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关于语文教学中创新与继承的一些思考
(人教版教学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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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县郁山中学 蒋冰 【摘要】 新课标实施之后,教育教学的深化改革不断地推行,我们面对各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新的教学方法,该怎么去对待和把握,对传统的语文教学的观念和方法又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接纳这“新”与“旧”,从而为我所用,为我们所用? 【关键词】 传统 创新 继承 思考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发展和进步的。语文教学也是一样,作为一门在中学教学中占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高喊着改革的口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我们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喊着改革的口号中度过来的。但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语文教学的观念、方式方法虽然是在不断地前进,并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就,却始终没有一套完整的适合我们自己本土的语文教学的体系,一会又在强调要继承传统,一会又在高喊着打破传统、改革创新的口号,真是让人找不着北。 近几年来,随着“新课标”的贯彻,语文的创新教育观念和方法提得更加响亮,给语文教学的天地又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注进了新的活力,也让搞了几十年语文教学教研工作的同行们大换了一次脑。语文教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但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地想一想,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创新教育就是一片大好,是不是其中就一点缺陷和漏都没有呢?传统的语文教学的一些方式方法是不是过时了。是不是都该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呢?本文就想这个问题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和看法。 一.传统的语文教学观念和方法的功与过 语文教学可以说是所有学科中最古老的一门学科,自从有语言文字的产生,就开始了语文这个学科的教学工作。没有书籍之前,可能人类是采用的口传身授,然后是专门的古代学者著书讲学,或受命于帝王与君主,或成一家之言,总之,用那时特有的方式开创、发展和延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某种层面上说,我们几千年传统的语文教学保存了中华文明、延续了我们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 传统的语文教学,既然发挥了这样大的作用,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低估他用的价值,他生存和发展了几千年,一定有它的生命力,一定积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挖掘和发扬其中有生命力和有价值的部分很有必要,也是我们应该继承下来的一种文化遗产。他有价值的方面太多了,我们略举几点。 (一)、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传道”。“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教师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灿烂多彩的古代文化就是在无数的先辈们的“传道”中一代又一代交给到了我们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后世的思想、学说无不是在前面的所传的“道”的基础上发展的,不管你如何的“创新”,没有对先生“道”的掌握、吸收,没有对旧的知识的充分的记忆理解,那就失去了“创新”的基础和条件。孔子就是在继承了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学说的基础上,才创立了贯穿中华文化始终的儒家学说,中华文化几千年来都以他的学说为核心。世界上比我们更早、在古代也更辉煌的埃及、希腊、恒河、巴比伦文明基本上都走向了衰落,而我们的中华文明却保存了它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对“道”的继承比其他几种文明要做得好得多的原因。保存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新课标”所提出的人文精神很就包括了我们的“礼、仁、义、和”等思想。在西方发达的法国,还采用了比较封闭的特有方式保护他们的文化,使其不失去文化之根、民族之魂魄。这样想来,对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传道”的继承就非常的必要了。这与现在所提倡的“创新”一点也不相违背。当然,“道”是一个比较宽泛和抽象的,其中所传之“道”,自然也有很多糟泊的东西,这自然是要加以抛弃的。 (二)、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诵与记。我们知道,古代的语文教学,学生一进学堂基本上就是认字、诵诗,开始是比较短而浅显的内容,然后逐渐加难加深。而作为几岁的孩子对“人之初,性本善”、“吾日三省吾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等这些对他们来说比较生涩的语句又能有多少的的理解呢?我想即使是记了下来,也只不过是囫囵吞枣而已。但读多了,记多了,随着记忆量的增大,把头脑中的知识融会贯通,自然就理解了,又一步一步地去读更加艰深的书。古代的读书人都是沿着这样一种读书的模式走过来的,那时候的私塾先生们开始也没有要求学生去对字句对文章做什么“创新”,但那些“学生”们不断地读诵与记忆,达到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境界。没有“学富五车”的记诵,那能有“才高八斗”能力啊。以此为基础,随着知识的增加,随着头脑中记忆的东西膨胀,他们不但“创了新”,还立了说。这种以记忆为基本的语文教学模式下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学者、大学问家、大文豪,也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大思想家、改革家。 (三)、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熏陶、感染。语文教学有别与其他学科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有它的特殊性,不同于自然学科,在其教学中更多注重环境气氛,强调感同身受、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要求教师有渊博的学识的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高的人格魅力、风度、气质,教师的这些方面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种无形的教育和影响。那些大教育家,之所以被后世人们所景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渊博的学识、新颖的学说,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本身的人格吸引着学生。此外,古人也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要求学生将知识与社会与实践相结合,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得到熏陶与感染,这与近年来所流行的“建构主义”我看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是一种“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从而提高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传统的语文教学中的方式与方法有价值的方面是很多的,仰仗它,我们的文明与文化得到了传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 首先,是“高耗低效”。由于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方式的影响与惯性,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直处于一种徘徊的状态,早在1978年 ,吕叔湘先生就大声疾呼改变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他严肃指出:中小学生学了十年语文,花了2700课 时,几乎占了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结果语文仍不过关。从那时以后,又过去了许多年,可是语文教学的情况仍未基本改观,1987年5月,国家教委曾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语文水平的调查,结果 表明经过10年教改的阅读教学,基本上没有取得明显进步,最近又在报上见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 在某所高校,一屋子大学生居然不会写“钥匙”二字。对此,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也不由得痛切陈词:“钥 匙之为物,体不甚巨,量不太重,而丢了它就麻烦大了。”“我愧非教育专家,自己拿不出办法。但还想请专家们多动动脑筋,把语文教学如何在重视上再重视,提高上再提高,改革上再改革(改进、改善、改正错 误认识和错误教法)。 其次是片面理解知识和能力的关系 。 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误区是:没有辩证地如实地理解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关系。 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呢?很简单的:要把学生学到的语文知识转化为能力。 这话是否非常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学习所有的学科不也是遵循着“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这个规律吗?学习语文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仔细想一想,这种话就大可商榷了,要知道在语文教学中,知识和能力的关系,要远比其他学科更为复杂,我们平常爱说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里。(一)就教学内容而言, 势必把语文知识不断地深化、细化、系统化,结果导致学生无所适从,负担过重。在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二)就教学方法而言, 因为不少语文知识如专门的术语、概念、规则等都是学生未曾听说过的,教师就可能满堂灌输,而学生只是被动动听课。结果只是记住了一些概念而已,对语言的运用能力却十分的令人不满意。(三)就教学目的而言,容易产生本末颠倒、主次易位的结果。教师在课堂上传播必要的知识和概念,本应该紧紧依附于课文的语言材料,始终着眼于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由于教师的认识发生了偏差,结果让学生围着这些知识、概念打转,把好端端的课文丢在一旁,把活生生的语言和充满生命活力的语言材料放置一边,而把语文知识上升成为学习的目的和中心,这就难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常见的语文教学的通病正是如此,有位语文教师作了此深刻而形象的概括:“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教‘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其实即使不教,孩子们也 会说这句话。到了三年级四年级,就教他们:‘春天’是‘主语’,‘燕子’也是‘主语’;‘来了’和‘ 飞回来了’是‘谓语’。到了初中,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复句。到了高中,他们知道了,尽管是个复句, 但它是‘并列关系’、‘承接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还可以商榷……” 这种教法不正是主次 颠倒、把手段当成目的的典型表现吗?我们当然不是一概地反对讲授有关主语、谓语、简单句、复句等语文 知识,问题是在此时此地(而不是彼时彼地——非讲这些语文知识不可的时候),如此纠缠于复句的性质有 无必要?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又有什么作用?把这些要商榷的内容留给语言学家去研究不是更好吗? 再次,知识要求分门别类太细,而忽视了对知识的运用。 语文知识包括的范围很广,如要认真研究,必然要求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不能亦此亦彼,忽此忽彼, 混沌一片,不明所以,不管是研究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还是研究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尽皆如此 ,概莫能外。但一旦谈到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并不要求学生成为精通各类语文知识的专家 ,只是希望他们切实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而运用语言文字的特点就在于综合性,哪怕是简单的一句话 ,写下的几行文字,都会包含各种不同的语文知识在内。这就在语文教学中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学生既 然不可能先分门别类地学完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等系统知识,然后才开始执笔作文,开口讲话 ,那又该怎样将这些自成系统的语文知识有效地渗透在语言的综合运用中去呢?三、知识要求分门别类,能力重在综合运用 语文知识包括的范围很广,如要认真研究,必然要求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不能亦此亦彼,忽此忽彼, 混沌一片,不明所以,不管是研究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还是研究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尽皆如此 ,概莫能外。但一旦谈到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并不要求学生成为精通各类语文知识的专家 ,只是希望他们切实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而运用语言文字的特点就在于综合性,哪怕是简单的一句话 ,写下的几行文字,都会包含各种不同的语文知识在内。这就在语文教学中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学生既 然不可能先分门别类地学完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等系统知识,然后才开始执笔作文,开口讲话 ,那又该怎样将这些自成系统的语文知识有效地渗透在语言的综合运用中去呢? 总之,传承了几前年的语文教学模式也有很多的劣根,这是必须加以改革的,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语文的创新教育的也势在必行,但反观我们这几年所搞的创新教育改革是不是都是那么的好,就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就这个问题也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二.语文创新教学中误区 反思语文新课程的实施,它刷新了语文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方式、教研观念和方式,刷新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也刷新了教师的培训方式。但是,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课堂教学也暴露出新形式主义倾向,暴露出教学过程空泛化和教师角色两难化等问题。片面追求新奇的“教学模式”。 我有幸参加过国家、省市和县级有关的“创新”培训,不外乎就是领一领培训资料、听一听专家讲座、观摩观摩“新人”的“新课”(或者称为经典课)。从专家到新人无不做拼命三郎状,竭力贩卖自己的“创新成果”,从收录机到演示台,从手提电脑到投影仪,花样翻新,长枪短枪一大堆,在一场场闹哄哄的游戏中,皆大欢喜地结束了一堂课,而赚得台下一片掌声。至于学生们学到了什么,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逐一了解,可专家们偏说这叫“洗脑”。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在上课,而是在表演,在做秀。语文课要有语文的文化、文字的特色,可很多的所谓示范课我的感觉却是一种多媒体的鉴赏课了。笔者有好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洗脑”的同行们感叹:不洗脑还不知道教书是怎么回事,这一洗脑竟然不知道怎么上讲台了,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啼笑皆非。 一谈创造性思维,可是我们很多情况下却忽视了对语言文字的重视,出现一些不该有的小笑话。同样是使用汉字、汉语言,但我的感觉是,我们大陆的语文教学还没有港台地区的水平高。我们再看几则事例: 事例一:“一家晚报报道,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代替父亲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申请书,竟有28个错别字。据这位同学说,他们工科学生在大学里一般不学语文,过去学的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见《求是.切莫漠视祖国语文》(2005年第14期) 事例二: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时,在中国著名学府清5大学发表演讲期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被用篆书写成的《赠梁任父同年》一诗中的“ 离分裂谁任”中的“ (音夸)”字难住了,引得学生笑声连连,相当尴尬。无独有偶,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特邀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教授又“理直气壮”地把“离分裂”读成了“瓜离分裂”。被国人讥之为“丢人现眼”、“出洋相”。 ——见《重庆晨报》(2005年5月14日24版,原题为《清华大学校长遭炮轰》《刘江教授央视念错字》 事例三:2005年重庆高考理科状元陈昕昕在状元宴上领奖金时却不知道贰字怎么写。 摘自《重庆晚报》(2005年7月5日13版,原题为《理科状元不会写“贰”字》) 近年来,好几位语文教学前辈提出要反对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刘国正先生向笔者说:“语文教学要返朴 归真。”张志公先生说得更加尖锐:“目前,新花样,新术语,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患多不患少;新方法, 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患少不患多。要总结出这可操作的,有实效的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凡是成功的“教学模式”,都是优秀教师们长期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升华,是他们“高素质”、“厚功底 ”的综合体现。不少语文教师反映那些优秀教师的课确实上得好,但自己学不了,其原因盖在于此。至于功 力不够而又急于构建新的“教学模式”,或是满足于堆砌一些“新术语”,那就不可取了。 “学不了”怎么办?通常的回答是“提高自己的素质”。这样回答自然没有错,问题是提高素质是漫长 的过程,当前怎么办?少数语文教师全面提高素质以后,也许可以成为又一批“教学新星”,但大多数教师 怎么办?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感到张志公先生主张多研究“可操作的、有实效的办法”是多么切合实际了 。 照我看来,语文教学中求“新”求“异”固然很重要,求“同”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同中求异”,也不 能缺少。语文学习是有内在规律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古往今来,大体如此,这就是“同”,当然 ,时代发展了,要学习的课程很多,读上“百遍”已不可能,得再研究一下,这就是“异”。又如古代启蒙 时学习“对对子”,既生动又有效,可让儿童逐渐了解词性和词义,三味书屋的塾师提出“独角兽”,少年 鲁迅立刻对之以“比目鱼”,何等的聪慧机智!对于这种“行之有效”的作法,我们在教学中不也可以作一 番“同中求异”的改造和发展吗?此外,古人和今人在“读写听说”方面摸索了很多“可操作”的作法,均 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发展和改造。 我听过一节钟新燕老师在彭水的一节示范课,课题是《愚公移山》,在上这堂课时,学生既没有话一定的时间去读原文,老师也没有给学生对原文做分析,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课文的大意,然后就让学生去发挥想象,你如果是愚公,你会怎么去对待面前的困难,整堂课,学生纷纷发言,提出了很多有新意的见解,作为“创新”这一点来说是很有借鉴价值的,但很多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多年同仁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象这样上课,“创新”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对文章的思想基本把握如何来实现呢?特别是学习文言文,对文言字词的掌握还要不要? 如果都这样上文言课文,那么几年下来,学生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有怎么能提高呢?我们传授知识是手段,培养能力是目的,这话不错,但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建立又如何实现? 与其眼睛向上,急于求成,构建“整套”的“全新”的“教学模式”,还不如脚踏实地,逐 项进行,围绕一些“可操作的作法”共同研究,彼此揣摩。没有疑问,这种研究和揣摩不是你攻倒我,我否 定你,而是“同中求异”——不断的积累、充实、补充。相信这样坚持下去是会有收获的,不知语文教育界 人士以为如何? 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传统的东西,传统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是有生命力的,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在研究语文的创新教育的时候,一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几千年来所积淀下来的精华的方面,二是不要忘了语文教学的特殊性。只有更好的继承了,才能更好的创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探索出适合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蒋冰 相关链接: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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