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范进中举备课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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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 （小标题）废止科举无异于废封建开阡陌 如往常一样平静，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清廷发出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寿终正寝。 对于废止科举，其实也没有如此“突然”，而是历经地方大臣的劝奏，各级考试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论，到递减进士及第名额，以至立停科举考试的渐变过程，绝非一日之功。 早在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就率先提出“废科目以兴学校”的主张。此后，不断有大臣上奏言废止事。最后，在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政府响应要求，发出上述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止科举制。 诏令一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士人多么的悲天抢地，所谓“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毕竟是少数。这是因为，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废止科举一事，除了官方大言废止之必要外，在知识界，也有过不少呼声。康有为就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提出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严复则认为，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清楚：“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可见，对于废止科举，多年来都有提及，读书人早有心理准备，只是哪一天宣传的问题。 另一方面，清政府预料到突然废止，会让士人产生过激反应，为维稳需要，出台了一些过渡性措施。一个是“使取士仍归学堂之中，学堂不蹈科举之弊”，“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为了照顾旧士子的情绪，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而对于已经进入了新式学堂者，不准入试。 再一个是过渡期实行奖励出身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新式学堂各级毕业生要参加相应的考试，及格者照样授予出身。对于留学归国者，也专设专门考试，授予出身，满足人们对功名的渴求。这些渡性的安置措施让士人的反对意见减少很多。 相反，对废止科举的赞美之声不少。上海维新派的《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2，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更是用夸耀的口吻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经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这种评价不能不说是较为中肯的，科举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或许，身在其中的当时之人，并不能明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何在，只是觉得科举废止是一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对国家社会前途有何影响，并不十分清楚的。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废止科举令下不久，他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 而中国的学者，比如认为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的严复，于1916年，他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里感叹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因此，当时的平静或微波并不能消解这一事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科举的废止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广的，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都是摧毁性的影响，“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有多大的作用力，往往就会有多大的反作用力。我们说科举的废止对中国现代社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那么一定是因为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做过公正评价。一，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能够不断地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二，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二，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四，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这四条，无一条不是极为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讲，废止科举就是从四个方面对帝制政权施以反作用力。一是科举本是帝制政权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废止了，这个政权将社会精英排拒在外，人才无法进入统治体制内，因此失去活力。二是科举是阶层流动的调节器，确保人才的流动和社会的公平，这个调节器停摆了，社会结构固化，成死水一潭，活力无从谈起。三是科举将儒家知识作为考试内容，巩固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从而巩固政权。四是科举为社会各个阶层预设了成功之路，一旦这条成功之路被斩断了，人们没了出头之路，混乱就来了。 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活力，社会死水一潭，权力世袭，阶层板结，意识形态崩塌，中下层阶级看不到希望和出路，民众对这个政权失去信任和忠诚，正是这个政权危机到来之时，用纪连海的拉风之嘴来说，“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清政府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四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现在回头来看，两者绝对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细加分析，甚至可以这样断言，废止科举直接导致辛亥革命。下面就是我的详细论述。 （小标题）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 维持一个政权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秩序，政权通过种种制度、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而绝大多数民众服从服膺这些制度、手段，这个社会就是有序的，政权就是稳固的。相反，涉及到国家政权稳定方面的基本制度难以令人信服，将会导致秩序混乱，严重的将是灾难性的。所以，才会有“稳定压到一切”这样的口号。 可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以维持可靠的秩序？那一定是相对公平开放的制度，如果一个涉及所有人切身利益的制度并不公平，要么这个制度本身难以维系，要么人们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要么会引发利益矛盾而导致社会混乱。因此，哪怕是在赌场那样令人疯狂的地方，也是遵从了“愿赌服输”这样一种公平的游戏规则，更何况国家政府制度。 很显然，科举制度绝不只是一个考试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帝制政权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前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确实如此，自上而下，科举为帝制政权选拔了优秀人才，巩固了政权的根基；自下而上，科举让各个阶层的精英分子充分参与到政治治理中来，让人获得晋升渠道的同时，也让人成为这个政权的依附者。其次，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开放的，所谓“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不论身份地位、贫穷富贵，只要努力，都有进身的机会。而且，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只要你愿意，到老都可以参加科考，到老都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和可能，这就让所有人都在这一制度面前平等起来。 故而连胡适这些很前卫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认为：“这种制度（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 如此，科举制度将政教合一，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秩序设计，它像皇权社会的枢纽，调动起一切社会力量来为这个政权服务，而个人的功名利禄，全部捆绑在这个国家机器身上，效忠于它——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嘛。这样，它就让一个政权因为这个制度而像肌体一样具有较强的新陈代谢之功能，保持相对的健康。 再有，这一制度同时漂亮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秩序设计，即经过这一制度的设计，将儒家经典、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等于将有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灌输给应试者，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价值规范被士人认同接受，并经过他们的传导成为高度统一的价值规范。只要士人想获得功名地位，就要慢慢地经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将儒家价值规范作为立身行事的标准，并以他们的行为来影响社会民众，让这一套价值规范为各个阶层认同和普及，实现了儒家文化的制度化。故“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 科举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实现了有力的社会整合，尤其是这个制度历经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权，每个人忠于儒家价值，循规蹈矩，社会井然有序，十分适合于专制统治，所以，历经千年也不废弃，被帝王玩用于股掌。 废止科举无疑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使政治和文化同时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现为，政府失去了笼络人才的极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围绕科举谋出路，政治与教育分离，政府与民众离析，士子由趋附政权变而叛离政权，危及旧有的统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现为，读书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价值规范，激进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纲五常”挑战，与原来所信仰的东西背道而驰。这样，科举制度的“武功”全废掉了，整个国家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风筝下坠。 $2先生说：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家建制化了。显然，起到“建制化”最大作用的，无非科举尔。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失序必然体现在社会失序上，体现在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被抛离出原来的秩序，极力通过和平的或是暴力的方式，建立起全新的秩序，来保障适当稳定的生活秩序。毕竟，人不可能总是在失序的状态下生活，那将是一种互相伤害、彼此折磨的过程。因此，重建一种代替科举制度来重建秩序，整合社会，让各个阶层有机会进入政权体系内的制度，在官僚社会，在晚清时代是什么？现在看来，无非新式教育和组党入党。 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只能说学到了某种技能，具备了某些知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入朝做官，造反起义和组党入党就不同了，如果搞成功，可以直接干预政事，直通政治枢纽中心，当官自不在话下。所以，火眼金睛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了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于是，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 由万变不离科举，到万变不离其党，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秩序的建立，而且也还算相对公平，党与党之间竞争，轮流做庄，也就等于各党党员因此可以轮流为官，彼此都靠竞争上位，彼此都能接受，社会也就相对稳固了。这样，就摧生了各式各样的党派，党派的作用，完全具备科举的某些作用，比如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吸引社会精英，使政权和社会充满活力，为个人提供出路，维持社会稳定等。 而晚清无非两个大党派，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同盟会），党派党派，立宪派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党，但确实是以党派为依托，以君主立宪为政治目的，以平和请愿为手段，来为自己入朝做官争资本。革命党也是以党派为依托，也是为自己入朝做官争资本，但是其目和方式与立宪派不同，他们以民主共和为政治目的，以革命暴力为手段，为了达其目的，不惜以暴力的方式将旧政权推倒重来。 从入朝做官靠科举，到入朝做官靠其党，全新的制度秩序必然导致全新的政权性质和形态，那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因为政党竞争的政治是现代政治的范畴，这说明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帝制王朝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最本结构和土壤。但是，帝制政权仍然会死死挣扎，哪怕是自觉地进行妥协性的政治改良，以最大限度地维系权力的自主性，可是，当其对权力让渡令民众不满时，辛亥革命的引线已经点燃。从这个角度说，科举废止，社会秩序失衡，直接导致辛亥革命暴发，用一种新秩序代替旧秩序，虽然从时间上看，两者相隔了五六年。 （小标题）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 科举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体，其纽带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他们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是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乡野则领导民间社会向心朝廷，是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捏合政府与民间，政治与社会，庙堂与江湖，朝廷与乡野，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整合力。而造就这些身兼二任的士大夫的就是科举。 另外，帝王为了统治之需要，将儒家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士大夫是儒家价值观的忠诚信仰者，他们利用自己一身兼二任的角色，利用他们道德表率作用和身体力行的努力，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观变成宗法社会的价值观，甚至变成每个人的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上完成了政治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造就居中联系的士大夫的也是科举。 科举废止，士大夫与国家、政治的制度化联系被切断，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失去了中间粘合者的作用。精英对国家政治认同感的疏离，影响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变化，因此废止科举，等于撕裂国家与民间、政治与社会、庙堂与江湖、朝廷与乡野紧紧相连的关系，这样，民间社会作为一个对立面出现在国家政治面前，并且力量越来越强大，专制政权的危机由此而来，这就是为什么说辛亥革命爆发，会获得如此多的社会力量支持的缘故。这正如学者萧功秦所言：一方面，变革旧制（废止科举）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事实正是如此。科举制度不光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培养了忠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精英被吸纳进官僚体系之后，民间社会的力量就被弱化掉了，在政府与民间的力量对比中，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可是，废止科举之后，政府失去了吸纳文武精英最有效的通道，士子（天下英雄）游荡民间，社会力量骤增，民间突然变得强大起来，强大到足可以与政府分庭抗礼，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不如绅”格局。可以讲，科举的废止，将政府本来可以拉拢过来的人才，变成了自己强有力的对立面、革命者，废止科举，满清政府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我们看到，科举考试让读书人知书达理，温柔敦厚，一个个争做顺民和官僚，正所谓$2先生所说的两种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废止科举以后，民众的文化心理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不再以朝廷为马首是瞻，也不再完全忠诚于儒家价值，那就是存有贰心了。某些英雄好汉如孙中山、黄兴等激进分子，干脆扯起反政府的旗帜号令天下，最后居然还真的干成了一票，不能不说科举废止，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这些英雄好汉都放了出去，清政府主动放弃了对英雄好汉的控制。 其实，很多士子并非天然长着反骨，而是仕进无门之时，不免彷徨、怨愤、绝望，从一个政权的绝对支持者变成一个抱怨者，反动者，就像现在很多大学生花了很多钱读出来却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难免会彷徨、怨愤、绝望一样，会对政府不满，会有过激行为。废除科举尤甚，这条渡过成功彼岸的几乎是唯一的独木桥被拆掉了，社会流动被阻塞，社会的怨气仿佛缺少了出口，转而冲向政府，政府无力解决，只能弹压回去，当这些怨恨的情绪堆积在社会里面，彼此传染，越积越浓，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 表面上看，新式学堂给读书人一条新出路，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与科举比较起来，新式学堂的诱惑不及科举，科举是考中就有官做，新式学堂并不能打包票可以做官；新式学堂按时毕业，毕业了就进入社会谋生路，前景并没有那么明确，可能还需要“二次奋斗”，科举可以“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永远不会毕业，永远给你下一次机会，永远给人一个盼头在那里。两相对比，无疑加重了读书人的挫败感，增加了对政府对社会的怨恨情绪。从社会心理学来讲，因政府或社会给人造成挫败感和失望感，会加深人们对政府、对社会的怨恨，很容易走向反政府反社会之路。试看参加革命党的人，有多少不是因为科举废止，人生挫败，转而对政府心生怨恨，走向革命之路呢？ 怨恨的社会心理一旦形成，就像空气中布满了易燃易爆物，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燃引爆。科举废止后，社会积怨，人心离散，只要英雄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不费太大的功夫就将二百年多满清统治推翻的原因之一——社会条件已经充分具备。 （小标题）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 科举的好处是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但也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为了仕途上的前程，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读书人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于经史子集，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耗费青年有为的生命就是为了“揣摩腔调”。学习内容上的隔绝状态和学习本身的隔绝状态，其实就是思想上的隔绝状态。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种隔绝状态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剑桥中国晚清史》里讲到，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很有限。据有人估计，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万部译著。中国公众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万册。 从这一数据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确实扼杀了读书人的活力和生气，士子们参加科考，只需要熟诵经典，倒背如流，按格式去答写就可以了，所谓的知识和创新被限定在十分有限的范围里。在这种长期的封闭式训练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循规蹈矩，僵化教条，陈腐保守，缺乏创新，一言以蔽之，读书科考把人给读傻考傻了，读成了一个个不适应时代潮流的老古董。只要科举不废止，他们的利益被帝制政权高度捆绑，士子们就始终不会有兴趣了解儒家经典以外的书籍和世界，因为，阅读这些无补于他的考试，还可能影响其前程功名，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思想滞后顽固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显示出科举制度的两面性来，一面，它是极具开放性的，对所有社会阶层敞开，一面，它又是极其封闭的，将读书人局限在方寸之间。两个矛盾的面都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但不利于民族思想解放和与国际接轨。由此看，人们讲科举是愚民的手段，不无道理，它用封闭单一的信息而让人愚昧。要言废止，谈何容易，梁启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兴学校。 废科举，立新学，读书人由封闭走向开放，思想从由单一走向多元，开始关心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更换旧脑筋，学习新思想，重新审视国家民族与世界，难怪$2先生说，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灭亡。可是现代观念一旦形成，科举制度所维系的旧制度还能被接受么？ 确实，废止科举，将读书人赶进新式学堂，他们在那里固然也还要学习一些儒家经典，但更多地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迥异于儒家思想的启蒙思想，民主自由，无疑让他们受到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式的训练，并萌生出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强烈愿望，当这种愿望变得极为强烈时，很容易就走向极端的暴力之路。 正如前面讲到的，科举奠定了帝制政府的文化秩序，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读书人都训练$2君王的奴才，在思想和行为上绝对地效忠皇权，并变成定型化的思想行为模式。科举废止后，读书人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德先生”、“赛先生”。从忠诚信仰统儒家观念与价值而至怀疑和反对，这就使儒家观念与价值边缘化，使儒家意识形态灌输失去制度化依托，进而使帝制政权失去政治意识形态支撑，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 可以讲，废止科举，开启现代教育，也就开启了现代政治。因为，中国读书人进入新式学堂，尤其是游学海外，对西方认识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技艺精湛、工商发达，关键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能够“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从而产生了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形态的想法和要求，这种想法要求因民族危加重而显得格外急迫，以至于等不得清政府慢条斯理地搞立宪，就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强力推行新的共和政治。 细读历史我们还会发现，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两件大事看似孤立，但我仍然看到了它们内在的某些联系。 考虑到真正废止科举之前已有废止的动议和过渡性的措施，因此，科举还没有废止之时，一些地方大员比如张之洞就鼓励“游学”，已经看到科举进身无路的读书人纷纷出国留学。据统计，到1907年，中国光是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就达七千余人。这些青年才俊一旦走出国门之后，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礼，对腐朽的中国政治极其失望，就想把西方的政治模式搬到中国来，以救亡图存。但并不是你想搬来，清政府就同意搬来的，就是清政府想搬来，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来搬，而不是按你的意志来搬，革命青年就只好用革命的方式搬来。为了革命，这些留学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成立了同盟会，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可见，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如果没有废止科举，这场革命的成功不知道要推迟不多少年。 （小标题）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催生了人才 科举制并不只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是选官制度，它使政治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向各个阶层开放和流动，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让天下人才为我所有所用。 虽然清政府正式全面废止科举考试，做了一些相应的过渡性安置措施，但对于众多的旧士子们来说，这显然只是一种安慰，已不太具实质性意义。过去的开放和流动的格局因科举废止而被打破，政府用人缺失标准，只好重新采取“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必然会导致“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很多士子进身无门，徒增社会不公感。对于那些进入新式学堂的学子而言，新式学堂吸纳能力远远没能满足实际所需。正如时人指出的，“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何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办学经费如此拮据，可以想见能有多大的成效，又有多少人因此失学无书可读。 这就让大量既不能入新式学堂，又不能考科举的旧文人一下子成为左右不靠的浮萍，变成所谓的“游民阶级”，而且这样的人员绝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指出：“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 “游民阶级”因科举废止而失去了原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又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一下子穷途末路，呈游荡状态，很容易走向冒险之途，变成一股反政府、危及社会稳定的力量。当年，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也属于“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一类，开始在国内搞反清活动，随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就是这些“游民阶级”中的典型一员。 另外一些并非“游民阶级”的新式文人被从旧官僚体系剥离出来后，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变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再寄望科举为出路，时代为他设置的出路大抵可以分为三条，一条是留洋海外，一条是从军做职业军人，一条是从商，以此为他们人生价值的依托，否则并没有太多的出路，除非自己有关系可以挤身政府，毕竟，那个时候自由职业者还是很少的。 大致的三条出路，无一不是从不同的方面在为辛亥革命准备人才。游学海外的学生，要么成为立宪先锋，如蔡锷，要么成为革命党的领袖，如黄兴，后来不少人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可见，废止科举中断了文人的仕进之路，中国少了一些旧官僚的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民主政治准备了一批现代政治家、军事家。 废止科举后，从军是做官最简捷的道路，尤其是新军吸引了众多的读书人，但他们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既不能一身兼二任，粘合社会，也因为思想解放而无法与清王朝完全同心同德，他们既为现政府服务，却又不满于现政府，他们稍为被革命党策动，就会支持或同情革命，更何况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是革命党，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的席卷全国，迅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反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他们从内部瓦解了清政府，他们为革命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些从商的，依托商业资本支持革命，据此在新政权中谋取一官半职。此时，随着清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商人已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底层慢慢地爬升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些地方的商人组成商会，拥有自己的武装，连清政府都要惧怕他们三分。这些都是他们“从商做官”的资本，我们回看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人外，商人也占一定比重，原因即在此。 当然，能够游学海外，能够从军、从商的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知识分子从新式学堂毕业之后，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没有了着落，何故？晚清毕竟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工商业并不发达，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200万，国家一时消化不了那么多的学生。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很多从传统乡村走出来，已经很难再走回去，因为，他们不像他们的父辈，即便在乡村生活也可以做入朝为官的大梦，凭借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可以回到家乡，无非是教教书，但家乡已缺乏了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他们只好涌入都市，变成无法就业、前途凄茫的“新游民阶级”，成为又一股危及社会稳定的力量，并在辛亥革命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这三类人才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新式人才，他们或者对旧政权怨恨而决绝，成势不两立之态，或者与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明显的疏离感，或者见风使舵，随时投机政治，在新旧之晃荡。总之，不是旧政权的可靠忠臣，却可能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可靠人才。 最后说句总结的话。有人把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国外也学习这一种文官考试制度，来弥补政党政治之不足。相对于物质文明领域的四大发明而言，科举制作为制度文明的存废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制度文明的存废说得严重点，搞得好，会带来长期的文明繁荣，社会的稳定，搞得不好呢，会引起动乱，带来暴力革命，读史者不能不察。为了重建社会秩序，民国建立之后，受孙中山的倡导，建立了考试院，这就类似于复制科举考试，当然，内含外延已有所变化。 现在，一些人轻言废止高考，是过于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除非我们的社会可以创造更多的出路，否则至少公平是很难保证的。现在，除了高考，还有一个“国考”——国家务公员考试，这大约也是一种科举考试的借鉴，是专为政府选拔人才之用，从“国考”的热度和残酷竞争来看，看不出跟科考有什么两样。 本文摘自廖保平新书《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2011年4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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