沙》以自伤兮，嗟子独何以为心。忽终章之惨烈兮，逝将去此而沉吟。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托江神以告冤兮，冯夷教之以上诉。历九关而见帝兮，帝亦悲伤而不能救。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独惸乎中浦。峡山高兮崔嵬，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 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 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题解】 朱熹在《楚辞集注·后语》言及苏轼此赋云：“……独公自蜀而东，道出屈原祠下，尝为之赋，以诋扬雄而申原志，然亦不专用楚语。其辑之乱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为有发于原之心，而其词气亦若有冥会者。”朱熹认为苏轼此文是为发屈原之心而作，并认为其词气与屈原暗合。此论可作参考。 江行唱和集叙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题解】 本篇是作者于宋仁宗嘉四年（1059）为苏氏父子的诗集《江行唱和集》做的叙（事见本书《序》）。叙中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的有祐感而发的创作思想，批评了无病呻吟，勉强为文的写作态度。本文是体现苏轼创作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荆轲，聶政之计，以侥幸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题解】 本文系仁宗嘉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题解】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第二年修建此亭，恰逢喜降春雨，于是命名为“喜雨亭”。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灵活，笔调活泼，在风趣的对话中轻松含蓄地发表见解，给人以举重若轻的感觉。 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题解】 宋仁宗嘉八年（1063），作者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太守陈希亮于后圃筑土台，自名“凌虚台”，请苏轼写了这篇题记。文章记叙了土台的修建和命名过程，并引古证今，发为感慨，从人事万物变化无常的感叹中，批判了稍有所得便“夸世而自足”的作风，鼓励人们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文章寓理深刻，委宛含蓄，读来耐人寻味。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大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题解】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苏轼娶眉州青神人王方之女王弗为妻。时苏轼十九，王弗十六。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王弗卒于京师（今河南开封）。次年苏轼父苏洵卒，归葬原籍，王氏一并归葬。这篇墓志铭，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是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铭，一种文体，常刻于墓碑、器物，以称功德，申鉴戒。 书戴嵩画牛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 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 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题解】 本文作于熙宁元年（1068），文中著名画家遭到牧童的批评，暗含了实践出真知和艺术源于生活的深刻道理。文章短小精悍而意趣盎然。 戴嵩，唐代著名画家。擅画田园风景，尤工画牛，后人称其得“野性筋骨之妙”，与韩幹画马并称“韩马戴牛”。 跋文与可墨竹 昔时与可墨竹，见精缣良纸，辄愤笔挥洒，不能自己，坐客争夺持去，与可亦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终岁不可得。或问其故，与可曰：“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观之，与可之病，亦未得为已也，独不容有不发乎？余将伺其发而掩取之。彼方以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 【题解】 文与可乃北宋著名画家，苏轼的从表兄。这是一篇诙谐文字。与可后来不肯作画与人，主要是不肯为贵人作画。此言难以出口，就托言当初喜欢作画是病态，如今病已痊愈，自然不再作画。苏轼深知此乃搪塞之语，断定他“病”未痊愈，当他“发病”作画时，便偷来珍藏。并声称与可画墨竹是“病”，而自己爱其墨竹也是“病”，以病对病，看你如何！简直一付无赖口吻，足见苏轼与文与可的亲密关系。文章诙谐洒脱，读之有亲和之感。 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题解】 墨宝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人张希元珍藏古书法墨迹的地方。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文章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 《墨宝堂记》，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张君宝墨堂记》，今从孔凡礼《苏轼文集》。 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䲡鱓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而怀录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尚享！ 【题解】 熙宁五年（1072）九月，欧阳修死于汝阴。时苏轼任杭州通判，闻讣哭于孤山僧惠勤之室，并作此祭文。欧阳修对苏洵有知遇之恩，于苏轼则有师生之谊，所以苏轼对欧阳修感情极深。这篇祭文，以极其深沉的言词讴歌欧阳修的功德。文章不去列举事实，而只是先写天下之不可以无欧公，后写两世知遇，即“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此文在改变以往祭文的四言或赋体形式上，也有很大创新，在相互对比与衬托中突出了欧阳修在国家与人民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墨妙亭记 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 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郡守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富有余者，皆争出谷以佐官，所活至不可胜计。当是时，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此即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锢留之，推是意也，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是亭之作否，无可争者，而其理则不可不辨。故具载其说，而列其名物于左云。 【题解】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苏轼在杭州通判任赴湖州察看堤岸时，当时湖州知州孙觉请其为墨妙亭作记。记中借或者之言立为反论，然后引出己论，阐明了自己关于知命的观点：尽管万事万物有成必有坏，但不能在天命面前无所作为，而应当极尽人事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这才叫知命。 墨妙亭系孙觉（字莘老）知湖州时所建，收藏湖州境内古代石刻，以求长存。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昔翟公罢廷尉，宾客无一人至者。其后复用，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以为口实。然余尝薄其为人，以为客则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独不为小哉！！ 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于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 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翟公罪客，而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佛者惠勤，从公游三十余年，公常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公薨于汝阴，余哭之于其室。其后见之，语及于公，未尝不涕泣也。勤固无求于世，而公又非有德于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岂为利也哉。余然后益知勤之贤。使其得列于士大夫之间而从事于功名，其不负公也审矣。 熙宁七年，余自钱塘将赴高密，勤出其诗若干篇，求余文以传于世。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若其为人之大略，则非斯文莫之传也。 【题解】 僧惠勤原是欧阳修的朋友，后与苏轼成文字之交。苏轼《东坡志林》云：“始余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其后屡见公，得勤之为人。然犹未识勤也。熙宁四年辛亥，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心不孤’者也。其明年闰七月，公薨于汝阴，而勤亦退老于孤山下，不复出游矣。”苏轼通判杭州时，二人交往甚密。熙宁七年（1074）苏轼迁密州知州，行前为惠勤诗集作此序。 钱塘，今杭州市。上人，对和尚的尊称。勤上人，即僧惠勤。 盖公堂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瘭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观见其斫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参为齐相，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以舍盖公，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 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 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吾何足以见之！ 【题解】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由杭州调任密州知州，为纪念本州古代贤者盖公而修造盖公堂，并为之作记。记中引用汉初大臣曹参为齐相时，采用盖公的黄老之术使齐大治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自己反对扰民的政治主张。文章以寓言开篇，旨在以医药比喻治国之道。无病呻吟，疑神疑鬼，胡乱求医用药，招来百病缠身，这说明治身之道贵静，而身自健。治国之道亦然，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而民自定。东坡为政宽仁，正体现了这一思想。 后杞菊赋并序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不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题解】 苏轼于熙宁七年冬十一月至密州，因灾情严重，生活困苦，采杞菊以食。但他心胸豁达，超然物外，以洒脱的态度对待困难，表现了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文章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此文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唐代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本文系效法陆龟蒙而作，故名之《后杞菊赋》。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丑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使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威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题解】 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其弟苏辙为之起名“超然”。苏轼便写了这篇《超然台记》，以表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这实际是政治失意后精神苦闷的自我排遣。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中某些措施而自请外调，仕途坎坷不平，思想上产生了归向老庄的倾向。所谓超然之乐，实际含有政治失意的辛酸。既不能摆脱官场，又要寻求超然之乐，正是内心世界矛盾的体现。唯其有这种矛盾更使文章委宛多姿，意味深长。文章写景生动，说理透辟，语言清新自然行文如汩汩流泉，体现了苏文洒脱自如、纵横不羁的特点。 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聃于上国，然后得闻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题解】 李氏山房，是李家的藏书所在，在庐山。本篇是熙宁九年（1076）作者知密州时，应李常之约写的一篇藏书记。文中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 李氏，指李常，字公择，建昌（今江西南城）人，曾做过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是黄庭坚的舅父。 李太白碑阴记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沐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是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题解】 本文对李白评价中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辩解。一是关于狂傲问题。作者认为，在公卿大夫争相奉迎高力士的时候，李白却使其脱靴殿上，这是一种刚正之气。有了这种正气，才称得上出类拔萃的读书人。至于失节于永王璘事，作者认为“当由胁迫”所致，则是从李白的高度智慧推断出来的。 碑阴，碑的背面。 李太白碑阴记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沐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是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题解】 本文对李白评价中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辩解。一是关于狂傲问题。作者认为，在公卿大夫争相奉迎高力士的时候，李白却使其脱靴殿上，这是一种刚正之气。有了这种正气，才称得上出类拔萃的读书人。至于失节于永王璘事，作者认为“当由胁迫”所致，则是从李白的高度智慧推断出来的。 碑阴，碑的背面。 徐州莲花漏铭并叙 故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燕公肃，以创物之智闻于天下，做莲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临，必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虽有巧者，莫敢损益。而徐州独用瞽人卫朴所造，废法而任意，有壶而无箭。自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使守者伺其满，则决之更注，人莫不笑之。国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孙，得其法为详。其通守是邦也，实始改做，而请铭于轼。铭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识多寡，手知重轻。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于度量与权衡。岂不自信而信物，盖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仑旁薄于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虽疾雷霾风雨雪昼晦，而迟速有度，不加亏赢。使凡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过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视时之上下，降不为辱，升不为荣，则民将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题解】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徐州任上。写作意图在于借题发挥，即以漏瓶与浮标能够持衡作比，阐发了为官只有出以公心，不为升降荣辱所羁，方可使民心服的道理。同时对“废法而任意”、“自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的人予以讽刺批评。 漏，古代计时器，又称壶漏、刻漏、漏刻。莲花漏，即状如莲花形的壶漏。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题解】 本文作于苏轼知徐州时，主要描写与山人游宴之乐，并通过引古证今，歌颂隐逸者的乐趣，寄寓自己政治失意时想往清远闲放的情怀。文章写景精约，却特征突出；叙事简明，却清晰有致；引用典故能切中当今；用活泼的对答歌咏方式抒情达意，显得轻松自由，读来饶有兴味。 宋代隐者张师厚，字天骥，隐居徐州云龙山，自号云龙山人。曾于东山建亭，因自驯二鹤出入山中经过此亭，故名“放鹤亭”。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题解】 据傅藻《东坡纪年录》，此文作于元丰元年（1078），时苏轼任徐州知州。文章旨在说明求知不可像眇者猜日，脱离实际，自以为是。而应像南方弄潮儿日与水居那样，从学习和实践中求得真知。文章譬喻生动，说理深入浅出。 乌说 乌于人最黠，伺人音色而异，辄去不留，虽捷矢巧弹，不能得其便也。 闽中人狃乌性，以谓物无不可以性取者。则之野，挈罂饭楮钱，阳哭冢间，若祭者然。哭竟，裂钱弃饭而去。乌则争下啄。啄尽，哭者复立他冢，裂钱弃饭如初。乌不疑其绐也，益鸣争，乃至三、四，皆飞从之。稍狎，迫于罗，因举获其乌焉。 今夫世之人，自谓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祸藏于所伏者，几何不见卖于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术，而以愚触死，则其为智，犹不若乌之始虚于弹。韩非作《说难》，死于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说难》而谓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为愚智则异，其为取死则同矣。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观时而动，祸可及哉？ 【题解】 苏轼有不少杂说，类似寓言。本篇借黠乌之敏于躲避捷矢巧弹而终于受制于人，引申出对为官者愚智祸福的看法，最后以肯定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表明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梁贾说 梁民有贾于南者，七年而后返。茹杏实、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饮泉之香，食土之洁，泠泠风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去风瘤，望之蝤蛴然，盖项领也。 倦游以归，顾视形影，日有德色。倘佯旧都，踌踷乎四邻，意都之人与邻之人，十九莫己若也。入其闺，登其堂，视其妻，反惊以走：“是何怪耶？”妻劳之，则曰：“何关于汝！”馈之浆，则愤不饮。举案而饲之，则愤不食。与之语，则向墙而欷歔。披巾栉而视之，则唾而不顾。谓其妻曰：“若何足以当我，亟去之！”妻而怍，仰而叹，曰：“闻之居富贵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弃憔悴。子以无瘿归，我以有瘿逐。呜呼，瘿邪，非妾妇之罪也！”妻竟出。于是，贾归家三年，乡之人憎其行，不与婚。而土地风气，蒸变其毛脉，啜菽饮水，动摇其肌肤，前之丑稍稍复故。于是还其室，敬相待如初。 君子谓是行也，知贾之薄于礼义多矣。 居士曰：贫易主，贵易交，不常其所守，兹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学术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战乎利害之场，而相胜于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为敌国，孝子为格虏，前后纷纭，何独梁贾哉！ 【题解】 此篇借梁贾得意时的骄、娇之气，嘲讽了贫易主、贵易交、不守常所的世俗之人，并以此引申出一种社会人生的思考，宣扬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情操。 梁工说 梁工治丹灶有日矣。或有自三峰来，持淮南王书，欲授枕中奇秘坎离生养之法，阴阳九六之数，子女南北之位，或黄或白，生生而不穷。以是强兵，以是绪余以博施济众。 而其始也，密室为场，空地为炉，外烬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养以既济，风火絪缊，而瓦铄化生。方士未毕其说，工悦之，然以为尽之矣。退试其术，逾月破灶，而黄金已芽矣。于是谢方士。方士曰：“子得余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于子，后日不成，不以相仇，则子之惠也。”工重谢之曰：“若之术殚于是矣，予固知之矣，岂若愚我者哉！”遂歌《骊驹》以遣送之。束书在于腰，长揖而去。 工日治其诀，更增益剂量，其贪婪无厌，童东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属月魂，昼火属日光，操之弥勤，而其术愈疏，为之不已，而其费滋甚。牛马销于铅汞，室庐尽于钳锤，券土田，质妻子，萧条褴褛，而其效不进，至老以死，终不悟。 君子曰：术之不慎、学之不至者然也，非师之罪也。 居士曰：杇墙画墁，天下之贱工，而莫不有师。问之不下，思之不熟，与无师同。其师之不至，杇墙画墁之不若也。不至，则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己穷，欺其外者人穷。如梁工盖自穷，亦安能穷人哉！ 【题解】 此篇通过梁工治炼金之术，浅尝辄止，自以为是，终于倾家荡产而无所得的事，说明治学的态度：一是要慎，二是要至。不慎不至，而施之于世，则害己害人。 灵壁张氏园亭记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龟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题解】 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经江淮间，多追感旧游，记事赋诗，本文即作于此时。借对张氏园亭的艳羡，表达了对仕与不仕的看法，文末流露出个人的生活理想。文章看似平淡无奇却意蕴深厚。 灵壁，即今安徽灵壁县。张氏园，为宋仁宗时殿中丞张次立的庄。 文与可画侉篔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题解】 熙宁八年（1075）文与可任洋州知州，筑亭筼筜谷上，游乐谷中。曾画一幅水墨偃竹（偃卧而生的竹）赠苏轼。与可病逝后，苏轼在湖州曝晒书画，见到这幅遗作，写了这篇题记。 本文既是一篇生动的抚今追昔的纪念性散文，又是一篇精辟的文艺随笔。特别是关于“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创作规律的提出，成为文艺创作的经典理论。 北宋著名画家文同，字与可，苏轼表兄。筼筜（yún dāng），竹名，茎粗，杆长，节大。陕西洋州西北五里谷中产此竹，因名筼筜谷。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题解】 本文是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文章以书法为喻，评论诗歌，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对苏、李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似乎更加推崇。 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成人，以善治狱迁大理丞，历太常博士，卒于石州通判。著诗二十卷。 文与可飞白赞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始予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 【题解】 这篇文章是文与可逝世一年后，作者观其书法飞白体而写的一篇赞文。文中用一连串比喻，描绘其书法艺术的非凡造诣，表现出作者善于捕捉艺术形象的深厚功力。 飞白，飞白体，即草篆，东汉蔡邕所创。其笔画细处如丝，故曰“白”，笔画两端高举如飞，故曰“飞白”。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 【题解】 苏轼作凤翔签判时曾与陈慥交游。其时陈慥任侠好酒，豪气满怀。十九年后苏轼贬官黄州团练副使，途中相遇陈慥却变成了隐士。苏轼感于人世变迁而为他作传，谓其弃富贵而隐居于深山幽谷为“有自得”。文章刻画人物笔墨精约而生动传神。寥寥数笔便把方山子青年时的豪气与隐者之风描绘得栩栩如生。所以李刚己说：“此篇跌宕有奇气。” 风翔知府陈希亮之子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 答毕仲举书 轼启。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不应有瘴疠，岂岁时适尔。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失者，是天相子也。 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湏，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鐲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鐲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 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 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 【题解】 此书系作者谪居黄州时给毕仲举的回信。对毕的关顾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对其劝读佛书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比喻生动，委宛体贴，体现了苏轼书札真情坦露、幽默风趣的特点。 毕仲举，罗山县令毕仲游之兄，时居罗山。 答言上人 去岁吴兴仓卒为别，至今耿耿。谴居穷陋，往还断尽，远辱不遗，尺书见及，感怍殊深。比日法体佳胜，札翰愈精健，诗必称是，不蒙见示何也？ 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何时会合一笑？惟万万自爱。 【题解】 此书写自己谪居黄州时的生活境遇， 与柳宗元谪居永州时的境遇颇为相近（参见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文字洒脱飘逸，明代李贽说此书“风致翩翩”（《苏长公合作補卷下引》。 上人，是对和尚的尊称。言上人，即僧人法言。 答秦太虚书 轼启：五月末，舍弟来，得手书，劳问甚厚。日欲裁谢，因循至今。递中复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 轼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且喜复健。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娓娓焉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程公辟须其子履中哀词，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桔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子骏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适会葬老乳母，今勾当作坟，未暇拜书。 晚岁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一书，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书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轼再拜。 【题解】 本文系作者于元丰三年（1080）谪黄时写给秦观的一封回信。信中以谈家常的方式，真切地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特别在谈到黄州的人情交往，记述了作者与当地友人的亲密关系，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坦荡的胸襟与洒脱开朗的性格。 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 秦太虚题名记并题名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道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辩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主去矣。 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杖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凤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旁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辩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高邮秦观题。 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太虚、参寥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而予仓卒去郡，遂不复见。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 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 【题解】 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居黄州，故友僧辩才、参寥子遣人致问，并带去秦观题名以示，苏轼因作此文以记之。回顾了元丰二年从徐州移知湖州时，太虚、参寥同舟而行，辩才欲扁舟相访的往事，记述了朋辈间的情谊，字里行间流露出悲怆之感。文末写中秋江上风光，令人聊得慰藉。 书蒲昇画后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 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 近岁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昇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永昇今老矣，画亦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日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昇同年而语也。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 【题解】 本文从对蒲永昇画水的评论中，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问题的见解。作者称赞蒲永昇画中表现出来的神理的“活水”，而贬斥董羽、戚文秀所画毫无神韵的“死水”，说明作者重神韵而轻形似的艺术观点。文章虽属画评，却能把人和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样的传神之笔，恰好也是自己艺术思想的实践。 蒲永昇，北宋画家，善画活水，盛名于时。 三槐堂铭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呜乎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倖，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题解】 铭，是一种歌颂功德或引为鉴戒的文体，常刻在器物上。苏轼此文的主旨在于歌颂王祐的功业与品格。文章叙事证理，委宛多姿而又清丽顺畅。 三槐堂是北宋初年王祐家的厅堂，因堂前植三槐而得名。 书游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吾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前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尔，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囊时，真一梦也。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题解】 此文是元丰四年（1081）谪居黄州时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回忆七年前，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时，途中与友人饮酒松江垂虹亭的快乐情景。文末笔势陡转，抒发了人世沧桑之感。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而又意蕴深厚，韵味隽永。 书渊明饮酒诗后 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 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淡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羡尔。 【题解】 本篇作于被贬黄州之后，满腹牢骚，却只能蛰居寡言，唯一能排遣郁闷的办法就是到酒中去寻找自己的世界。然而更为令人懊丧的是，“醉里狂言醒可怕”，万一醉时语传到京师，那后果就更加难堪。这是心里话，却不能直说，于是从张安道、欧阳修、梅圣俞的饮态、醉态中委宛传出。结尾说，自己不是不能饮，也不是不愿醉，只是惮于酒后出真言，不敢放情饮酒而已。文章在表现人物的情态上，写得生动传神，唯妙唯肖；而在表达题旨上，却如云中飞龙，藏头露尾，若隐若现。 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坋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题解】 本篇系作者谪黄时所作。以极简约的笔墨，写出了临皋亭深邃而清幽的环境以及身处此境时旷达超逸、自得其乐的情怀。 临皋亭，在今湖北省黄冈县，滨临长江。苏轼谪黄，曾暂寓于此。 临皋闲题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题解】 苏轼谪黄后，在临皋亭居住过一段时间。作者居亭上，日对大江流水，曾写出“认得岷峨春雪浪”，“万顷蒲萄照渌醅”（《南乡子》）的诗句，其思乡之情，难以言表。在寄友人朱寿昌的《满江红》里也说：“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可见本文所言“何必归乡”之语，不过是于无奈中，故作超旷而已。然而苏轼毕竟是个强汉，他总是能够压住内心的矛盾，做到随缘自适。于是发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警策之言。 雪堂记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机浅，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而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疱丁之投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藩外之游，可乎？” 苏子曰：“予之于此，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难晓也。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难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蹙之不已，则藩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 客又举杖而指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而厌于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 苏子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客曰：“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懼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苏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闻命。然未尽也，予不能默。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人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僾，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其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欣欣。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子归。 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苏子随之。客顾而颔之曰：“有若人哉。” 【题解】 苏轼雪堂建成后于四壁绘雪，表明个人志趣高洁。然而“乌台诗案”，使他心有余悸。文中不但表现了对出世入世的矛盾心情，就是对自筑雪堂，绘雪明志，有无必要，是祸是福，都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文章用主客对答的方式，表现内心矛盾，与《赤壁赋》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在黄州修葺临皋亭的同时，筑雪堂，在临皋亭东。堂成，适逢降雪，遂名雪堂。 游兰溪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时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时虽聋，而颖悟过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云：“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 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题解】 本篇一作《游沙湖》。兰溪，在湖北省蕲水县东，水出竹箬山，其侧多兰，唐置兰溪县。时兰溪之水颇有盛名，《煎茶水记》说“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黄州，游兰溪是元丰五年（1083）三月事。文章记述了与聋人医生庞安时结识的过程及同游清泉寺的情景，笔墨颇为风趣，略有苦中作乐的味道。 前怪石供 《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岂古所谓“怪石”者耶？ 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盘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 禅师尝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时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书。 【题解】 本文是作者为第一次买长江彩石供庐山佛印禅师而作。借石之谓“怪”，说明物之丑好，产生于相互比照之中，少见则多怪。文章比喻生动，说服力强。结尾说俗僧之间供与受供，全在心意相通，不在财物多寡，看似质朴，却不失为至理。此文被佛印刻在碑上。 所谓怪石，即黄冈赤壁江边一种彩石，苏轼曾两次买以供僧，并作前、后两篇怪石供。 后怪石供 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 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以来哉？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 参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失幻何适而不可？”举手而示苏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异，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诚知拱、戟之皆幻，则喜怒虽存而根亡。刻与不刻，无不可者。” 苏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盘去。 【题解】 本文是供佛印之后，再供参寥子怪石所记，所以题目冠以“后”字。文章用俗僧对话形式，阐释佛家玄理，诙谐、生动，浅显易懂。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题解】 黄冈赤壁名赤鼻矶，当地传说为三国时吴魏交战的赤壁（实际不是，那个赤壁在湖北嘉鱼县东北），苏轼假托其传说为真，以神来之笔，描绘了赤壁秋夜清幽旷渺的优美景色及夜月泛舟的飘逸兴致。然后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发表对宇宙人生的见解，特别是通过对明月与江水变与不变的议论，表现了开朗的胸襟和达观的生活态度。然而作者这种超逸情怀，却是政治失意后，借助于老庄思想，对自己精神苦闷的一种慰藉和排遣；在超逸的背后，奔腾着抑郁和悲伤的暗流。这大概正是这篇文章底蕴丰厚、意味深长、使人百读不厌的原因之一。文章语言骈散结合，清新优美，韵味隽永。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精巧典雅却不失自然与天真，堪称千古绝唱。 作《赤壁赋》三个月后，苏轼再游赤壁作《后赤壁赋》，于是此文冠以“前”字。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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