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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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了一首诗……”8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甬道奔跑着,推开房门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背给我听——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8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愁,还是小松鼠似的忧虑?……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墙上,刷了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扇的缝隙向外看,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12岁的小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一个天籁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击那像泥捏似的村落……

  我被部队农场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不透明的早晨,映着我们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花,翻看着一本借来的唐诗,他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首诗叫《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枪弹的雁》……”我深深感动:世界上已经没人再读我的诗了,而他却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把每首即兴写的诗,都丢进火里。我俩说:“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父子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个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八百罗汉”、“饿死鬼”……真的,由于缺粮缺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背突露,嘴尖毛长;有的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潍河旁,咕咕哝哝、呼哧呼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水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伸进沙砾中写诗:“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几年后,我们被允许回城,回北京——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就有了点儿希望。车轮又把我们全家带回许多车轮的社会。此时,和猪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从寂寥、壮阔的生活中,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两册自写自编的诗集;一册自由体,名《无名的小花》;一册格律体,名《白云梦》。随后,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他比时钟更紧张,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务所里干活,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刷油漆、爬到楼顶去刮顶棚铁锈、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他狂热地劳动着,好像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

  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都在恼人的轰响声中过去……他开始看书。正好,我们当年被抄走的书籍,零零散散地发还点,总算有点书了。顾城的狂热于是转了方向,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中。他把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辞海》重新扫瞄;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像复印机似的,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叠。

  他还自学绘画……

  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是彻夜不熄的。梦幻,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萦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发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

  顾城开始了他的投稿生涯。在这方面他好像也有点朦胧。他并不研究每个刊物的用稿标准,只是把那些大大小小刊物的名字事先写好信封,一大叠,用的时候,就把诗稿自上而下顺序一装,碰到谁就是谁,从《人民文学》到县办刊物,一律平等。

  我们家的门常被敲响了,一些青年带来了他们的崇敬与争论。顾城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同他们讨论他的《远和近》、《弧线》等等;最后实在应接不暇,便写文给报刊集中解说。那个时候,“朦胧”是让人难解又兴奋的事,我们家也常常争论探讨。奇怪的是,我那不朦胧的诗却从来不引起争论,总是在报刊较为舒适的位置上安憩。

  关于顾城的诗的争论时起时伏,最后渐渐平息下来,顾城在南方过了一年,接着结婚,然后回北京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他睡醒来便去种丝瓜、扁豆,有时去讲课。他越来越能讲,也越来越沉默。我俩常常应邀去各个院校讲课,我讲过去的事,他也讲过去的事。我讲的是战争、烽火、布满尸体的山谷、哭泣的村庄;他讲的却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寂寞危险的日子,他所爱的鸟,他所梦想的人和各种昆虫的故事……

  他总是看着远处讲话,说他要在山上筑一座小城,安一门金属的大炮,养一些兔子,“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蓝海洋在四周微笑/欣赏着暴雨舞蹈……”所有听的人都很安静,被他带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向前走着,好像在继续他儿时未完成的游戏……

  后来他真的走了。1987年去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又去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走过一个个诗歌的盛会,推开一所所大学的门扇(我怎么也不明白,他这个小学生是怎么变成一个大学研究员的)。他在那些国家的课堂里、讲台上,依旧穿着浅灰色的中山服,眼睛向远处看着,讲中国古老的文学和哲学,还有最新的诗……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有时是远古的神明,有时是黎明的鸟叫。从他的诗里,我依旧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尽头跑来的脚步声,他推开门,他推开门,推开一重重厚重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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