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说国民劣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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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阵 在我国，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们高贵的头颅中，大多有这样一种逻辑：中国许多事情的不能尽如人意，美好未来的遥远而渺茫，都跟国民素质的卑劣、低下有关。换言之，中国之所以文化科技落后，之所以遭列强欺凌，之所以内忧外患不断，国运多舛，愚昧的国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国家贫弱，诿责百姓。这是什么逻辑呢？ 未经论证，先给百姓贴上了“卑劣”“低下”之类的标签，实乃强盗逻辑。没错，他们能举出许多事例，见老人摔倒不扶，见小孩被压死不救；随地吐痰，随手丢弃垃圾；不顾政府脸面，跑到首善之地上访；如一盘散沙，不懂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诸如此类。他们也不想一想，这些事例，背后有无原因，是什么原因。诗圣杜甫有诗句云“盗贼本王臣”，自古以来的强盗、娼妓，多是良民被逼而成，谁也不是天生的盗贼、娼妓！谁逼的？当然是贫富不均、贵贱有别、奸佞当道、忠良被黜的社会与制度。唐太宗李世民引用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语，以君比舟，以民喻水。其实，“民犹水”，除了载舟覆舟，也可以引出水本清澄、随物赋形的结论。同样的民族，同样的草民，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身心面貌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橘逾淮则为枳，果实苦涩不可食用；人入狗国则如狗，行不由人径，而从狗洞进入。个中道理，古人早已讲得一清二楚。 古今中外，平民百姓所祈求者，无非是天下太平，年景丰稔，合家安康。一言以蔽之，曰：安居乐业。所谓国之兴衰、存亡，其实往往不过是朝廷的更迭，君王的改姓，权贵的沉浮。国运危殆，都是有军政野心的帝王将相、社会精英们兴作出来的风浪。百姓并未从中得到好处，此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社会精英或一心要成为社会精英者们的豪言壮语；真正的草民，天下兴亡，他们其实是没有责的——无论是职责还是罪责，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负责的机会和资格。 鲁迅先生的一生文学事业，大量精力、大量篇幅用在批判所谓的国民劣根性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他以其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凭藉精警峻拔的语言艺术，忙活了大半辈子，文章传遍天下。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跟他一道，不断写文章，到处作演讲，发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但是，国民的缺点，显然并未因此有明显的改善。究其原因，我认为，既非鲁迅等人的思想不够深刻，文章不够犀利，亦非国民性情冥顽不化，而是朝廷、政府，没有给予国民应得的尊重，赋予国民公民的待遇。要求牛马像人类一样思考，要求奴隶具有贵族的优雅，要求囚徒像飞鸟一样翱翔天空，无异于缘木求鱼，强人所难。 对于如水般随物赋形的国民，倘若指望他们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言行举止像贵族一样优雅，像飞鸟一样自由翱翔，首先得去掉套在他们肩膀上的轭和穿过鼻孔的绳索，给他们颁发奴隶解放证书，将他们从狭小的笼子里释放出来。 历史告诉我们，华夏民族并非劣等民族。自古以来，不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志士仁人，不乏粪土富贵崇尚自由的隐逸高士，不乏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 历史同时告诉我们，看起来像是不幸不争的愚民，其实很可能只是困兽睡狮。驯顺是暂时迫于无奈，并非本性如此。一旦觉醒，一旦发怒，威力是巨大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兼并六国、严刑峻法、强大无比的秦王朝，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不要小看国民，也不要悲看国民。否则，终有一天会大吃一惊，会后悔不已。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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