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对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苏教版高三教师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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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俄罗斯文学中小官吏，小知识分子，下层百姓的代名词，他们贫困、痛苦、忍气吞声、走投无路，只好忍受大人物们的剥削压榨，从而暴露了吃人的大人物们的腐败、黑暗、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我们把这类人物叫做小人物。 在俄国文学史上，《驿站长》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小人物”的形象，通过驿站长维林的悲惨命运，批判了当时沙皇专制下俄国的丑恶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给予了这种“小人物”以深刻的同情，同时还鞭挞了贵族阶级狠毒凶残的人性，揭露了统治阶级与下层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它是后来的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一系列以“小人物”为主题的、富有民主倾向的小说的先声。而在中国，从古至今小人物就频频在作品中出现，不同时期的小人物反映的是不同社会状况，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汪文宣、刘恒笔下的张大民等等。 《驿站长》作为《别尔金小说集》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对后世作家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重大影响，描写的是贵族明斯基拐骗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的故事。驿站长维林长久过着被侮辱被欺压的生活，他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幸福是女儿杜妮娅，然而这仅有的幸福也被过路的军官明斯基夺走了。作者通过维林四次寻女，逐步展示了贵族军官的凶暴和社会的不公，揭示了小人物惶惶不可终日处境的社会原因：是他们卑下无权的地位，是统治者的骄横暴虐，是专制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驿站长是个十四品文官，过路旅客他要接待，紧急信件来了他得想办法立即送出，整天为交通工具——马匹发愁，受尽过往贵族官僚的气。他妻子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叫杜妮娅，他与女儿相依为命，视她为掌上明珠。一天，一个青年军官骑兵大尉明斯基来了，他本来要立即赶路，催着驿站长赶紧喂马，但见了驿站长的女儿杜妮娅后，便装病不走了。过了几天，骗杜妮娅去教堂，命令驿站长套上最快的马车，把他女儿拐走了。驿站长先是上当同意，后来觉察事情不妙，呼天抢地，一直追到彼得堡，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明斯基和杜妮娅，杜妮娅正坐在膝上玩弄明斯基的鬈发。驿站长被明斯基厉声逐出，回家后绝望死去。通过对维林一生悲惨命运的展现,唤起人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激发对沙皇专制的愤恨. 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老百姓中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张大民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施出自己浑身解数而努力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他并非天生贫嘴，而是在父亲烫死、母亲发病的情况下，当他以弱小的身体担当起生活的重压之时，才有这个“粘粘糊糊”的耍贫嘴的性格的。作为一个有五兄妹的家庭的长子，又处于社会的底层，面对爱情、家庭、生活的重压，迫使他继承着父母微薄的财产，拥抱着亲情，走上自己拯救自己的道路，寻找着幸福的生活。贫嘴是张大民最为突出的个性特点，往往所有的不愉快、不顺心，都会在他的贫嘴而前迎刃而解，贫嘴成为他化解问题的处理方式。他用自己的贫嘴、幽默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并且能把家庭的质量渐渐提高，虽然付出很多代价，可是我认为这也是幸福。 维林和张大民的悲剧，反映了中俄不同时代相同的主题，都是对社会的控诉。造成他们悲剧原因的，主要有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从自身原因来看，维林善良质朴却胆小怕事，相信命运，当然这都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他第一次见到明斯基，尽管挨了鞭子，但是看到明斯基生病,又叫女儿杜妮娅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最后还放心的把女儿交给明斯基，直至发现了女儿被拐，后来他四次来到彼得堡见到明斯基时，不敢理直气壮地要回自己的女儿，而是用“颤抖的声音只说了一句话：‘大人，行行好吧……请您把我可怜的杜妮娅还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白白毁了她呀”，驿站长接二连三受到侮辱之后，只好让步了，连“告状”都不敢，他想：“灾难是躲不了的”，特别是作者在描写驿站长看到明斯基塞给他的钱时，“他把钞票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还用脚后跟跺了一下，走开了……”。这充分表现出驿站长的自尊心受到侮辱之后的愤怒心情。但接着：“……他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想了想……又回转身来……但钞票已经不见了”这里作者又将驿站长的矛盾心理揭露无遗。特别是普希金用省略号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思考，让驿站长想到钱还是有用的，回家可以当作路费，或者有朝一日杜妮娅被抛弃后，这些钱还可以派上用场，所以作者写他“又回转身来……”，这样的描写更充分地揭示了驿站长性格懦弱的一面。 张大民同维林一样，憨厚老实善良，那张嘴却是油滑的，源自兄妹的手足情感，张大民时时事事都关心着自己的弟妹，对现世生活容易满足。他的贫嘴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手段，就连带有嘲讽、宣泄甚至规劝的言语，也通过贫嘴的方式表达出来。当得知二民和厂里的临时工谈恋爱，再到后来二民夫妻两人有矛盾，在斥责李木勺、规劝两人和解的时候，起特定作用的也是他的贫嘴。为改变自己生活的经济状况，他瞒着妻子改作油漆工，在云芳审问他头发中难闻的怪味儿的原因时，他辩解的方式还是贫嘴。张大民知足常乐、乐观开朗，在他的生活字典里面，仿佛没有忧愁两字。有人说：张大民的身上，有一种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痕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张大民，所表现出生生不息的精神，百折不挠的韧性，豁达忍让的美德，是中国老百姓中小人物的代表。 巴金也为我们塑造了悲剧人物汪文宣，他被一种沉重的自卑感包围着，只能在权势的压迫和窘迫生活的缝隙中苟延残喘。在一年不如一年的生活中，他不断抗争着，又不断地失望着，现实是残酷的，他只能用“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这句话来自慰他那颗痛苦的心。当他得了肺病以后，同事们仍然讥笑他，公司仍然逼他工作，他心里抗议着，“这太不公道了，你们就只会欺负我!”可是他懦弱得一声也不敢吭，对于上司只会温和地点点头。他周围是一个陌生、冰冷的世界，人们全都有着那么旺盛的精力，但是他和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关系。他只能弯着腰，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步缓缓地走向死亡。他盼望着能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的心太冷了，需要一点温暖，可他什么也得不到。他是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下时代的牺牲品。 无论是普希金、刘恒、还是巴金, 他们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淋漓尽致，通过平时动感而富于韵味的语言动作展现人物的心理以及性格，从而突出小说悲悯的主题。可以看出，汪文宣和维林与张大民的不同点在于：张大民比他们更具有反抗能力，然而最终还是难逃命运的捉弄。他们描写的时代己远离我们而去，然而，假如人类社会还有不平等和不尊重人性的现象存在，人们还面临残酷的制度和观念束缚，那么，这些小人物就不会失去它们的现实意义。 李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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