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和妲己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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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妲己 妲己,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商纣王子辛的爱妃,有美色,又能歌善舞。《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代,人们常将亡国之君的过失与女色联系起来,因此,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就成了诅咒的对象。 商纣王征服有苏氏(今河南省武陟东)。有苏氏献出美女妲己。纣王迷于妲己的美色,对她言听计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令乐师师涓创作靡靡的音乐、下流的健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理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卫州(今河南省淇县)设“酒池”,悬肉于树为“肉林”,每宴饮者多至三千人,令男女*追逐其间,不堪入目。九侯(封地在今河北省临漳)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看不惯苏妲己剧照的*被杀,九侯也遭“醢刑”,剁成肉酱分给诸侯。 妲己喜观“炮烙之刑”,将铜柱涂油,燃以火炭,令犯人行其上,跌落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 纣王的无道,激起人民的反抗。周武王乘机发动诸侯伐纣,在牧野之战,一举灭商,纣王逃到鹿台*,妲己也被斩首而死。 在《封神榜》中妲己被写成了是受了女娲娘娘派遣迷惑商纣王,使商纣王江山断送的狐狸精,相当于西施这种女间谍,可惜最后寸功未表,反被割掉了一颗如花似玉的大好头颅。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花,妖媚动人,美丽多姿,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人,蛊惑纣王纵情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使商朝灭亡。当周人灭掉商朝后,将妲己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斩首示众。在杀死妲己时,连刽子手都被其美色迷住,不忍下手,愿替其死。 《封神榜》毕竟属于神话小说。还有许多稗宫野史,传说妲己是一个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比如: 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集天下奇珍异宝,珍禽奇兽,放在鹿台和鹿园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荒废国事。 有一年严冬,妲己苏妲己看见有人赤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和常人的不同,叫纣王命人将他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 有一回,妲己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为了好奇,不惜叫纣王命人剖开孕妇肚皮,看看腹内究竟,白白送了母子的性命。 有一回妲己与纣王打赌,说自己能看清孕妇腹中胎儿的性别,于是纣王命人找来十多个快临盆的孕妇让妲己一一辨别,而后剖开每个孕妇的肚子验证,导致这十多个孕妇与胎儿死亡。 妲己怂恿纣王杀死一个叫比干的忠臣,还残忍地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中的“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 种种传说,已家喻户晓。据说妲己是个狐狸精。当纣王参拜女娲时,垂涎于女娲的美貌。题淫诗猥亵女娲。所以女娲娘娘大怒,派人间的九尾狐妖和琵琶精等小妖来倾覆商纣。并帮助周武王伐纣。但没有想到妲己贪恋人间荣华,涂炭百姓,最后被处罚斩首。这只是传说,但这样为她“造谣”,也可见妲己所作所为确实是令人发指。 中国历代的“红颜祸水”里,最恶毒的恐怕莫过殷商时代纣王的宠妃妲己了。而且两个人犯起“混”来,简直算得上“夫唱妇随”,惊人的合拍了。如果按《史记-殷本纪》里的说法,纣王可谓残暴之极,但若按民间《封神演义》里的演绎,那简直就是变态,有着严重的“*狂”倾向。按《封神演义》的说法,妲己是千年狐精附体,受女娲之命来祸乱殷商的,所以纣王才变得如此怪戾,做出那些残忍的事来。 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不足为信。这位美女自然不是狐狸精变的。据《晋语》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这就是说妲己是纣王征战得胜的“战利品”。据说有苏氏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所以才会有《封神演义》这般附会。虽然妲己不是狐狸精变的,可照样把纣王迷得五迷三道,“妲己之言是从”。 根据正史记载,他不但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还搜括百姓钱财,修建起高大宏丽的鹿台,里面置满奇珍宝物。同时,“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闲”,彻夜长饮,欢嬉达旦。真可谓荒淫之极。 最过分的是,他耳根子特别软,最听妲己的话,甚至到了“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的地步。这样以来,天下就无法太平起来,老百姓埋怨,各诸侯反叛。这时,妲己又给纣王出了一个狠招,发明了一种惩治犯人的刑法,曰:“炮烙之法”。就是把一根粗大的铜柱横放,下面架起炭火炙烤,然后命“有罪者行其上”,没走几步,就纷纷掉进火红的炭火里,活活烧死。每次看到犯人在炭火里挣扎惨加,妲己“乃笑”。如何笑,是大笑,还是冷笑,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种冷酷而变态的做法,纣王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他进谏说:“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这话戳到纣王的痛处,非常生气,觉得他这是“妖言”惑众,给他难堪。这时,妲己又在一旁添油加醋,樱桃小口一开,吐出一句血淋淋的话来:“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纣王一听,爱妃有如此求知之心,那就打开看看吧。于是,“剖心而观之”。 史书还记载,他还将九侯、鄂侯两位臣公醢之、脯之,就是一个剁着肉酱,另一个做成肉干;而另一位西伯侯(即周文王姬昌)本也要“炮烙”,但他很聪明 ,马上服软,并献给纣王“美女奇物善马”,以及自己的洛西领地,纣王这才松口,把他放了。后来,有点头脑的大臣,装疯的装疯,卖傻的卖傻,投敌的投敌,流放的流放,这样以来,自然民心向背,诸侯离心,很快,西伯昌的儿子周武王就起兵造反,将他打败。他不愿投降受辱,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好的宝物,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而他的美人妲己,结果更惨,被反绑、砍了头不算,还被挂在小白旗上,给天下人看,说要让天下的女子都引以为鉴。 妲己真有这么坏么?无论正史典籍,还是稗官野史,妲己都是一个蛇蝎美人,可谓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真是这样么? 关于商纣王 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的本名叫子受辛,商人称他为帝辛,由于帝辛昏庸无道,后人称他为殷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纣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时帝乙都沫已十有七载,帝乙崩,帝辛继位。帝辛,是商朝第三十代君主,也是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除了天资聪颖、领悟力奇高之外,也是少见的大力士。关于纣王的一切,大多仅限于历史记载,对于纣王的魔性来源,却决少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纣王的魔力到底有多强,所以对于纣王的一切只能用空白来形容。 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 《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办衰竭,对浮获的大批浮虏又消化不了,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于鹿台。商亡。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帝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 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三国时陈琳为袁绍写的《讨曹操檄》和唐代骆宾王为绿教业的《讨武盟檄》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礁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尚书·泰誓下》)(《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武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 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 然帝辛积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按现代的话,应该叫做“商奸”——那时尚未有汉民族。 “商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们。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祗,“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治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 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 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 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其手段卑鄙也面目可憎,只看商亡后的表面便一目了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副无耻之极的奴才相,千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司马迁如此揶揄,亦是鄙其为人。因而既然“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早已通敌作了内奸,又刻意作出如此做派,真可谓无耻之尤!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帝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与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极为相似。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 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 相关链接:作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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