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深刻和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人教版高二选修备课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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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母亲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 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归根是鲁迅先生的光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吸引了一个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女青年。 鲁迅曾由家庭包办同山阴朱安女士结婚，但由于出国和动荡的生活，鲁迅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许广平曾经真正地恋爱过，她1922年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李小辉，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花没有结果。1924年1月，李小辉因猩红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使许广平好象受到雷震痛击，直到18年后，许广平回忆起来还感很痛心，“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洁的心。” 然而封建礼教和巨大不幸并没有摧毁许广平和鲁迅追求真正爱情的理想。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他的品德和学识深受许广平和她的同学们景仰。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四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们走进了鲁迅的寓所。后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校方迫害，鲁迅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样，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 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恻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史妥切的。”许广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提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惬意地笑笑，答非所问地说：“你这傻孩子。” 正是因为如此，许广平仍然把鲁迅看成是她的严师，她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发现鲁迅的伟大品格，找出自己的短处，两相绳量，虚心下意地向鲁迅学习。鲁迅待人接物的态度，对人情世事的观察能力，不避锋芒，为民族献身的伟大精神，……都使她比过去看得更清楚，学得更具体了。 他们结婚后不久，许广平真的又当了鲁迅的学生。在结婚前两人遥居广州、厦门时，鲁迅就向许广平提出过，希望她能学习一门外语。婚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又提出了这种希望，他同意了。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她日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讲授由鲁迅亲自编写的二十七篇课文，作为打基础用；一个月后，课本换为《二一儿河四草》（即《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 这种学习前后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的教与学多在晚上进行。每当这时，他们仿佛又都回到了几年前的师生时代。 在同鲁迅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许广平同鲁迅在日寇侵略上海的战火中一起逃难，同鲁迅一起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与迫害。在艰苦的岁月里，许广平不愧为鲁迅的战友与出色的助手，为了鲁迅的写作，她千方百计查资料，找参考书籍。鲁迅的文章写成她总是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她为鲁迅抄稿，极为仔细认真，鲁迅每一种译著出版，她总是跟他共间校对。鲁迅重要的谈话，她注意记录与整理，以便编辑成书。对鲁迅的文稿，她精心保管，哪怕是弃置的零章片页，也要保存下来。 许广平又是一个出色的主妇。她无微不至地照顾鲁迅的生活，精心料理他的起居、饮食，尽力使他不受到无谓的干扰。为了不浪费鲁迅有限的收入，他精打细算，生活朴素，自己做棉鞋，打毛衣，缝衣叙有客吃饭，她亲自下厨，甚至连鲁迅的换洗衣服也一概负责。为此，鲁迅曾向人感慨地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拿了。” 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十分紧张的。鲁迅到上海后，虽然卸去了教书的担子，但却更加繁忙，差不多每天晚上的11点以后。许广平因劳累了一天家务，克制不住极度的疲劳，进入了梦乡，而鲁迅却伏俯在案前，开始了他一天的紧张的工作，直至东方发白，红日映照的时候。这时，许广平已经起床，忙着料理他吃完早点，他才躺下休息。而许广平却接替了他的班，开始了抄写，校对稿件和繁忙而又紧张的家务劳动。他们就象一个岗位上的两个战士，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当然，他们并不是一直这样紧张而刻板地重复着一天又一天的生活。有时，晚饭过后，又没有客人。他们并不立即工作，而是灭掉灯，坐在屋子里，借助桔黄色的路灯由窗口射进来的微明的光亮，相对谈天。有时，鲁迅在据案写作，许广平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当两人都感到疲倦时，便放下工作，一边饮茶，一边谈天，或者再吃些零食。尽管时间很短，但他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这是一天的黄金时代。有时，他们也到外面散步，或者一起着画展，但真正能称得起娱乐的还是看电影，这种活动多是由鲁迅提议，这一方面是为了休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妻子香自己操劳的酬谢。每次都是买最好的座位，也是为了照顾妻子稍微近视的眼睛。 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欢乐是有了儿子海婴。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给出了果实，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26日那天上午，许广平已经感到阵阵腹痛，预示着这个小生命就要来到人间。年近50的鲁迅就要当爸爸了，心情十分兴奋，他不顾因过度劳累而有些发热的身体，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 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叭叭坠地。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现在，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即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总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象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这时，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有了孩子，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天，他来到医院，悠闲地坐下来，首先问妻子是否想起来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宇，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由于许广平的大力协助，鲁迅后十年写作了大量文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引为自豪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了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许广平继续鲁迅的事业，为研究、宣传和保卫鲁迅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她作为鲁迅的夫人和战友，一直受到人民的敬重，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之一。 鲁迅的幽默 提起鲁迅，总会想起很多词语：深邃、沉重、严厉、倔强、勇毅、果敢……是的，鲁迅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冷竣而严肃的。但那决不是他的全部，鲁迅还是一个全身被幽默感充斥着的人。那种幽默不是哗众取宠、一笑了之，而是一种从骨髓里溢露出来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和犀利深刻。所以，我们不妨说说鲁迅的幽默，我想他决不比专业的幽默大家逊色。 1881年9月25日，一个娃娃诞生了，这个人就是鲁迅。他的出生，在今天看来，用一个不恰当的歇后语来说是“玉皇大帝娶土地婆——惊天动地”的。因为这注定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诞生。但他那时哪晓得这些！小时候他相当调皮活泼，他的曾祖母不苟言笑，小孩子都很怕，他却故意从曾祖母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太太惊叫：“哎呀，阿宝，衣裳弄脏了！”这时他才满意，不闹了。１２岁时被母亲牵着去三味书屋，他却扭扭捏捏，一百个不情愿的小模样，和现在的小伢子软磨硬蹭不愿上学没个两样。在三味书屋也不好好读书，只留恋紫红的桑葚，墙边的小虫子和赤练蛇的故事。但他终究是聪明的，尽管贪玩，后来却颇有建树。倘在今天，小鲁迅定会被奉为素质教育的典范加以膜拜。 鲁迅是一个不太讲究穿着的人。他爱穿长袍，相对他瘦弱的身材来说，似乎袍子比西装合适。但他确实是太不修边幅了一点，经常穿着长衫在灰尘中行走，感觉竟有点像他笔下的落魄人物孔乙己，于是便闹出了笑话：在电梯里经常被认为是可疑人物；许多人见到他以为是有幸发现了鸦片鬼；有时去买药，竟然连药房里小伙计都鄙视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甚至常被警察搜身…… 鲁迅是义无返顾把辫子剪了的人。这在当时就像男人穿裙子一样不可思议。但他面对嘲笑、讥讽、辱骂，依然我行我素。后来他基本上留平头（相当于现在的板寸），他的发质坚硬，根根迎风翘立，铁刷一般，简直酷毙帅呆了。现在的俊男靓女们热衷的染发、烫发等等，和鲁迅比可就小巫见大巫啦。 但他懒得理发，而且往往一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们开他玩笑：“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说：“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后来实在看不过去了，才勉强去理一回。有一次走进一家理发店，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先生不仅不生气，还在理发结束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给他。理发师一数给了三倍的钱大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来理发，理发师见状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精雕细刻”地做，满脸写着谦恭。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今天咋给这点? 您上回……”鲁迅笑笑：“您上回马马虎虎处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点。”理发师听了如坠云雾。 他的胡子也很有个性，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滑稽，被周围的人嘲弄，说他是崇洋媚外。鲁迅烦扰得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竟然从此平安无事。 看过鲁迅年轻时的照片，觉得并不是很帅，起码和现在韩国、日本的所谓“第一美男”有段距离。但鲁迅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他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还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这个老头真是有意思极了。 二 鲁迅有很多嗜好。比如爱给人起绰号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性，至老都未能改。 早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有一项功课叫“对课”，他的成绩不错，屡受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个同学偷看了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问他对什么好，鲁迅说：“对‘四眼狗’好了。”孰料那人竟真以此回答寿先生，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而他则在一旁以书遮眼，憋不住笑出声来。鲁迅的观察力可谓尖锐，他把女生的哭状起了个惟妙惟肖的称呼——“四条”，因为女生一哭，眼泪、鼻涕齐下也！不是四条吗？他在北大讲课，当时北大有位青年教授叫川岛，留了个学生头，他便给人家起了个绰号“一撮毛”，见面时还亲切地叫他“一撮毛哥哥”，真是搞笑的能手！而且他竟把爱人许广平叫做“害马”，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也派上用场，说：母亲放心,害马现在很好…… 吸烟、喝酒、饮茶可谓是鲁迅的“三瘾”。他的烟瘾一向很大，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他夹烟的姿势很特别：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窃以为有现代黑社会老大的风范）。还有一点很有趣，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是从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得是怕麻烦呢，抑或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低劣，觉得没面子？ 除了三瘾之外，他还喜欢吃糕饼糖果等甜食，这是在日本留学时养成的习惯。 有一回，人家送了柿饼给他，他喜欢得不行，藏起来自己偷偷享用，还舍不得给别人吃呢！只有在女士来做客时，才“大方”地拿出来，因为女士们胃口小，只能吃个一两片而已！他还能吃辣椒。 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他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作为自我炫耀的标牌，却懂得实惠，跑到鼓楼街把它卖了，买一大串红辣椒回来。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嘘唏不已。只觉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现在看来除了可笑之外，也生出几分感动。 他的胃口很特别，喜食蛇肉、龙虱、梅干菜。而且从不吝惜money，经常请友人吃饭，且不看菜单一口气就能点出“木樨肉”、“酸辣肚丝”、“炸核桃腰”、“三鲜铁锅蛋”、“糖醋软溜鲤鱼陪面”等好几道菜来！ 他爱看电影，几乎可从影迷升格为影狂。鲁迅到43岁时才首次观看影片，但一看而不可收。鲁迅后期(46-55岁)在上海生活的9年内，共观看电影142场。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这三年平均起来几乎每周一场。好电影不轻易错过，甚至一看再看；而且大都是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驱车同去！有趣的是，在国外引进的电影里面，他最爱看的是大自然丛林草莽的野兽影片(相当于近来的“动物世界”。鲁迅今若健在，定是赵忠详的fan)。 鲁迅还喜欢习武，他曾在留学日本时学过柔道，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一次夜行，经过一处荒凉的坟地，忽见一惨白形同鬼魅的东西在前挡道，鲁迅赶前去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跄踉倒地，抱头鼠窜，原来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鲁迅虽瘦削，但功力略见一斑。 三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风趣，幽默中又带着一种大气、智慧、乐观和风度。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 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南中国”文学社，怕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希望鲁迅给创刊号撰稿。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名流免不了被邀请作演讲，鲁迅也不例外。他演讲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常常被掌声和笑声包围。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北师大请他去讲演，题目是《文学与武力》。有的同学已在报上看到不少攻击他的文章，很为他不平。他在讲演中说：“有人说我这次到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一席话顿时引得会场上充满了笑声。 在北京女师大任教时，一次一个学生未经家长允许，和别校一男生去逛公园。她父母发现后，跑到学校大吵大闹，咒骂校方管教不严.封建死板的校长也像泼妇一样斥责女学生“太不像话了”。鲁迅先生正好经过那里，得知原委后诙谐地说：“现在风和日丽，有两位青年一块逛公园，有何不好？那些公园年青人都不准去逛，非得成了老头子老太婆才能去逛吗？！” 鲁迅家里有两个保姆，不知何故，经常发生口角。他受不了整天的吵闹，竟病倒了。隔壁一个小姑娘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喝止她们？”鲁迅微笑着说：“她们闹口角是因为彼此心里都有气，即使暂时压下去了，心里那股气也是压不下去的，恐怕也要失眠，与其三个人或两个人失眠，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他说话向来无所顾忌，敢想敢说。比如他对人们遮遮掩掩的“性”发表看法：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惟独对孩子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他为了说明看人不能片面，风趣地说：英雄是厉害的，但不能因为英雄也性交，就称得上“性交大师”！ 鲁迅虽然胸襟宽广，但决不适用于对待丑陋的社会现象上。一切假恶丑的东西在鲁迅面前都无以遁形。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同泳。鲁迅看不惯：“同学同泳，偶尔皮肉相触，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同吸着天地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简直淆乱乾坤。还不如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说着还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状。听讲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鲁迅对腐朽文人向来是不留情面的，这是个不怕得罪人的怪人。似乎整个文化界知识界都是他的前世冤家。徐志摩、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等都曾经受过鲁迅的唾沫的“侵害”，常过骂的滋味；就连与文学不怎么搭界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竟也和他打过笔墨官！看来鲁迅真是汲取了孙中山“博爱”的精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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