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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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新语丝 吴晓东 谢凌岚 1、十九世纪末叶以降，诗人为行而上的原因自杀已成为 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 敦，无论是叶塞宁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 毁灭都会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 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 终极价值。如果说生存就基本性而言只能是个体性的，因而 任何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消亡总是给人一惊心动魄之感，那么诗 人的自戕，尤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因为，“诗是一种精神”〖1〗， 而诗人的死，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 这就是诗人之死格外引人关切的原因所在。 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十九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 精神上就始终未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尼 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又宣布西方已 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 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当此之际，“痛苦，死亡，爱的 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2〗，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 极价值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 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 的。 在这个充满着生存危机感的境况之下，诗人一直是一种 特殊的存在。“诗人何为”？海德格尔曾如此拷问过诗人所禀赋 的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 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 存的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 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 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在这个没落的时代把对终极目 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 义和尺度。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 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 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 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 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空虚。 因此，诗人的自杀必然是惊心动魄的。在本质上它标志 着诗人对生存的终极原因的眷顾程度，标志着诗人对“现存 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 讲，诗人的自杀，象征着诗人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 确证。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笔下会充斥着“死亡”的 行到死”的忧郁情绪。死亡是诗人所无法规避的一个形而上 的问题，沉思死亡即是沉思存在，即是沉思人的本性。西方 的许多诗人，从里而克到荷尔德林到黑塞，都笼罩着死亡的 恒久的巨大阴影。在这些诗人的观念中，“死亡是现存在的一 种不可代替的，不确定的，最后的可能性”，“本然的实存只 能这样来对待死亡，即它在死亡的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性质 中来观察它”，“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 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3〗。 死亡无疑是个体生命与生具来的漆黑的底色和背景，只 不过这种底色为常人所不自觉罢了。 2、汉民族历来缺乏对于死亡的执著和思考。孔子的“未知 生，焉知死”一下子就把死的问题闲置起来，以致绵延了几 千年之久的汉民族文化中绝少对死亡的沉思与歌吟。而死亡 作为生存的基本参照和背景必然会给生带来空前的力度，对 死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其后果必然是对生缺乏真正的自觉。 当时间的钟摆走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古老的民族之中终 于产生了以自杀来洞见生存危机与虚无的先觉者。一九八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被誉为“诗坛怪杰”的新诗潮代表人 之一，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海子，留下将近二百万字的诗稿， 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 海子的死把对这种危机的体验和自觉推向极致。从此，生存 的危机感更加明朗化了。 诚如世界进入了夜半时分一样，汉民族其实早就笼罩在 生存危机的阴影之中了。这不仅仅是作为民族群体生存的危 机，更是“人”的意义上个体生存的危机，只不过我们民族 对于“人”的危机太缺乏自觉罢了。海子死了，第一次表明 作为对个体的“存在”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存 观念之中。可以说自从一八四零年西方利用船坚炮利打破了 中国大门之际，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就一直威胁这中国人。 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便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民族的 “种”的存在主题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几近一个半 世纪之后，这种“人”的危机意识才在个体先觉者的身上产 生。只有我们民族的每个个体生命都面临生存价值的危机感 的时候，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显示出生命的内驱力，而我们这 个民族的总体获救的真正曙光，正是这种直面危机所唤醒的 人的自觉之中。 海子在他达到顶峰状态的诗作《太阳》〖4〗中表明，他正 是在这种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的。他发现已 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切都不存在”， 而生存只不过是“走进上帝的血中去腐烂”。他终于无法忍受 这种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而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毁灭了。 几乎是第一次，诗人的自杀距离我们如此切近，从而把 我们所面对着的死亡的惘惘的威胁明朗化了。从此死亡不再 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难以察觉的生存背景，而是转化为一种生 存前景，作为一种情结，一种心绪，一种伸手可及的状态沉 潜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了。注定从此我们的生存要变得凝重 而忧郁。 如果说另一个异质文化传统中的诗人自杀对我们来说尚 是一种遥远的回声，那么海子之死则是逼迫我们直面生存的危 机感。海子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 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找不到确凿的理由时，这一切 便转化为死的理由。而一旦当我们对生的理由开始质疑并且 无法判定既成生命秩序和生存状态具有自明性的时候，我们 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危机便开始了。 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 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允许从此每个人的生存不再自明 而且自足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究竟是什 么。当这个世界不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充分的目的和意义的 时候，一切都变成了对荒诞的生存能容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选择绝望中的抗争？ 3、海子的自杀昭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在这个 世界上如果要生存下去，对于生命存在和死亡有着清醒的自觉意 识的生命来说，是艰难的。他们要承受着常人所无法承受的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他们要忍受生存的焦虑和空虚 感，他们要时时为生存下去寻找勇气和毅力，而偶然和必然性 的死亡却永远象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准备 君临。似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个体的命运永远在劫难逃。 然而就海子自身而言，他又未尝不是幸运的。既然死亡 为生存提供了“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黑色的背景，那么， 唯有自杀才是同死亡宿命的主动的抗争。因而海子之死，也 许意味着永恒的解脱，同时更意味着诗人形象的最后完成。 沃尔夫冈曾这样评价黑尔克： 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 死却在那里出现了。这死者指的不是“一般的死”，……而 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 规避的特殊功业。〖5〗 中国诗坛的后来者当会记取海子这种前无古人的“特殊 功业”的！ －－－－－－－－－－－－－－ 〖1〗E.M.福斯特《天国之乐》 〖2〗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75页 〖3〗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第186－188页 〖4〗《太阳》，刊于《十月》八九年第一、二期 〖5〗沃尔夫冈《现代德国哲学主潮》 怀念 By：西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1987）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象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还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该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 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的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当我最后一次进入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快喇嘛教石头浮雕 和一本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象一座坟墓。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天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60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 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峰是个大好人。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我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又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 大陆。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像”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像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孩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趣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15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但是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了”的，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 1990年2月17日 海子·行动 By：韩东 （《选自第二次背叛》） 海子自杀后，第三代诗歌内部议论纷纷。死亡及其方式使海子的面孔变得深奥。不论他的本意如何，这次死亡在具体的时空内无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象征。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还没有自杀的呢！海子是第一人。言下之意，海子死得其所、恰到好处、正是时候。他们为此欣喜若狂，第三代诗歌运动也似乎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里，除了头脑简单的认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第三代诗人对行动的渴望。自杀是行动最极端的形，它理应受到行动主义者们的推崇。我曾讲过第三代诗歌的共性特征：实验。实验就其反证本质而言就是对传统诗歌概念的背叛。到了极至，甚至否定诗必须由语言材料构成。纸笔也纯属多此一举或者可有可无。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行动的艺术。为了和日常生活区别开来，行动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超凡脱俗的行动。他们酗酒、打架、玩女人、四处流浪、培养怪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最终他们发现自己非但不能免俗，而且境况越发糟糕。现在，只有死亡没有一试了。海子之死对于他们自我的确立的意义不言自明。但这些和海子本人毕竟无关。海子之死只能是诗人悲惨处境和内心冲突的一个证明。外面不能从他的死亡去追溯他的诗歌，而只能从他的诗歌中去发现使他赴死的秘密。如果说海子是为了诗歌而死的，那一定说明他的创造力已面临绝境。死是一个解脱，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升华。写不出诗来就应该一死吗？如果有人象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诗歌的事业就是值得我们付出全部生命的。关于海子之死的猜测永远得不到证实，无论是行动意义上的还是诗歌意义上的。但就我读到他的那些极为优秀的作品而言，我坚持认为海子是一个写不出诗来就宁愿一死的人。虽然这很可能不是这次死亡的具体原因。 中间地带 By：钟鸣 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这种单调，是由于公共生活的乐趣已完全退缩为家庭私密和不同类型的交头接耳形成的，没有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生活重复、空虚、具体、晦涩、沉重，人只感到在无休止地下坠。相反，首都，这座他上过大学，有许多亲密朋友的城市却是不乏机会，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建设冲突、摹仿成性，胆大妄为，充照了政治幻觉、复杂的身世、客气但城府很深的名流、在风沙和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里逐步退化的女性的美貌、又忙又累的脸、成功的逃税者、暧昧的中产阶级、冠冕堂皇的保守主义，涉猎上流社会的拙劣动机和举止、频繁的社交、宴会、典礼、光荣和梦想、轻浮与焦躁、滞重。海子要以不同的身分和态度来应付这两种生活，他一边得到了休恩的鼻子嗅这座什么都接受，又什么都排斥的城市，它是巴黎、纽约、伦敦片刻之间的局部错位，又是耶路撒冷、婆罗浮屠和日本神社一种奇妙的杂交。这座含混的城市把古代燕京的门坊和现代西尔斯式的大厦不可能地熔为一体。激进而保守，骄傲而又不十分自信，分布指示却两耳闭塞，声张平等、正义却官道森严。同时，海子又用这只膨胀的鼻子，转过来，惶惑地嗅着小镇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孤立状态。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卫星小镇。他们是地理意义上的仆人。对北京来说，小镇是一种合理的牺牲，而北京对这些星罗棋布的附属物来说，却是一种不合理的轻佻和高大。海子在两个地区都不作长时间的停留。因为这两个地区都赋予了他一种居住权，一种责任和看法－－它们彼此是出发地，又互为终点。因此，当海子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代言人，在判断的法庭上互相审查、挑剔、对质，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每一个弱点和纰漏时是可以想像的。在两地他都是陌生人，一个乡村邮差，不断用身历其境的地貌，风土人情和人们以不同方式打发日子，听凭堕落、涣散的细节使双方受到刺激。他用两种方言进行周期性的拜访和嘲讽。他这样做，很容易使双方都陷入尴尬和难言之苦而随时存心抛弃他，出卖他，以保地区和平。他的陌生对于面对面的虚伪手段和人们引以为豪的本地特色有一种威摄。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使这两个表面对峙、而私下却串通的地区，相信他是可以被利用的，而且，在传递各种怀消息的时候最好有一种含蓄的、大家都能够心领神会的形式，否则，他会被双方拒之门外。这种形式自然指的是写作，当然是一般人眼里的那种写作，它与城市里带纹饰的柱子，拱门和长廊没有什么不同。但当写作真正到了海子手中，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道义上的冲突，一种肉体的、同时又是文字的耗散性的双向运动和历险，写作帮助他挣脱了物质的外壳而考究精美的内核，成全了他超凡脱俗，靠敏锐嗅觉行事的怪僻行为。在急速的写作中，他象一只带着青铜坠饰的大鸟凭虚凌空，俯瞰着大地所有互施强暴、敌对两半的市镇。他越公允，便越孤立。他的判断和担心就象他实际看到的那样丝毫不能取得妥协。情绪对立的两半，一半哭泣，一半耻笑；一半填怪，一半恭敬，一半扶摇直上，另一半却沉入地狱。他很想摆脱这种身首异处的状况，想升得再高一点，尽量把两个地区的全景和细部统一起来。这种占据某个制高点的愿望，促成了他精神上的中间地带，他在那里看到了从来没有展示过的景观：他生活的两个地区，或者说两种生活方式和可能吧，犹如暮色中的原野，在血腥中慢慢合拢。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他突然感到再也没有获得双重信任的必要了。万事万物都在卑鄙地同流合污，而他需要的只是一只精神和谐，把人们引向愉悦的市政设施，需要的是灵魂经过一番微不足道地处理后的高度和中立，一种新的视点和肉体可悲的遗弃、落实。当然，这种肉体的栖息之地，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是一个中间地带，与他生活过的两个地区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保持着丝毫不差的距离。是一片消除了全部差别的真空，一个具有臆想之美的风景区，为月亮、大海、柠檬、树木、古风、缅怀生离死别的男女、多情的中世纪混合气氛所笼罩。他卸去肉体重荷的所在地是一个听得见海水的地方，一段铁路－－仔细想来非常可笑，简洁、冷漠的铁路穿过这里，棉亘在他曾经生活过的两个地区之间。这段铁路过去把他送往冲突的领域，而现在成了他摆脱这种冲突，摧毁自己的工具，是他身体获得平衡的、必不可少的地点，也是他最后徒步达到的天国车站。在这块地上，火车开进的速度很慢，海子选择了火车的中间部位，两副轮子的绝对中间，这种等距离留下了片刻的时间，既宽容，又不允许太多的恐惧和痛苦。在他卧轨自杀后，人们只忙着验明身分、收尸、报讯、哀悼、为出版他的身后著作（The Works Postumous）募捐。但没有人去注意海子一分为二的躯体所达到的精确程度以及它的含义，更没有留心他最后带在身边的那个橘子，是不是也按照等距离规则玩了一场死亡游戏，干净的两半，没有流血和狼藉。 1989.6.15 -------------------------------------------------------------------------------- 以下转载自神经病人的贴子 海子简历 海子, 原名查海生, 1964年 5月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外 的高河查湾。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82年开 始诗歌创作, 1983年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哲学教研 室任教。先后自印诗集<<河流>>、<<传说>>、<<但是水、水>> 、<<麦地之翁>>(与西川合印)、<<太阳, 断头篇>>、<<太阳, 天堂选幕>>, 另有长诗<<土地>>(已由春风文艺出版设出版) 、<<太阳, 天堂和唱>>, 1988年写出仪式诗剧三部曲之一<< 刹>>. 1989年 3月26日, 他在河北省山海关卧轨自杀。他杰出 的, 天才的创造力在中国的诗坛留下了独特的光芒。 海子曾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 第三届<<十月>>文学奖容誉奖。部分作品已收入近20种诗歌 选集, 而他留下的大约200万字的诗作、剧本、小说和论文尚 待整理出版。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余杰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拔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 ——齐克果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渐起的鲜血，是书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１９６４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１９７７年，１５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歌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９０年代，当我们象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２０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一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一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８０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９０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８０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是美丽着。海子在８０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９０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部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你说你孤独／就象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独／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象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叛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逼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象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它。此刻，幸与不信都毫无意义。耶酥在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酥在底墒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酥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苦得就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１０００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酥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碌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地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永远是痛苦的，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节选自《冰与火――――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 评海子 ８０年代中后期，在普遍以放逐抒情为一大宗旨的“后新诗潮”中，海子的出现堪称一种“奇迹”。在整个新诗史上，没有哪位诗人的抒情姿态比海子更为彻底。海子诗的强烈浪漫精神集中表现在诗人自我理想的极度张扬以及对于庸常生存现实的深刻屏弃与蔑视上（如《祖国——或以梦为马》）。同时，海子的精神视野还聚焦于生命存在主题，使他作品中的抒情具有哲学的深度与高度，极大地丰富了抒情诗的内涵。海子的艺术天才表现在他土地般旺盛、卓越的原始创造力，他所独创的“麦地”、“黑夜”等意象具有符咒般的艺术感染效果，成为海子诗的象征与标志，它在客观上强调了独创性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海子诗超越时空的魅力与价值凸现了诗作为一门心灵与精神的艺术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深刻启示。 ――――节选自《中国新诗３００首》序言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生前的好友、诗人西川曾回顾说：“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海子在献身诗歌事业的同时是以牺牲尘世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的。 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于海子死前的恋歌月。在诗中诗人终于开始拟想尘世的幸福生活。 点评：在第一节中，诗人勾勒的是想象中的尘世幸福生活，“喂马，劈柴”，以及“我有一所房子”都有种拟想性。 第三节表现了诗人博大的爱心，这种爱心从“河”“山”一直普覆到“陌生人”。“取名字”的想象尤其富有诗意和人情味。 总评：海子是一个沉湎于心灵的孤独之旅的诗人。他所追求的“大诗”的理想，他对真理和永恒的超越性探究，他对生命的终极存在的关怀与眷顾，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世俗生活无法共存的。因此，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达的“在尘世获得幸福”的憧憬，只存在于诗人一时间的想象中。他把祝福更多地留给了世人，而诗人自己却没有（或不愿）找到尘世的幸福生活。联想到几个月后海子的夭折，使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怅惘。 创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时期的海子，大概面临着生命中两难的境地：选择尘世的幸福则可能意味着放弃伟大的诗歌理想；弃绝尘世的幸福生活则可能导致弃绝生命本身。海子最终选择了后者。 ――――选自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名作诗歌篇 吴晓东点评 海子诗欣赏： 44. 祖 国 (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籍次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白雪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方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遗度 只有粮食是我的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 赐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到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 以下转载自猫主席的贴子 致黑色的诗人们 因为没有别的，一切为我们作证 ——海子《我，以及他的证人》 这世界上皆是物以稀为贵，独一无二的事物就难免名贵，人的一生往往只能得到一次死亡，死亡既然是独一无二的，想来也必定名贵的很。如今我的桌上放着三本诗集，都很厚也很重，拿来砸人后脑能将人拍晕的那种，另外黑色的外包装封皮让它们看起来当然就更加的厚重了。这三本诗集分别是三个死去的诗人的全集，写它们的诗人都业已命归黄泉了，生前他们显然是不像现在这么地名声嘹亮，他们其中有人甚至默默无名生活窘困。这又很像那个荷兰的后印象大师凡*高，活着时只卖出过一副作品，并且买家还是自己的亲老哥，但死后没多少年他的画价却年年看涨，快赶上长江洪水泛滥时的势头了，到现在都已经成为富豪们投巨资增值的抢购商品。我想这种势头多少和凡*高本人的死有些关系，独一无二的凡*高生前并不名贵，独一无二死亡的到来最终让凡*高先生扬眉吐气无比名贵起来。 当然现在躺在书桌上黑色封面里的诗人们还不能像凡*高先生一样的那么无比名贵，但比起生前他们的名气显然是嘹亮了许多，能出这种厚重的足以砸晕人的全集，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这几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海子、戈麦和顾城，三个都以选择自我结束的方式死亡的诗人，而今天又是海子的忌日。一九八九年春寒料峭的北京展览馆举办过一场著名的现代艺术展，场面空前火暴，却因为展览过程中出现的两个行为艺术的介入而两次终止。一次是有人头顶着一只陶罐膝行至展馆门前，从陶罐里倒出了一罐子红色颜料和一个塑料婴儿，婴儿虽假，但现场的血腥感确是极端真实。另一次是一个女性朋友在展馆里拔出手枪，对着一个电话亭子射击，事后虽然她声称自己对子弹穿过玻璃造成的碎裂效果很不满意，但子弹毕竟还是射出了枪膛留下了无可挽回的裂痕。子弹与血腥，两个行为艺术提前结束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艺术大展。一九八九年今天发生在山海关的那事，在我看来也很像是一副行为艺术作品，假如有许多人在一块空地上血肉模糊应该归入到大地艺术的范畴，因为那场景值得从高处中俯瞰。但对于海子来说他的行为是个人的，只是一个人在火车碾压下分解的过程，原本只能站在一旁仔细欣赏，可惜没有一个观众被邀请出席，所以最终没有也一个见证人。海子在他的诗中只能希望没有了别的，让一切来为自己作证，是否应该包括那个火车头，但很遗憾它却是这个行为艺术的直接参与者，没了见证的资格。 那几年诗人自杀死亡的消息不断的传出，大家都像得了臆症，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像甘霖，又如江河的前妻蝌蚪，还有投湖的戈麦，直至顾城自演自演了一场激流岛惨案，我不明白年轻时写出了《一代人》这样诗句的诗人，用他那双黑色的眼睛在1993年的激流岛上空到底看到了什么，童话诗人心灵王国在外力挤压下的破碎却是可以肯定的。死亡理论上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找根绳子，弄包耗子药或者找个没盖的深井跳下去就行了。但理论归理论，事实上在我看来选择死亡是需要及其巨大勇气的事情。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个人如果有选择死的勇气，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能阻挡他继续的活下去呢。活着说穿了无非也只是一种勇气，一种面对一切的勇气，那么就算是一切也都没有了，我们还有自己给自己作证。 2000.3.26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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