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为子女教育移民将怎样影响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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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同时,有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广州日报10月31日)

在2006年美国一家非盈利教育出版机构进行的调查中,比尔.盖茨当选为近10年来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同时,在对教育界最有影响的组织中,美国国会名列第一,教育部第二,盖茨夫妇基金会列第三位。在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榜单中,还有多位企业家的身影。据媒体报道,比尔.盖茨在美国高校教育问题上的引人关注始于他2005年2月在全国州长协会上的一次演讲,当时他说:“美国的高校教育太过时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优秀教学全国学会执行主任道格拉斯.沃德表示说:这个演讲连同盖茨夫妇基金会在高校的投资,极大低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实践、政策和研究。他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全国的州长们揭开了高校改革的帷幕,这也极大地推动了联邦范围内对改进高校教育的再次关注。”

相比比尔.盖茨一边批评美国教育,一边投资教育力推美国教育改革,我国的富豪们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一种说法是,这是受教育者以脚投票来选择教育,最终会倒逼我国教育进行改革,不然,越来越多的人会流向海外,而随着人的流动,资金也随之流出。

如果这能倒逼出教育改革,倒是值得庆幸的——好在除了国内教育,现在全球教育越来越开放,给了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体制外的教育选择,但从目前教育发展的各种迹象看,倒逼机制很难行得通,反过来,在教育部门和学校看来,体制内的教改压力反而随着国际教育的开放,有所减少,改革的压力与动力更加不足。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富豪选择让子女到海外求学,无疑传递对国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失望。笔者注意到,此前,还有很多声音关注并批评国内教育改革,而现在,关注和批评的群体却在减少,究其原因是,既然教育改变不了,就让孩子出国吧,而一旦做出出国的选择之后,也就不在意这一教育能不能变化了。所谓与其与其纠缠,不如一刀两断。近年来,各地国际班如雨后春笋冒出,出国留学的数量也以每年20%的增幅递增,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国内教育改革没有信心。

这种失望情绪,对教改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公众对教改的关注与参与,是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对于富豪、企业家来说,他们如果能对教育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除了自己的孩子求学之外,企业也要招募大量人才),同时,积极介入、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总会对目前的教改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现在他们随子女出国留学而移民、投资海外,就把自己置于国内教育体制之外,既不发声,也不介入推动,教育改革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日益升温的出国留学,并没有引起关注,以此反思国内考试制度和大学教育质量,反而,却持有另一种观点:不要埋怨现在的国内教育,有本事者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再说现在出国留学这么容易。甚至有教育官员称,国内学生不是没有选择空间,出国留学不是给了他们选择吗?这样一来,没有倒逼出教育改革,却增加了教育部门和学校坚持原有教育模式的“底气”。

我国教育改革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比较牛的学校,而他们并不会感受到教改的紧迫性,以国内受教育者人数看,出国留学者就是每年翻番,也不过四五十万,相对八九百万考生,这只是零头;就是存在生源危机,也不会影响到目前处于一本、二本阶段录取的985高校、211高校和公办高校,因生源问题而倒闭的,会是民办院校,而这不正是看不惯民办学校发展的一些教育官员所乐见的吗?再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因家庭有条件,或早已选择出国留学,因此,对于教育来说,能守住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最重要,能不能办好,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依照这样的趋势,出国留学升温是自然的,越来越多富裕人家送孩子出国留学,也是必然。而我国教育,不是融入高度竞争的国际教育环境,而会在低水平中折腾,这很可能形成一种教育二元(国内与海外)格局,深远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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