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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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虎狼间去?或者,鹰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湃,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六号。 

战士和苍蝇 

  Schopenhauer〔2〕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2〕Schopenhauer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这里引述的话,见他的《比喻·隐喻和寓言》一文。 

 

送灶日漫笔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2〕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3〕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4〕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5〕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6〕,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7〕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

   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3〕食蛤蜊 见《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音,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谈风月,见《梁书·徐勉传》,勉为吏部尚书,“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氨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酒酣耳热而歌呜呜”,语出《汉书·杨恽传》,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

〔4〕“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是明代周道登(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对崇祯皇帝说的话,见竹坞遗民(文秉)著《烈皇小识》卷一:“上(崇祯)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5〕“兵谏”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分歧。五月,段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未得国会通过,且被黎元洪免职。于是在段的指使下,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通电独立,奉、鲁、闽、豫、浙、陕、直等省督军相继响应,皖督张勋也用“十三省省区联合会”(即所谓督军团)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他们自称这种行动为“兵谏”。

〔6〕“三尸神” 道教称在人体内作崇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他们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叫做“守庚申”。

〔7〕《封神传演义》 即《封神演义》,长篇小说,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著,共一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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