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杂文参考 → 教师随笔手机版
“主将”与“楷模” ----鲁迅与胡适一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 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毛泽东是胡适的同时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他有过不同的评论。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毛泽东曾写信给他，希望借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胡适也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毛泽东“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1954年秋，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毛泽东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介石，而如果胡适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 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跟龚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从而对 “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二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明显，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 “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闲集》）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 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 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与《答KS君》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鲁迅与章士钊》等文中有介绍，此不赘述。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五四落潮以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开始有了小裂痕。1926年前后，“ 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胡适与陈西滢同是“现代评论派”的，以胡适的思想倾向来说，当然是更亲近陈西滢。即使如此，胡适并没有介入这一争论，更没有对鲁迅进行任何公开的指责，反而于同年5 月自天津写了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的信，居中调解，他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 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最后还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胡适是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而不是支持陈西滢继续攻击鲁迅，胡适对鲁迅还是比较尊重的。三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我在《鲁迅与钱玄同》一文中已有介绍，当时，《新青年》同人 “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参见《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其实，这也只是斗争方法问题的争论，并不影响他们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的一致性。 1920年前后，鲁迅与胡适在关于《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从1920年春天开始，陈独秀有把《新青年》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之意，因而在同年4月26日自上海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13位主要撰稿人，其间问到“编辑人问题”： “（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继续）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的主要撰稿人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不过，最后采用了第三方案，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新青年》改刊后、编辑方针即有相应改变，更多地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起先，胡适对此也不怎么在意，还继续为《新青年》写一些诗文。到同年 12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由于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而此时陈独秀又将赴广州，于是即致函在京的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通报说：“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2月16日，陈独秀离沪赴粤的那一天，又专门致函胡适等人，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胡适收到此信后，于本月27日夜回信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即：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 信末，胡适又特别注明：“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据胡适说，陈独秀收阅此信后“颇多误解”，于是胡适在次年的1月22 日又给在京的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写信，信中解释说：他原先对《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基本意见是主张移回北京，声明不谈政治，或另办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因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但为了避免陈独秀的误解，现在只“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对于胡适这一最后的意见，李大钊等人赞同，鲁迅和周作人认为，可以让《新青年》分裂为京、沪两家，甚至不必争《新青年》的“名目”或 “金门招牌”。（参见胡适1921年1月22日致李大钊等人的信的后面有关收信人的批语，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鲁迅1921年1月3日致函胡适又进一步表示：在《新青年》移回北京后，“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对于这一段往事，有论者臆造了鲁迅和胡适的所谓“冲突”，说胡适 “蓄谋已久”，“挑起争论”，“妄图使《新青年》编辑部远离当时中国共产党筹建活动的中心地——上海。他以为，一旦迁到北京，他就可以纠集党羽，为所欲为，篡改《新青年》的方向，控制《新青年》杂志”，“ 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右翼跳出来分裂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领导权”云云。可是，以上史料表明，这场讨论是陈独秀挑起的，而不是胡适；对于《新青年》八卷一号“色彩过于鲜明”的看法，并主张“稍改变内容”，也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的，胡适、李大钊和鲁迅均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感，胡适建议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办，也为李大钊、鲁迅等人所同意，并不是胡适要搞分裂。他们都赞成“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他们的小分歧仅仅在于：如果《新青年》杂志移回北京或另办一个类似的杂志，有无必要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应该说，这绝构不成所谓的“冲突”。这里，我想发一些感想的是，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往往不是从史料出发，从事实出发，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他们往往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从政治的偏见出发，随意下结论。他们下结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虚构法，把不存在的冲突，加油添醋地虚构成了冲突；一种是归类法，张冠李戴，只要把这个人定为对立面，那么，一切坏的东西都往他头上扣，反之，也成立。以上事实，都是证明。当然，《新青年》时期，鲁迅对胡适的认识也有模糊不清的感觉，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字：《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到底有没有武器呢？有什么武器呢？心存疑虑。在鲁迅的眼里，胡适的透明度是不高的，虽然“佩服”，却亲近不起来了。四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 “整理国故”的口号，其实是新文化阵营首先提出的。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在封建旧文化维护者黄侃、刘师培等人支持下，成立了“国故社”，扯起了“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为名，行复古之实。面对这一情势，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支持的北大进步学生组成的“新潮社”，针对“国故杜”的倒行逆施，提出了“整理国故” 的口号。新潮社成员毛子水首先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两派关于研究国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目的和方法，并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封建顽固派认为，“国故”即“国粹”，必须予以保存和发扬，不得作丝毫的变更。整理国故派则坚持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国故”进行整理，以剔除糟粕，保存精华。胡适是新潮社的支持者之一，在毛子水的文章发表以后，胡适就写信给毛子水，谈了自己对“整理国故”的看法。当毛子水发表第二篇文章《＜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订误》，将胡适的来信《论国故学》附在该文后面。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胡适在基本精神上与毛子水是一致的，在某些方面尚有发挥。可见，整理国故的口号并不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而且，最初它的内容也是正确的，是革新派对守旧派的一次斗争。鲁迅作为“新潮”的支持者，在“整理国故”口号提出之初，以及对 “国故”和“新潮”两社关于研究国故之事，没有发表意见。我们知道，在理论上鲁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他曾明确指出：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就实践方面看，鲁迅当时正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并与胡适有密切的交往，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在“整理国故”方面，他采用的是剔其槽粕，去粗取精的科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在实践上支持了新潮社“整理国故”的主张的。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胡适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他没有区别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与一般的青年，泛泛而论，因而授人以柄，给戴上“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帽子。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采用的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他提出的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他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危言耸听，过分夸大了“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他向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了支持作用。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认为“呐喊救不了国家”，要学生时代的青年“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 “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便是你救国事业的预备工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鲁迅目睹许多封建旧文人大搞复古活动，不少无知青年陷进故纸堆里，他感触良多，认为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以震其艰深》、《不懂的音译》、《望勿“纠正”》、《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内容和方向转化带来的弊端，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华盖集，通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这点出了“整理国故”之误入歧途。接着，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对“老先生”和一般青年做了区别，指出了把“整理国故”当做旗子来号召的荒唐。他说：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坟》）此外，在《青年必读书》中，鲁迅认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总的思想是要青年关心时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闭门读死书，死读书。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鲁迅与瞎嘴》以及《鲁迅与陈源》诸文章中有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五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胡适在《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 ‘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报道、发表于当年10月14日《申报》，云：“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对此，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二心集》）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为帝者师”，有的说“胡适请求免拜礼”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弄清真相，胡适写了上面提到的《宣统与胡适》一文。文中还写道，他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胡适还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虽然胡适认为“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但到后来的鲁迅文章中，显然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称溥仪“皇上”感到肉麻，所以用讽刺的口吻挖苦了胡适。其实，胡适的称“皇上”，既不是要讨好“皇上”，也不是保皇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仍称已经离任的某市长为“市长”一样，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礼节。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溥仪，也说：“我们先前都是‘皇上’的子民呀！”还说请“皇上”用这道菜之类的，这也仅仅是一种礼节，至多是戏谚，如此而已。前几年，有人还引了胡适称溥仪为“皇上”，骂胡适“卖身投靠”．这是无知又无聊的无稽之谈。鲁迅之所以在胡适见溥仪的当时没有提出非议，而到胡适与丁文江见了蒋介石以后再旧事重提，可见主旨是在见蒋，而不是见溥仪。鲁迅有疑问，胡适见了蒋介石以后该怎么称呼呢？“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鲁迅说：“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为什么鲁迅知道他非称“主席”不可呢，因为有“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的先例。而刘文典与胡适是“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不过，我有费解之处了，蒋介石是“主席”，称他“主席”，这能说明什么？他是“主席”，不称他“主席”，又能说明什么？称呼问题只是一个话头，问题的根本是胡适不该见蒋，见了蒋就是投靠了——言外之意大致是如此，此后人们也是这样批判胡适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见过许多文化名人，被见的文化名人，是不是都是“卖身投靠”了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都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也见过他认为和他不属于一个阶级的章士钊，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胡适是卖身投靠吗？我认为，胡适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英美式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得以实现。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亲美的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它有相当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虽然国民党政府有种种弊端，但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是“好政府”，在胡适心目中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自然，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也是合法的。与其说他投靠国民党政府，还不如说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一生中都体现了一个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并不冲突的时候，他是支持当局的；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发生矛盾时，他成了当局的“诤友”、“诤臣”。因此，西安事变时，他认为张学良“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认为“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二十年”！（转引自白吉庵《胡适传》第377页一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蒋介石兵败大陆以后，胡适决定去美，并发表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胡适对共产党也有同情；对国民党政府是时有激烈抨击的，有时，其激烈程度，也决不在马寅初等人之下。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我们略举几例。胡适拥护国民党政权，他支持国民党统一全国，但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比如建立“民意机关”、“国会制度”等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统一。他说：“现在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在各地割据的局面之上绝没有一个代表全国或全省人民的机关，所以割据分裂的趋势无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据防区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机关……只有这一类的民意机关可以领导民众在法律的轨道内逐渐造成制裁割据军阀的势力。”（胡适：《统一的路》《独立评论》8号）显然，胡适的话是书生之见，对牛弹琴，但这也可证明，他是反对军阀混战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民意与法制”上。为了国家的统一，他曾异想天开地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行推广。据罗尔纲回忆说： “这篇论文他写了一个通宵，曾拿给我看过，但不敢用，感到很为难。” 胡适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一书的59页上，也有反映。三十年代初期，史沫特莱到北平，曾会见过胡适等人。她在书里回忆说：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指胡适）对我说，应该拔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由此可见，罗尔纲的回忆是确凿不误的。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特区”理论吧！这样的见解，是蒋介石断然不可接受的，这正说明，胡适虽然拥护蒋介石，但仍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并不是盲从的。胡适甚至与蒋介石发生过正面冲突。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了。蒋介石在 “训辞”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根据胡适秘书王志维与陈漱渝的谈话和胡适秘书胡颂平当时的记录）胡适侃侃而谈时，蒋介石已怫然变色，听众也目瞪口呆。事后，有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当时的态度有些过分，胡适不接受。 1954年，当时台湾要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蒋介石第二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他的寿命，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当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将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54年2月19日台湾《中央日报》）胡适确实是这样，是一个倾向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者。六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那么，胡适果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师”吗？胡适果真是不抗日的吗？我以为，从胡适的言论，到实际的行动，都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就是在1933年，胡适受当时长城抗日的59军军长傅作义之嘱托，还为该军战死将士（有尸首）的公墓写了碑文。傅作义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军将士奋勇上阵，顽强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胡适接到来信后，读了傅作义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十分受感动，于是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纪念碑文，并请钱玄同用楷书抄出。在这篇碑文里，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军队于1933年3月至5月在华北长城一带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的经过：如宋哲元部队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关麟徵、黄杰所率中央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如傅作义所部第7军团第59军在怀柔一战，与两倍于我的敌军交战，敌军虽有精锐武器装备，但在我抗日部队英勇顽强地阻击下，他们也不能前进一步。胡适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最后作诗以为纪念：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这些诗文，反映了胡适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还是表现了深切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全面抗战以后，胡适先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身份到欧洲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井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在旧金山，胡适作了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说：“ 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来勉励侨胞，并表示国内民众团结抗日之决心和争取胜利之信心。此外，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说明了日本侵略军并不可怕，他们最终是要失败的。他又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稿中，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那时美国也是采取中立立场，虽然同情英法，但绝不愿卷入战争，其时间之长达三年之久。可是后来形势转变，逼迫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历史雄辩地说明，战争是不以人们的和平意愿为转移的。接着，胡适批评了绥靖主义。认为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胡适认为“在第二次大战中”，最后将“再一次地以战争来终止战争”。胡适大胆断言，美国将会被黩武主义者逼迫而卷入这场战争。后来事实证明，美国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后来，胡适出于“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之考虑，出任驻美大使。胡适任内，力疾从公，为国事奔走呼号，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声，日本政府是非常注意胡适使美这件事的。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一对策，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桓武：《胡适与外交战》，《东南日报》1938年10月12日）这样一个胡适，会是要日本“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人吗？我心存疑虑。我查了几本胡适的传记，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吉庵著的《胡适传》等，就没有提到此事。鲁迅是根据新闻记者采访胡适的谈话来判断的。胡适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现在没办法证明有，也没办法证明没有。新闻记者的采访录之类往往是靠不住的，鲁迅自己不是也说，关于他的报道、言论，也多极了吗？他不是一概不予理睬吗？鲁迅不是也证明，他没有对记者说过“我的兄弟是猪”，但记者却登出来了吗？退一步说，胡适即使说过类似的话，但也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只看一个人偶尔的言论，而不看实际的行动、作为。七 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 …”》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鲁迅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然而，胡适看过几个监狱后，“很亲爱的”告诉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鲁迅毕竟是深知中国人的，胡适作为社会名流，来看监狱，监狱当然可以临时穿上一件文明的外套，让鉴赏者观赏一番。中国弄权的好人，要骗一两个书呆子还不容易吗？然而，胡适观后，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对此，鲁迅很尖锐地指出：“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 ‘黑暗’就‘自消’了。”鲁迅进而问道：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胡适的著名的观点是：“拿证据来。”我认为，如果胡适看到了严刑拷打的证据，他不会保持沉默的。他只是一个善良的被国民党当局愚弄的书生。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言论客观上为国民党监狱的黑暗抹上了一些亮色，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有罪的。 1932年底，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了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也成立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的主席。本来，胡适理应支持“中国民权同盟”的工作，保障民权。然而，由于他的立足点是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合法政权，所以他时不时站在当局一边，为虎作伥，甚至攻击“同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1933年初，胡适认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转给他的两封检举信“纯系捏造”，并借此题，于2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三八期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为国民党统治辩护。他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声称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他认为“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换言之，“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显然，胡适是不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反动政府的。他持的是一种一锅煮的无区别的政府论。胡适的言论，引起社会的不满。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不予理睬。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他开除出盟。对于胡适的言论，鲁迅持蔑视态度，他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就在鲁迅写这一封信的上午，因积极参加同盟活动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鲁迅先是赶往出事地点，继而又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归来后，鲁迅心情沉重地写下了《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当鲁迅为杨杏佛遇害而伸张正义的时候，胡适对昔日的学生和朋友之死，始终未置一词。八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 1936年11月，苏雪林致函胡适，针对“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 “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的情况，也针对“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的情况，请求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苏雪林在同一封信中，还谩骂鲁迅为“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胡适接读书信后回答苏氏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这里，胡适首先是把鲁迅当作对立面的；其次，即使针对鲁迅这样的对立面，他也认为应该不纠缠小节，要大处着眼，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同一封信中，胡适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胡适的目的，是为了“使敌党俯首心服”，但他事实上是否认了苏雪林那种粗暴卑劣的作法，在反鲁迅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客观上一定程度的维护了鲁迅。胡适到了台湾以后，1958年5月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他还认为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不过，他铺垫一番以后，接着骂了鲁迅：“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什么叫做“变质”呢？就是和共产党搞在一起，参加了“左联”。胡适认为，鲁迅加入了“左联”，也是不自由的。他说： “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551一55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很明显，站在台湾岛上，是很难对鲁迅有公正的评价的。在同一演讲中，胡适还谈了萧军加入共产党的事，这我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一文中有介绍。这说明，一个人倘若戴上了有色眼镜，就难免会出现甚至是常识性的偏差——严肃、谨慎如胡适者，尚且不能例外，更遑论其他？九晚年对胡适打击最大的是震动台湾岛的“雷震案”。雷震是胡适的好朋友，两人曾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由于《自由中国》杂志屡次冒犯最高当局的统治，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名逮捕了雷震和《自由中国》部分工作人员，对他们严刑逼供，《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不久，台湾军事法庭又判处雷震10 年徒刑。胡适又震惊又气愤，他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王顾左右，不予理睬。胡适无可奈何，连呼：“大失望，大失望。”胡适本来就有严重的心脏病，“雷震案”的刺激使他旧病复发，被急送医院打针、输氧，总算死里逃生，但他的身体却大不如前，一下子竟好像老了20岁。胡适树大招风，举手投足都引入注目，再加上他心里有话憋不住，讲话常常偏激，就给反对他的人以口实。1960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推辞不过，带病做了25 分钟的演讲。他又重弹老调，贬低中国古文明，力主向西方现代文明看齐。遭到攻讦与围剿，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和谩骂的地步。胡适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如何承受得住这种波折，他又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连他71 岁的生日，也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1962年6月24日，刚出院不久的胡适在蔡元培馆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七位新院士。胡适这天颇为高兴，这次到会的院士较多，许多是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的，一方面参加会议，另一方面也为了看看他。另外，新老院士中也有不少是他昔日的学生。中午，胡适与院士们共进午餐，回到寓所时，已是两点半钟。他给自己把了下脉，一分钟80下，一切正常，便上床休息，准备参加下午五时欢迎院士的酒会。本来，这天会前医院出于对胡适身体状况考虑，曾打算派医护人员陪同左右，但胡适不同意，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他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不幸这话竟被胡适言中了。四点刚过，胡适就呆不住了，他催促秘书说：“今天我是主人，我们应该早点上山去。”到了山上的蔡元培馆，已有100多位来宾聚集在那里，大家发现胡适来了，都热情地鼓掌致意，几位活跃的新闻记者，还拉着胡适合影留念。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兴致勃勃地走到麦克风前，致开幕词。他幽默而风趣地说：自己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却有几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是他的学生，至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则是他学生的学生了，真是桃李满天下啊，这是他平生最得意，最自豪的事。过了一会儿，胡适想起临行前太太反复叮嘱他少讲话，忙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说了几句话，下面，请李济讲话。”李济是位考古学家，在胡适来台湾前曾主持过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讲话有些悲观，他说台湾的科学设备都是进口的，有成绩的学生最后都要出国，我们自己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呢？他还提到了胡适因为那次演讲而遭受围攻的事，感慨台湾缺乏科学研究的环境。旧事重提，勾起了胡适的痛楚。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他，脸色一下子阴郁下来，一时似乎喘不过气来。秘书见状不妙，忙示意他不必介意。胡适摆摆手，冲着话筒生气他说：“我去年讲了25分钟的话，引起“围剿” 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胡适讲到这里，声调很激动，他忽然感到心脏不适，急忙煞住话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六点半，宾客们陆续开始散去。胡适还站在刚才讲话的地方，含着笑容和客人们握手告别。只见他正要转身和谁说话，突然面色苍白，身体晃了一晃，仰面向后倒下，旁边的人赶紧伸手搀扶，已经晚了。他先是脑袋磕到桌沿上，又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上。人们赶忙就地急救，给他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可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就这样溘然长逝了，在场者无不悲恸落泪。胡适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发现，除了书籍、手稿外，余款只有153美元。在众多的挽胡适联中，有一幅道出了胡适一生的尴尬：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共产党骂胡适“卖身投靠”国民党，胡适不懂“中国特色”，却以美国的标准去向国民党要自由，结果是挨骂半个世纪，栖栖惶惶，如丧家之犬。胡适是独立的，彼也不容，此也不容。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鲁迅的葬礼，是为了与胡适作一比较。鲁迅逝世时，遗体着白色纺绸衫裤，咖啡色薄棉袍袄，白袜黑鞋，外裹咖啡色之棉裳，上覆绯色面子湖色夹里之彩绣棉被。棺为宋庆龄赠，深红色，楠木，西式，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为玻璃，露出头部，任人瞻仰。四天中，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签名的有：个人，9470人；团体156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扶枢上车的有巴金、欧阳山、张天翼等十几位青年作家，执绋者 6000余人，送葬者数万人。半路上，自发加入送殡群众无以计数，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到达墓地后，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等人作了安葬演说。由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抬棺徐徐入穴。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胡适的葬礼也热闹非凡。胡适遗体着蓝色长袍和黑马褂，脚着布寿鞋。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据说，他出丧那天，有100余个团体参加公祭，自发送殡者多达30万人。不少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开始，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没有其他文化人享受过这种殊荣。蒋介石的《挽胡适与胡适墓园题辞》是：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德学俱隆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点此察看与本文相关的其它文章』『相关课件』『相关教学视频\|音像素材』
	【上一篇】【下一篇】【教师投稿】

本站管理员：尹瑞文微信：1395888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