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细微处重读《老王》(网友来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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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舰队子女学校 冉韦 作为一名从初中过渡到高中的语文老师，在对苏教版必修三“底层的光芒”之《老王》进行备课时，，发现这是一篇学生在初中时曾学习过的文章，这就不得不思考，应如何教出新意。让学生收获与初中时所学这篇文章的不同感受，找到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的不同之处；如何使学生在重读时能够激起共鸣，而不至于觉得没有再次学习这篇经典的必要，从而产生一种对高中语文抵触的情绪。 记得自己在初中教《老王》时，主要围绕“善”和“苦”字来把握文章，抓住人物特征，典型事例，生活片段，并用了两个填空题的形式来概括：老王是一个 的人，表现在 。“我”是一个 的人，表现在 。最后倡导大家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关注身边的弱势群体。教学的目的在于明确文章的内容，理解文章的内涵。当时觉得这样教早已足够初中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了，因此还沾沾自喜了一把。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课堂上学生都是一味地在寻找课文内容，而人物的性格特点早已由老师告诉学生了，这样少了学生应有的思考，应该来说这样的教学方式体现的是课堂的主体已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了。如果高中阶段我任然这样教下去，或许不是睡倒一大片，就是让上课认真听课的学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将同一篇文章都选入初中和高中两个不同的阶段，不听课的学生会更没有兴趣听下去，他们会认为初中都学习过的，甚至有可能会片面地认为高中语文也不过如此。这就对我们高中语文老师提出了挑战，需要用新的教学方法来适应高中学生。我知道作为老师的我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为正如世界上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一对树叶一样，人海茫茫，教诲无涯，我们既找不到两个完全相似的学生，也找不到能适合任何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这就需要我们作为教师的去关注、去研究学生的差异，以便找到个性化教学的科学依据来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同时还需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备课，这样的教育教学行为才能真正得到学生的认可，学生才能够有所收获。伴随着一步步走进新课程，我不由地对自己过去的教学思想和行为进行深深地反思：那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津津乐道为“改革”的种种说法和做法，以新课程的理念加以审视，我如坐针毡、恍然而有所悟。然而今天却有机会使我重读并且重教《老王》，我知道要想教好这篇文章甚至教好高中语文的压力。对于这篇文章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需要让学生再次感受或深层次感受到底层劳动者带给我们的感动，让底层的光芒熠熠生辉；让学生学会用善良去体察善良。基于学生对课文的熟悉及认知能力的提高，如果再次让学生复述课文，已毫无意义，我想对于这篇文章于细微处品读，或许能让学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于标题解读《老王》 “老王”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称谓，只要你姓王就能称呼，即使现在不能称呼，将久也要称呼，足可见文中“老王”之普通。老王不知何许人也，文中只有姓没有名，家事也仅略知一二，而文章选题也仅仅是老王，没有任何的修饰。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面对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很多如清洁工、街边的小贩等农民工团体。而杨绛先生却能够关注到这么一位来自底层的人力车夫，并极尽歌颂老王的质朴善良，字里行间也自然流露出自己对老王的爱与同情。我想与杨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小受传统文化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许是孔老夫子“泛爱众”思想深植于心的原因吧。因此这种爱非常自然，行文中才会有一种大爱无痕的感觉。因此，从标题中我们便可以感觉到了老王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小人物，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惊天之举”，然而他却给作者一家乃至这个社会带来了感动。 第二，于写作背景细读《老王》 杨绛说这篇《老王》是“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文革”这一特定的时代让原来“常坐老王三轮”的我到“我自己不敢乘三轮”。这一变化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不敢“坐劳动人民拉的”车，不敢“骑在人民头上”。这些不和常理的论断以及作者前后的变化无不从侧面反映了老王不怕被连累，真诚关心杨绛夫妇的善良。我想这是老王及“老王们”不懂世俗的政治智慧，这些所谓的“慢脑袋”，他们却能够遵从人性的原则，这或许是底层人物成为社会道德基石的根源。 然而“小插曲”同当时整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并不协调的，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老王的行为就是一个“非主流”。集体化、国家化、公有化的主旋律与之对应的老王却是失群落伍的单干户；打击、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旋律与之对应的却是老王偏要给杨绛一家送人、送冰、送钱、送蛋，多方关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旋律与之对应的身为标准劳动人民的老王却处于贫困、病痛、孤身依旧之中。这一系列的矛盾本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一般而言，底层劳动者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里，趁乱捞取一把的大有人在（无论是地位上的还是经济上），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为自己获得利益，或是显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那个年代里司空见惯。即使安分守己，大多数人也会和作者夫妇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面对那样的一个“恶的时代”老王也是可以选择追随主流的，他可以像别人一样打压甚至欺负杨绛一家以换取某些利益，然而他对曾经帮助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家，选择用善良回报善良，而不是以恶报善，我想老王个人作出的抉择是基于人性意义的善，“另类”的老王或许不明白那么多的大道理，但他一定知道什么叫用善良回报善良。 “文革”对于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巨大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其实反过来说对于老王们他们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幸的，他们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时代让原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产生了同命相连的“大爱”，所以这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一个人的善良，更是写了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是写善良的人们在特定时代里的相互取暖。值得幸运的是这个“小插曲”能够存在，民间的道德基石才不至于崩溃。正如一位网友说到“把太多人当老王，自觉可笑；而不承认老王的存在，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没有获得救赎或自我救赎的机会，最终万劫不复”。时代变了，但仍然看出“老王”们是稀少而珍贵地存在着，延续着。 第三，于细节及精微语言处探寻灵魂的声音。 英国作家塞·斯迈尔斯在《自助论》中说细节“就像从很小的孔穴能窥见阳光一样，细小的事情刻画出人的性格”，老王的性格其实也就是在作者的细节描写中和用平淡而精微的语言讲述中彰显出来的。在细节中品味语言，除了感受到语言的神奇魅力，还可以寻找最真实的最朴实的人间真情，收获感动。中国的文论专家周振甫在谈到细节的作用时也说到“一是‘推微知著’，从小处看到大的意义，也就是能看到事物的苗头······，一是‘搜间传神’，搜求一般人不注意处，即找到好的细节，把它写出来，起到传神写照的作用”。 细读临死之前老王前来送鸡蛋香油的细节：“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衣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直僵僵地镶嵌”、“僵尸”、“白骨”无不带着悲凉的色彩，在夸张语言的背后，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干瘦、衰弱、病入膏肓的老王，一位濒临死亡的底层人物的善良。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紧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那么老王他到底要什么呢？他没有惊人之语，也许老王的心底是希望“我”能够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亲近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可怜的对象，拿钱的行为“我”原以为这样就是对他的关心，可惜“我”忽视了别人的心灵状态，为自己居高临下的怜悯而自责，而自责的背后则是善良的本色。 透过本文，不难发现，细节或许并不是那么的震撼人心，只是普通人身上发生的普通事而已，但杨绛先生却告诉我们学会为身边的小事而感动。她的语言沉定简洁，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的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这是语言与细节巧妙地融合后的一种淡然和魔力。 第四，于结尾处思考“愧怍”及探寻作者自我真实的内心世界。 全文以叙述为主，很少直接抒情，作者的情感全在平静的叙述中。只是在文末作者饱含深情的用“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因此很多中学生觉得杨绛对老王的描述看上去是冷冰冰的，并没有多少值得震撼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不是一下子产生的缘故，“渐渐明白”的确表明了愧怍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们在一般的闲谈中，作者产生了同情，是因为老王的穷、“失群落伍”、孤独、眼瞎。但同情的背后多多少少包含着某些宽容，而宽容中潜隐着自己幸运的意味：自己不那么穷，自己是健康的，自己不孤独，自己不倒霉，但这姿态却显得有些俯视。然而内心的美在外表的丑陋的反衬下，更是让人惊心动魄。深入地思考，其实在那样的年代，杨绛先生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幸运者，她却对老王产生了强烈的“愧怍”。“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事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愧怍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不幸者做的还不够。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在作者看来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再者因为老王是病死的，非寿终正寝，是一个人辛酸的结局，不难看出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为“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而感到我对老王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而自责，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正是基于这种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才会有平等对话，这种意识与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人间的苦难总是能充满同情与悲悯。 总之，只有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才会感到“愧怍”，这也是正做人道理的折射。文章里面正是隐藏着一条思绪的转折：同情、宽容不幸者，是俯视的姿态，而最后的愧怍却变成了仰视的姿态。这对自我的解剖与批判中，愧怍的作者的善良正体现无余。理解文章中的叙述可能是一种不抒情的抒情，而这种叙述往往比抒情更深沉，因为其中包含着理性思考。“不思量。自难忘。”我们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永远都是那些细小的、外人看来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正是由于真情的流露。才使得文章的细节充满了真实感，文章的语言才那么让人震撼，《老王》才具有如此感动人心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杨式太极拳”的魅力所在。 第五，于全篇关注弱势群体 《老王》这篇“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杨绛先生看到了人间的不平等，更看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老王的可“人”的形象，有意间无意间带出一个时代的影子。归根到底，其实杨绛与老王之间只是普通的主雇关系:文章开头说“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语言平淡无常，但在那个要划清“敌我界限”的年代，这样普通的主雇关系然而难得的平静、平等。“底层”的划分是基于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的考虑，他们在某些方面并不是一个弱者，如文中的老王他的质朴与善良表现得如此强烈，所以“底层”并不是认识人和评价人的标准。来自底层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关心弱势群体就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弱势群体，要注意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当然也不能怀着救世主的心态，居高临下地怜悯弱势群体，更不能片面宣传、强化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强加给弱势群体。如果这样的话，是难以真正改变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的。关心弱势群体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社会强势群体”的责任。只有高度关心弱势群体，才会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才能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地走向更加公正。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是所有人都受益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关心弱势群体也就是关心“强者”自身。但愿这个社会能够因此多一些温暖。 我相信作为教师只要用心去阅读、体会每一篇文章，用心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用一颗永远追求的心对待一切，获得进步的不只是学生，更多的是收获了自我。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说的：作为教师，一生都应在备课。我想学生学习着学习，教师同样需要学习着学习。 作者邮箱： nbranwei@163.com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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