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中天谈中庸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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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什么 易中天 《 书摘 》（ 2011年04月01日） 中庸这个思想，以前是受批判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庸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当时提倡“斗争的哲学”。讲斗争，是谁的哲学?法家。法家是主张矛盾、主张斗争的。矛盾这个词的“著作权”，就属于韩非嘛!而且法家主张的斗争，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话，虽然是《红楼梦》里面的；但这种思想，来源于法家。年纪大点的朋友都知道，“文革”后期有个运动，叫“评法批儒”。所谓“评法”，其实就是赞成法家。不过，法家毕竟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赞”，只能“评”，所以叫“评法”。批儒，就是批判儒家。法家既然讲“斗争的哲学”，则儒家的中庸之道，就被定义为“调和的哲学”。也就是说，为了跟法家树一个对立面，儒家的中庸就背了黑锅。什么骑墙啊，和稀泥啊，好好先生啊，没有原则啊，各打五十大板啊，等等。这就是当时理解的中庸之道，也是很多人理解的中庸之道。 中庸不是什么 第一，中庸不是老好人。 老好人在孔子那里叫“乡原”，也写成“乡愿”。即便是“乡原”，这个“原”也要读作愿。什么叫做乡原?在《尽心下》，孟子有个定义——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什么意思呢?第一，挑不出毛病。所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就是你要反对他吧，他没什么可反对的；你要批评他吧，他没什么可批评的。第二呢，看起来很好，又忠诚，又诚信，又廉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所以，第三，大家都喜欢他(众皆悦之)。第四，他自己也很得意(自以为是)。但是，他在本质上，是同流合污(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不合正道(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这样的人，就叫做老好人，就叫做乡原。 对于这样的人，孔子怎么说呢?《论语·阳货》说—— 乡原，德之贼也。 什么叫贼?现在的理解，是小偷。做贼嘛，偷东西。但古文不是这个意思。贼，在古汉语里面是人身伤害。偷东西叫什么呢?叫盗。盗是财产侵犯，贼是人身伤害，寇是外敌入侵，匪是犯上作乱。比如日本鬼子，就叫日寇；德国鬼子，叫德寇。这些都是外敌入侵。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就不这么叫。双方都管对方叫匪，没有叫寇的，也不叫贼，也不叫盗。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就等于说老好人对道德进行人身伤害，会要了道德的命。 孔子对老好人，为什么如此深恶痛绝呢?孟子说，是因为孔子痛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恶似而非者)。在孔子的眼里，老好人就好比稻田里的稗草。它长得和稻子很相似，但它不是稻子。田里面稗子如果多了，稻子就长不好。这就好比癌细胞。癌细胞也是细胞。它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吃饭不干活”。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一样，也要吸收我们人体的营养，却又不承担细胞的功能，生长速度还特快。结果它占了一个地儿，正常细胞就不能生长不能工作了。全身都长满不干活的癌细胞呢?人就死了嘛!如果全社会都是老好人呢?这个社会就死了。所以老好人就是“德之贼”，中庸也不可能是老好人。 第二，中庸不是和稀泥。 据《论语·颜渊》的记载，有一次，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向孔子讨教“黑社会问题”，说我们这个地方盗贼猖獗，该怎么办?孔子说——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当权派自己不贪心，就是奖励盗窃，也没人去偷去抢。言下之意，民间盗窃盛行，是因为官方贪得无厌。这个话，就说得很重、很直，而且明摆着会得罪人，哪有一点和稀泥的意思? 实际上，孔子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据《论语·为政》记载，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说： 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知，有两个读音，既读知识的知，也读智慧的智。孔子说，阿由啊，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智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识。所以，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不会主张和稀泥。 第三，中庸不是没原则。 孔子这个人，其实是很讲原则的。《论语·为政》记载了他这样一句名言——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里的这个比，古时念成避(bi)。比和周，是相反的。周是什么呢?周是团结。比是什么呢?比是勾结。比方说，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狐朋狗党，酒肉朋友。周呢?和衷共济，精诚团结。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团结是要有原则的。无原则地在一起，那就是勾结，就是比。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小人勾结在一起是毫无原则的。因此，作为“君子之交”，中庸就不可能是没原则。 实际上，在儒家这里，中庸不但是讲原则，而且中庸本身就是原则，是最高的原则。《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原则吗?可惜已经很久不见了。那又怎么办?当然是应该坚持这种原则，回到这种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来：中庸不是老好人，中庸不是和稀泥，中庸不是无原则。 中庸是什么 第一，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么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绝不唱高调，绝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出来。比如《礼记》里面讲，一个孝子，应该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回家以后，也一定要跟父母亲见个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比方说，你能够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后半天不回来，父母亲要担心啊!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出门之前一定要打个招呼，回家以后一定打个照面。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这种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又尤其是读书人当中的“愤青”，又尤其是“愤青”当中的“爱国愤青”，有几个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是啊!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爱国主义”呢?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理想主义”呢?不唱高调，又怎么表现“道德情操”和“高风亮节”呢?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设立道德高标，并且拿这种“高标”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谴责别人的。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们可不管。 唱高调的结果必然是走极端。为什么?因为高调就是极端，否则就叫“中调”了。走极端是谁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说过，矛盾一词，就是韩非发明的嘛!韩非还有一句话，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冰，和燃烧着的炭，能够在同一个器皿中长期共存吗?不能。不是冰熄灭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归于尽。同样，严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到来。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但是，法家走极端，却并不唱高调。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现实主义者。法家，怎么会唱高调?其实，就连先秦时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调。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克己复礼也好，平等互利也好，无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难的事。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调门太高，是不合时宜。 那么，后来的人，怎么就既唱高调，又走极端呢?我认为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有关。他俩干了一件什么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独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独尊嘛!这下子，调门可不就高了?但是，汉武帝的子子孙孙，还有后来的那些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实不能治国，只能用来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还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也就是赏和罚，以及权势、权术、刑法，即“势、术、法”。总之，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法家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当然能够流行。 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是孔子被神圣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说，当孔子被哄抬到“唯一圣人”的吓人高度时，他最钟爱的“中庸之道”却完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和稀泥、没原则、风吹两边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这也不奇怪。既唱高调又走极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种种高调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就只好装样子、耍滑头。结果，中庸变成了乡愿。 第二，中庸一定是适中之道。 因为中庸不仅是“庸”(不唱高调)，更是“中”(不走极端)。这就肯定要“适中”。比方说，既不唱高调，也不趋下流，既反对只有追求，又反对没有底线。如果你只有追求，不考虑现实，不断提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这就是走极端。如果你放任自流，连底线都没有了，也是走极端，都不是中庸。 不过，中庸讲适中，还因为它是“常人之道”。常人是什么人?是大多数，也是中间派。圣人，像尧舜那样的，或者像基督、像佛祖那样的，是极少数。恶魔、恶棍、十恶不赦的家伙，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常人，是普通人。他们不像圣人那么好，也不像恶棍那么坏，所以是“中间派”。为他们定标准，可不就得“适中”? 由此可见，适中，不但是“中”，而且是“适”。适，可能比“中”还重要。或者说，中，其实是为了“适”。实际上，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比方说找老婆、找老公，你说我要找个世界上最好的，那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最好”只有一个。否则，怎么叫“最”呢?那么好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最好的，难道大家都去爱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男人最好，难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实际上，对你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最合适。怎样最合适?不走极端。 第三，中庸一定是可行之道。 这一点，应该也不成问题。你想嘛，孔子，他为什么要主张一种“常人之道”?他为什么不弄点儿“惊世骇俗”的东西来?就是为了“可行”啊!正所谓“非不能为高言也”，只因为“非人能共行”，这才“不言之矣”。反过来，他讲中庸，包括讲“以直报怨”，就因为它既平常，又适中，可操作。实际上，孔子，还有孟子、荀子，都是很注重“可行性”的。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无论怎样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会有“可操作性”。至少，看起来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孔、孟、荀，其实是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这也是中庸。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极端，是中；注重“可行性”，是庸。“庸者用也”嘛! （摘自《中国智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是易中天于2012年10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实录，主题为中庸之道 今天的主题是“中庸”。什么是中庸？先说个自己的小故事。我从小就想当兵，于是给自己做了个少校的肩章，因为上尉官太小，而上校年纪又太大，少校正合适。其实，这就是中庸之道。 只懂“站队”是时代的悲哀 中庸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方法论，是人们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中庸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但中庸并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智慧。中国智慧大体分为三种——儒家、道家、法家。 我们知道，儒、道、法三家都认为世界是矛盾的，这也是周易的观点——“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上，三家则很不一样。法家的主张三个字——“讲斗争”，而且法家主张的这种斗争，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观念在“文革”中被放大，年纪大点的朋友都知道，“文革”后期的运动“评法批儒”，其实就是赞成法家，贬斥儒家。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里，冬天和夏天不会同时到来，强调的是性质不同的两物不能相容。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这种极端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后遗症。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一旦观点不同就死掐，然后网民们就纷纷“站队”。方舟子和韩寒掀起骂战的时候，凡是我所到之处，所有人都会问我，你是挺方的，还是挺韩的呀？——我就纳闷了，我一定非得挺谁么？我谁都不挺行不行啊？ 对于方舟子，他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有些人立刻就说，那你是挺方的，但我还要接着说，你质疑韩寒代笔是不合适的，是侮辱人格的，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许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自由即责任。自由不是无法无天，自由的前提是负责。我们大家都自认为自己能负责。插个笑话，一个４岁小男孩亲吻了一个３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就问，小帅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小男孩就说，当然，我会对你负责。小女孩又问，你负责得了嘛？小男孩就说，当然！我们又不是一二岁的小孩子。 这只是一个笑话，但现实中的不少人就像故事中的孩子，自以为知道负责的后果。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言行不当，负责的结果是撤销职务；如果你是一个律师，你言论不当，结果可能吊销执照；如果你是一个公民，你言论不当，结果就是被人鄙视。 说到这里，只怕有人又要说，你是挺韩的。我也不是，我认为韩寒是活该。人在江湖漂，总要挨一刀。你获得那么多名和利，你就得受这个。我只想说说道理和逻辑，但根本没人听，只热衷于“站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事实上，道理和逻辑，远远比“站队”重要的多。 如果说法家是斗争的哲学，道家就是转化的哲学。道家认为，矛盾的双方是转化的，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老子一再强调的是——弱一点，软一点，小一点，低一点。韩非写过许多故事来说明老子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讲的是楚庄王与孙叔敖的事。孙叔敖是帮助庄王成就霸业的功臣，但这个功臣，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孙叔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跟前说：老爸生前，多次谢绝了大王的封赏。我死之后，大王一定会给你加封，而你是谢绝不了的。这样吧，你就挑一块最差的。儿子果真按照他爸的嘱咐去做，结果怎么样呢？按照楚国的政策，功臣的封地，两代以后就要收回，只有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延续了好几代。为什么？就因为他那块地太差了，鬼都不要。 于是韩非说，这就是老子所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啊！所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绝不是要你下死力，建得牢牢的，抱得死死的。事实上，你建得再牢，也能拔起；抱得再紧，也能挣脱。美国的世贸大楼建得牢不牢？牢。怎么样了呢？防不胜防嘛！所以，不要在这方面下工夫。你真正要做的，是打消别人动摇、挣脱的念头，甚至根本就不会有这念头。没人想动摇，才叫“善建者不拔”；没人想挣脱，才叫“善抱者不脱”。 但是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都按照老子这一套去做，人人装孙子，个个缩脑袋，咱们这个民族，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崛起”，又怎样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发展才是硬道理。按照老子的主张去做，恐怕是国家不能发展，个人也不能发展。所以，老子的思想，也是只能抽象继承的。怎样抽象继承？就是做人低调一点好，做事却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有一句话，叫“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很赞成。可惜这就不是道家思想了。是什么？儒家思想！ 高不可攀的道德，造就伪君子 儒家，讲究矛盾双方的对立和谐。所谓“文质彬彬”，很好地诠释了儒家的矛盾思想。 所谓孔子的“文”，装饰、精加工；“质”则是质朴、本来面目。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也没有就显得粗野；而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因为他永远在说正确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这得用多深的心计啊！这样的人你敢跟他交朋友么？反正我不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就叫“文胜质则史”。由此可见，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是中庸的“中”。 贱养男，贵养女，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一定有社会文化的互补结构，不走极端，才能长久。在古代，男人当官后，只有封母亲和妻子为诰命夫人的，从没有封其父亲的，这恰恰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弥补。 然后再说“庸”。“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普普通通，不唱高调。除了平常普通以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一定是常人之道。即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决不唱高调，决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 比如《礼记》里面讲，“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出门的时候，得告诉父母；回家后，跟父母打个招呼。这太好做了，太容易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 认真说起来，我看现在很多孩子还做不到这些简单的事。< 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就是说，别人对我很坏，我却用好心和恩德回报，你觉得如何？如果是现在，肯定很多人说，好啊！多高尚啊！但孔子说，不可以。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又拿什么回报恩德？或许有人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这公平么？ 所以，以德报怨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如何呢？孔子说了八个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康有为在《论语注》里说，“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什么意思？“以德报怨”确实是道德高标，孔子难道不能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么？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标准提出来。道不远人嘛！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用最土的话说，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看到有听众摇头了，你是不是想说，“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孔子是讲原则的，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它不拘泥于以德报，还是以怨报，多种选择，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而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 事实上，守住底线，比追求高尚重要的多。我看过台湾的一本道德小册子，规矩定的很细。“长辈和女士，若未先伸出手来，不得握手，应先鞠躬以为敬”“使用西餐餐具，动作应从外向内。” 规矩说起来很小，但未必人人能做到，现在大学里，毕业生拍照的时候，跟老师勾肩搭背，很不礼貌。在语言上，很多人也不注重规矩。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老婆，叫做夫人，闹了大笑话，在古代，“夫人”是对其他人妻子的尊称，不能称呼自己，当然我也不主张回到“贱内”，我觉得最好就是“我太太”或者“孩子他娘”。另外，自己的儿子叫“犬子”，女儿叫“小女”，不能叫“犬女”，因为姑娘是要嫁人的，你这么一叫等于提前把亲家给骂了。还记得我父亲病逝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吊唁短信，其中有不少人开头就是“惊闻家父仙逝”，我说，你爸没死，死的是我爸！ 道德绝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其实也未必会利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四川广汉这块地面很不太平。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路人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整日里端枪对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愁：从哪里找回我的饭碗？ 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了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上终于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一挑盐收保险费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块钱等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规定交了费，即可持他们发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这么一来，川陕大道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人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荒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这只是个笑话，我想说的是，道德也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聪明的自私，通过利人来利己。 年轻人与社会妥协，会各有所得 一段时间内，中庸这个词语被妖魔化，认为是无所作为，不讲原则，不求进取。这是对中庸的误读，中庸不等于你不积极进取，不活泼向上。你完全可以朝气蓬勃地中庸。 中庸对所有人几乎都是适用的。对于艺术家有一点例外，他既可以中庸也可以极端，但他必须有天赋。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天才，更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艺术家，一定是做到了极致。中庸也可以做到极致。 也就是说，所谓“中”是不走极端，但不等于不做到极致。极端是偏激，极致是到位。一件事情要成功，一定要做到极致。 “庸”是平常，不唱高调，但不等于没有理想，理想是必须有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为一个问题困惑，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我常想，我的女儿是否要培养成单纯的白雪公主，如果白雪公主一定会吃巫婆的毒苹果，但我总不能从小就教育她算计别人，说假话，忽悠。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自己的老校长刘道玉。他解答了我长期以来的疑问，“大学还是需要理想主义教育，大学生还是需要接受理想主义教育。”为什么？里面还是有个中庸之道。 理想主义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一定碰钉子，结果是什么？碰钉子的结果，一定是各退一步，社会不可能消灭我们这些大学生，社会一定会为大学生让一步，那社会能不进步么？当然大学生也会让一步，有人说，这不是妥协了么，妥协不就是投降么？我们不能妥协！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妥协的前提，正是独立、自由、平等。服从不是妥协，找到我们共同能接受的底线，这才叫妥协，我们的传统中缺乏这一环。农业民族不会妥协，商业民族才会妥协。我们开口闭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恰恰是法家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买卖双方各有所得。 此外，年轻人要敢作敢为，千万不要怕犯错误，只要愿意承担责任。比如大家找男女朋友，一旦选错了人，就要有自认倒霉的勇气，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句话，青年人就是要犯错的，也是要生病的。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犯错误，犯一次就会要了他的命。一个从来不生病的人，最后攒下来的一定会是大病——我一年不感冒都着急。小病不断，小错不断，是最佳状态，这是中庸。 同学们，你们多年奋斗，考入百年名校不容易，四年不要虚度，四年没谈过恋爱也属于虚度之一种。你们可以上网，但别老泡着，读点书，尤其是经典的书，因为书是读不完的。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书没读完。我不是让你们读专业书，我觉得新生的专业教育，基本都可以取消。难道我们毕业以后都是从事本专业的吗？某个地方的书记曾问过我，你要么讲历史，要么就是哲学，你怎么是中文专业的呢？我反问，你怎么会是书记专业的呢？ 我们到这个学校来干什么？我们为什么都要考名校呢？所谓名校和其他学校的区别在哪儿？学生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一个百年老校有学风，学风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是熏陶出来的。我坚决反对百年老校迁校址，那些树，那些房子，都是中国人很讲究的“气场”。此外，我建议，学校多办各种类型的讲座，我读书的时候，但凡数学，物理，化学的讲座都没有错过，听得懂么？听不懂。干什么？熏！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绝不是一个螺丝钉和法条。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的自由发展。而自由，甚于发展。每个人自由发展，更是一切充分发展的前提。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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