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新世纪命运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五四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新世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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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思想境界)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华民族追求进步与解放的历史性转折点，五四这一理想主义的简约指称也成为激励青年和知识分子奋斗的光辉旗帜。在接受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教育的中国人心中，五四是永远年轻、常言常新的；而且80余年来，五四新文化价值观念确实也一直在顽强地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但也应该认识到，五四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形成一个情结以至于每每要在心灵中祭奠和形式上纪念它，那是因为五四所确立的新文明的目标空前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欲望，是因为80余年来在为理想的奋斗中经历了许多的精神磨难和物质牺牲但目标还没有最后达致，而五四之精神却有时受到曲解或非难，甚至存在着失落、沉沦的可能。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表明，当改革在体制转型阶段遇到巨大复杂困难的时候，当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又使中华民族面临不易辨析和有效应对的挑战的时候，消极、投机的实利主义气氛在侵蚀着批判、建设的理想主义意识，一种笼统的张扬中国文化的天命论和闪烁其辞地缝合极左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冲击着五四新文化所倡导的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理性价值体系。因此，反思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一个世纪的历程而认识和重申五四精神是必要的，光大新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以利于在跨文化交流的世界文明体系中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战略选择，应当成为我们迎接新世纪所思考的课题。一 20世纪是世界更是中国发生有史以来最为激烈剧变的世纪。以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历史分界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科技、思想的传播打破了中国“王朝循环”的发展模式和历史认知模式，进化史观和革命史观曾经先后主宰着中国人探讨摆脱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问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潮和行动。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化问题被中国知识界提出和讨论过，但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和形成规模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却始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随着最后一场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路线的确定，现代化这一具有全球性和社会整体性变革意义的概念成为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现代化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在学术界形成主流，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或20世纪历史发展运动的主题的观点也渐致共识。明确中国20世纪历史的现代化主题以后，五四运动更突显出了作为历史转折点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现代化思想的新层次和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新起点的位置。早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中国现代化起始阶段的亲历者梁启超就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鸦片战争后 “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船政学堂、制造局等等；再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归于失败；第三期则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这一分期叙述，梳理出了从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到变法保国的维新运动和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再到呼唤以科学与民主的西方精神改造中国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晰脉络。可以说，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了在封建制度下以追求物质现代化抵御外侮的有限性；戊戌变法的失败则显示了统治阶层内部保守力量之强大使得制度现代化的设计没有实现的可能；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民国的变态，则启发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对比当中去认识革命的思想群众基础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提出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再造文明”的问题，如胡适称新思潮的意义在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 “评判态度”，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陈独秀认定只有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等等。这种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勇气、倡导以开放和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文明的胸襟和呼吁独立人格共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爱国责任意识，极大地鼓舞了已成众势的青年学生；所以当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新青年们在1919年5 月4 日发起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群众性抗议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得到了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的强有力支持，最终迫使政府拒签了和约。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传统形成的意义上说，这是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探索的行动精神的胜利；从现代化进程来看，这是思想启蒙引发民主运动的成果，标志着文化现代化设计和运作的初步功效，显示了经民主运动争取民主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路径的某种可能性。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政治环境否定了这种可能的现实性。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怀有再造文明和重建国家的历史使命感，这种救国觉悟，和启蒙运动与政治抗议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俄革命带来的正义影响以及共产国际关心东方革命而派人来华访问五四运动领导人物的国际政治条件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生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这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文化启蒙的一代知识分子发动新兴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农民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由此走上了以武装斗争重建国家进而转入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道路。二当然，现代中国在革命、国家重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模式转换中有着复杂经验教训；但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发生的教条主义倾向和革命胜利后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下以政治手段结合群众运动推动急进的所有制变革与赶超工业化战略给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曲折，并不能用来证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五四新文化的联系，而只是说明了中华民族对现代化认识的一个历史性水平和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来反思历史、探索未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受来自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五四政治抗议行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理论用之于实际、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革命和建设的行动哲学原则。邓小平则总结革命建国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从抵制“两个凡是”、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反映的顽强坚持独立见解的思想力量和敢于向权威、权力挑战的道德勇气，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论断所暗示的强烈诉求，都可以领会到五四新文化传统所凝结的民族精神。更应该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文化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对五四精神的呼唤促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社会性普及和学术性深入。1978年7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题为《哲学的启蒙与启蒙的哲学》的文章，他指出：人文主义和“天赋人权说”是对于哲学蒙昧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仍然要同“各种蒙昧主义的残余和变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林彪、“四人帮”把塞进私货的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一种新蒙昧主义强加于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是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超级的政治骗子，罕见的精神讹诈犯。”作者进而呼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一年以后，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还发表于《人民日报》。周扬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评价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现代迷信”、 “新蒙昧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科学无禁区”、允许自由讨论的观点，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1979年第5 期的《红旗》杂志也发表侯外庐谈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潮的文章，他痛斥背叛五四精神导致的现代迷信和“用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扼杀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倒行逆施，提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与科学的“民主与科学补课论”。由此，对五四的研究、对民主的探讨以及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在80年代形成持续的潮流；这一潮流使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治思想解放运动扩大到广泛的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层面的文化热潮共同在整体上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从僵化、封闭的传统社会主义向以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换。可以说，以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探索的行动精神为主要内涵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经过新的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传统精神价值的再研究和再确认，专制、迷信、盲从、保守、贫穷和政治运动再也不能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获得公认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民主、科学、理性、创新、富足和经济发展则成为文明和现代化的不可移易的新取向和新指标。总之，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认识五四运动使我们更易于把握新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意义，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民主政治发展更表明了五四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运动中新的思想与道德资源，并生成了改革、开放、发展、创新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理性观念。三在80年代的五四研究中，呼唤和强调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摆脱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超越五四”以促进“传统向现代转化”进而“重建文明”、“再造”中国文化和实现“文化复兴” 的问题；不过这些论者还不至于反对改革、批判五四。进入90年代，在国内平息危及政治稳定的社会风波但世界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苏联、东欧向资本主义演变而消失之后，在保守主义思潮带着后冷战的时代特点登场并成为某种国际现象的时节，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也形成了声浪不息的潮流。有的论者称“鞍钢宪法”体现了“经济民主”甚至惠及西方发达国家，“大寨经验”仍有益于当今的农业发展；有的论者则肯定民主是煽动动乱和被用作进行国际斗争的手段；有的论者把文化大革命和五四运动一并串讲，甚至把批判激进主义的矛头指向了辛亥革命；有的论者则倡儒学扬道经，预言东方文化不久就轮到代替西方文化而坐庄于世界的时候了，在目前亦会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并且增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所有这些，粗听起来给人一种为现实辩护、为民族增光的安神定气之感；但思考一下便可以发觉，它们不仅大致是些没有足够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支撑的印象式、随感式点评，而且实际上也难说不是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反讽，对几十年革命历史的嘲弄，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肢解，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革新思想的否定。这是令中国知识分子沮丧的，因为五四知识分子曾经否定了旧的传统，现在颠倒过来连仅积累80年的新传统也剥夺掉则真的是“全盘反传统”了；这也是令中国人沮丧的，因为上述说法不仅隐喻了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运动是徒劳血汗，而且是暗示中华民族面对压迫要忍受身体乃至心灵上的委曲。似乎可以说，这些对激进主义和改革的批评，表征着以五四新文化传统为母体的现代民族精神的某种退化。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以“学风”──学术界之风──冲击着民族精神的话，那么大众传播折射的“世风”则反映着民族精神的低迷。90 年代，在泛滥的各种名目下举办的电视晚会中成为新宠的所谓小品，几乎完全不同于80年代以社会批评己任的相声。80年代的相声是讽刺，而90年代的小品则多是通过逗乐达到的调笑和嘲弄──以勇武者对文弱者的嘲弄，以执法者对流浪者的嘲弄，以官员对平民的嘲弄，以城市人对乡下人的嘲弄，以缺德者对受害者的嘲弄，以女人对男人的嘲弄，以普通话对方言的嘲弄，以嬉皮对严肃的嘲弄，以蒙混对认真的嘲弄；归纳起来就是，强势对弱势的嘲弄，中心对边缘的嘲弄，低俗对高尚的嘲弄和调侃对诚恳的嘲弄。可以想见，在民族的传统节日里，当代表国家的官方电视台演播护士小姐抱着注射器向求医老农的屁股冲锋这类小品来“搞笑”而又果然博得观众喝采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的潜意识里还能剩下多少最起码的同情心、道德感和良知呢？遑论那些口称的理想和自表的美德了。还有可称为亚种大众传播的所谓 “新民谣”，它们对腐败、堕落所作的谐音、对仗、俏皮等逗乐式的描述已没有任何批判甚至不满的意义，反而似乎是在说些有趣的话题，这实际上是在向人们重复说明着腐败、堕落的不可救治性和可接受性。总之，在这两种简单而具有娱乐功能因此拥有很多观众和转述者的大众传播中已丧失了严肃、正直和义愤，小品的兴盛和顺口溜的流行在相当程度上指示了道德的失范、意志的萎缩和社会整合的困难，一种消极、投机的实利主义情绪在以传染性的方式扩展、复制和增长。或许，对于上述现象还可以作更辩证因此也就较为乐观的分析，但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到调侃式大众传播的流行，人们可以体会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理念、五四新文化精神甚至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消解和丧失而且是在快乐的哄笑中的消解和丧失；如此因循，无论是“激进”改革的现代化模式还是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设计，都失去了资源和遇到了麻烦，而且这种实质意义的彻底剥夺的成功将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变成充斥着简单欲望符号的废墟，除了物质的贫困更增加了这个民族精神上的一无所赖感，其结果自然是陷入惶惑、恐动的失序状态。当然，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和基本政治力量仍然体现在追求现代化之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不可动摇的历史精神上。否定以科学、民主精神和改革、发展理念为内涵的民族新文化传统的尝试只是对某些旧的价值规范理论作的阐释性重复和一厢情愿的广泛联系，不具备对历史和现实作实证经验理论总结所反映的批判建设理性，而实利主义投机更不代表以科学思想和民主政治进行社会整合前提下的公众自觉行动。但有一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在保守取向上的廉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酝酿会给改革、开放造成阻碍，会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给中华民族造成新的蒙昧和招惹其他民族的过敏；而传染式扩散和报复性交叉的实利主义会使掠夺式社会管理形成常规，会使坑蒙拐骗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会使精神和体制上的社会整合失败，进而使现代化难以在健全的意义上获得发展，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难以有效地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这些反映在实际结果上那就是：不能有效地应对世界趋势和时代挑战导致的民族利益丧失和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导致的国民个人利益的被损害，而且也似乎没有理由排除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认识框架下的战争和普遍受害感支配下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如果借用一个戏剧性的词汇，可以说这些构成了世纪之交的新“内忧外患”；对此，清醒的科学、民主理性思考和积极的批判、探索行动是必需的，学术的讨论与争鸣、政府决策的透明化和科学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与规范、政治的民主化改革与发展等等建设性努力是必要的。总之，五四精神乃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命运之所系，它提供了现代化的总体性目标，也启发了知识者基本的文明理性和工作热情。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精神决不是一般主要用来标榜或炫耀的所谓文化遗产，它几乎是要求知识者穷理慎思、坚韧苦行的宗教性召唤。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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