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韵杜甫 解说稿(苏教版高二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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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诗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时韦觳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诗圣。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于是元稹认为,李白虽然也会写诗,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元稹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坚决反对抬高杜甫,贬低李白。其实,韩愈不明白,元稹这样惊世骇俗,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为]白居易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要达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办法,又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一误导,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他一生五十九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看着看着,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看见一匹骏马,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的这些诗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

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反复这样强调。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更进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他还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固然也够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四十四岁。随后在逃难中,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看着京城的残破,痛心疾首,写下了他的名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由于官小诗名也小,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他就乘机逃出长安,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心,封他为左拾遗。后世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么来的。他不懂官场的厉害,只知道知无不言,结果上任不久就贬了官。由于俸禄太少,又当战乱,他干脆弃官,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也许真的诗是穷而后工吧,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磨难,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来记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备受后人赏爱,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每一个字都是他眼中的泪,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无可奈何的惨叫!

后来,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一路上他声酸词苦地唱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食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他一路这样吟唱着,终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建成了这个草堂。“但有故人供禄米,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脸上终于闪起了一丝微笑。他被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他心情轻快地唱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还在四川流落了几年,才终于由湖北转入湖南。路过岳阳楼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登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整个江南地区被洞庭湖分割在东南两侧,无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着。这时杜甫已经五十七岁,离去世只有两年了。要不是有文献资料为证,谁敢相信如此气魄雄浑的诗句,竟是个多病的老人写下的。

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岁时,终因贫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一个对中国诗歌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

千秋诗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刺激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杜甫的确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学他;另一方面,杜诗又特别经得起琢磨,也使后人乐于去学他。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这使他对诗歌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告诉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简直把诗当成传家的祖业。写诗对杜甫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转移和储存方式,是使自己从苦难和卑微中跳出来的手段。他声言“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明他写诗是反复推敲,反复锤炼的;由于驾御语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细琢,特别耐人寻味。尤其是他的律诗,几乎每一个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字来代替。比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

诗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别形象,特别有动势。“平野阔”,天就显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离;反过来,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觉,又会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广阔的印象。散乱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着江水前进,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这两个字本来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处,这就使这两句诗一下变活了,有了更多的层次。杜甫这种驾御语言的本领,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境界雄阔,音调响亮。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后人认为这是唐诗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尽长江滚滚来”,抽出去单看也很有些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但前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有一种萧杀的气象,是长江之水流得很艰难,就与李诗的意趣大不相同了。这首诗就像流过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宽广,看似平缓却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冲力。

最为难得的是,杜甫捧走时代的血泪,反复提炼,用沉重的笔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世界上只要还有不合理的贫富对立,这两句用红宝石拼成的诗句,就将永远使人警耸。

 

曹时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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