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谋杀了中国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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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开学时。据媒体报道,开学季到来,除了数码城一如既往的热闹之外,今年汽车4S店也提前进入“金九银十”。买几件新衣服,买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买品牌笔记本电脑,买像素千万以上的数码相机……这些万元左右的入学装备早已不能成为大学新生“入学行头”的代表,随着高校新生入学季的到来,新生的入学装备也在以“几何级”速度飙升,电脑、手机、相机“三大件”已被认为只是“刚性需求”,汽车甚至股票、房子这样的“入学新三大件”成为新流行。网友质疑,大学究竟是学习的地方,还是炫富的地方?我在新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中,对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教育价值观深表无奈。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董藩,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两位看似毫无关联,却因敲响中国高等教育的警钟而被纠结在一起。药家鑫让我们悲愤地看到了漠视生命的又一个版本。2009年“杭州飙车案”,“官二代”同伴围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场景曾经灼痛着公众的眼睛;2010年李启铭在校园内将两名女生撞成一死一伤后,又嚣张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这些涉案的当事人都是在校学生,但是,如果一个差不多的案子能够一再翻版上演,我们就必须做出思考:是司法制度出了问题,是社会心理出了问题,还是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先说说董藩吧,就是之前高喊“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教授,这个人太可爱了,最近又抛出一个言论,他对他的研究生说,四十岁之前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来见他。董藩在其微博上的言论一出,马上有评论说,“四千万”呐,就是四个“千万”,你的学生不是做房地产的吗,怎样叫“四千万”呢?就是千万要暴利,千万要心黑,千万要行贿,千万要强拆,只有这么四个“千万”,才能弄到你这个所谓的“四千万”。我发现我们的网民太有才了,总结得太到位了。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四千万”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金钱至上、成功主义,也就是那些房地产商的价值观。

透过董藩事件和药家鑫事件,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观真是五花八门。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在网络上有这样一个言论说,要是她,她也捅,谁让你受害者去记车牌号呢?之后,网上很多90后80后,还表现出自己对药家鑫的一种同情。这个事儿其实让我真有点无法理解。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不管你捅几刀,终归是致命伤吧,那你是不是应该尊重基本的法律?但是,看看律师的辩词,说药家鑫是“激情杀人”,还有专家说“药家鑫捅六刀是习惯性弹钢琴动作”。更搞笑的是,还有一种辩护说,这个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品学兼优”,获过好多奖。各位晓得他们是如何理解“品学兼优”的吗?关于“品”,药家鑫的同学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同学、老师都很好,原来“品”是这个“品”。“学”呢,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说他得过13次奖状,甚至还会弹钢琴,说他是一个学习非常认真的人。那我请问,如果按照这个“品学兼优”的标准,这种“品”跟这种“学”的人怎么会犯下这么恐怖的杀人案?竟然还有人同情他?甚至还用“品学兼优”这个观念,来回应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审判?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对于大学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的大学人格。作为大学的教授,要有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那我请问,我们有多少教授有这种独立人格?我们的清华大学有个校训,叫“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这是多少年前的校训吗?100年前的。可悲的是100年前的校训到了现在,差不多已经被我们丢掉了。还有,2011年不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吗?很多人在反思清华大学走过的这100年,发现人文思潮越来越淡漠,而清华大学丢失的其实正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有人在微博发出了一个帖子,说史上最牛的毕业证,这个学生的毕业证是清华大学的,他的导师是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是四大大师给他加持的证书,说这样的证书再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大师了!

各位还记得民国时期的军阀张作霖吧,这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非常注重教育,他每次去辖区学校的时候,一定会换上马褂,然后非常谦卑地对老师说,我是一个文化很低的人,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下一代要靠你们了。张作霖对教育的尊重不只是表面的,办教育所需要的钱、地、政策,都是他给的,但是,他从来不干涉教育。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给大学一个独立的人格。这点很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才会有独立人格的教授,然后才会引导学生学会思辨,并透过思辨这个过程,最后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价值观。还有被称为“学者军阀”的吴佩孚,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骂完吴佩孚以后,吴佩孚照样给北大拨教育经费。透过张作霖和吴佩孚,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办好教育的原则,就是给钱但不干预学校事务。正是因为他们给了学校一个独立的人格,才会有那么多有独立人格的大师。

以前我们北大的校长、清华的校长多么崇高啊。但是现在呢?哪个大学校长会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重?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学校长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独立的人格,他可以为了学术上的自由跟各种权力作斗争。现在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那么“傻”?所以说,对于现在的大学,即使是北大和清华,谁来当校长都无所谓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现在已经失去了人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经费。在我们国家,所有大学的经费基本都是靠政府拨款,而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的,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对这个所谓的经费,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还真是挺复杂的,比方说“211”和“985”是教育部对大学层面的拨款,之后还会具体对什么国家级重点学科或是科研基地再分学院拨款,再之后还有对精品课工程的专业拨款;然后大学又分成直属、省属和市属的,这里面又涉及非常复杂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问题。因此今天的大学校长,就在这个拨款的网里面,整个人格都被阉割了。所以说,现在的状况就是什么事情都归教育部管,甚至应该由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也是教育部发,这个太可笑了。

香港大学的独立性是非常完美的。我举个例子,香港大学的校长郑耀宗,对一个教授的研究经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再批评我们特首董建华的话,就要封杀你的这个研究项目。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内地的话,也许算不了什么,顶多是给你警告,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这件事却在香港闹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香港人认为,一个校长竟然敢干涉学术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最后,郑耀宗竟然因为这件事情下台了。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内地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香港却导致一个大学校长下台。这就是差距!美国设置终身教授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为了保护学校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因为有时候教授的发言会冲击社会、冲击当权者,而美国为了保护这些教授独立的发言权,才搞出这么一个叫做终身教职的系统出来。

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大学的自治跟独立,孕育出了一个思辨的氛围和传统。然后由思辨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形成了价值观的“无为而为,无塑造而塑造”。我们呢,正是因为缺少了思辨和实证主义这一环,才会出现董藩教授这种奇怪的现象,竟然把个人的一种人生经历当作一个教条传输给学生!记得有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写的,说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他举了他们人民大学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大分配办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来分配的,校长的办公室可以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教授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一个小格子,还说一个教授的办公室还不一定有一个科长的办公室阔气。而且,我们的高校,现在也都是行政主导,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可以把一个教授管得没话说。这不只是教授的悲哀,更是我们大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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