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百合花》作品鉴赏 作品赏析(苏教版九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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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小说《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之作。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茅盾评价这篇小说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作者选择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和老百姓,她们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与通常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同。小说中的小通讯员年仅19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另一个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作者写出这样一个鲜亮的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同时,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从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的构思巧妙,“她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做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刚刚接触小通讯员时,因赶路不及而“生起气来”,然后又对他奇怪的保持距离的作法而“发生兴趣”,以后是对小同乡“越加亲热”,接下去是“从心底上爱上这位傻呼呼的小同乡”,最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就这样,小说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这些描写不仅渲染烘托出情境气氛,而且极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态和心理,使作品极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总之,这篇小说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执笔  陈依)

   

以《百合花》为例分析茹志鹃的小说特色 

茹志娟1998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我在14岁那年很幸福很激动地欣赏并咀嚼了它。 

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我觉得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 

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10月15日,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 

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 

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 

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 

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 

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我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 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 

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 

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 

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 

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人的常识。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一看见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当中,我和他两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旁。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指1980年,笔者注)。 

“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我原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军。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 

头,心红志坚。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写《百合花》的时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算第一人。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 

错了的故事》,尝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 

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文章要人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王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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