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选读》之《中庸之道》教学设计(人教版高一选修教案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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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选读》之《中庸之道》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掌握“鲜、与、狷、和、同、贼”在文中的含义，积累、理解“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义之与比”等词语。 2．理解孔子“中庸之道”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 3．理解“和而不同”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文化内涵】 1、理解孔子“中庸之道”的精神实质，并区别于“折中之道”。 2、从其它章节中举例说明孔子是怎样把“中庸之道”贯彻于自己的言行的。 3、探讨“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对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教学时间】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整体感知文本 1．诵读感知 （略） 2．整体感知 （1）概括原文，说说中庸之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德（6.29） 中行（11.16、4.10、13.21、 13.24、17.13） 中礼（1.12、17.24） 中和（ 13.23 ） （2）中庸的“中”是否为折半以取中，搞平均主义？ 二、深入探究文本 1、结合译文，学生质疑，教师释疑。 2、探究文本。 （1）“中德”：探讨“民鲜久矣”的原因。 （2）“中行”：说说“过犹不及”的含义，总结“过犹不及”的处世之道 ，讨论“乡原”在现实生活的危害。 （3）“中礼”：结合《沂水春风》，具体说说我们应该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中庸之道。 （4）“中和”： 收集并交流有关“和”的熟语、格言；通过交流的信息和链接的内容，概括说明“和”的含义； 孔子的“和同之辨”与晏子的“和同之辨”完全相同吗 ，说明理由； 联系生活或具体材料，体会“君子和而不同，小子同而不和”的深刻内涵。 三、补充阅读 关于中庸原理，散见儒家论述，并不完全集中在子思传作的《中庸》章句。中庸之道的要旨大体上可从下面四句纲领性口诀去领会：“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所贵者权”是也（厥与其通，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下面逐项说明之，希望有助於“很好地解释一番”。 （1）允执其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虞书．大禹谟》）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也。是谓尧、舜、禹三位传说中的圣王，都以中庸之道为传世之宝，授受之际，叮咛告诫也。 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的“两端”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这就是说，在一个命题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契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处的优化解答，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与上文借无线电学名词用的“调谐”同义；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论语．雍也》乃有高度评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的“思想实验”中谈到：如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痛苦），提高效率。 先秦时代，许多学派都研究过事物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的关系。其中道家认为祸福、正奇、善妖等对立面之间可以反覆无条件转化，颂扬弱胜强的转化，但不明确变化的目的性；法家则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儒家观念与他们不同，以实现调谐为变革的目的，也以调谐为变革的高明手段。“允执其中”就是调谐观念在方法论范畴的表述方式，也是中庸思想的高度概括，贯彻於儒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有感而发的故事。夫子问守庙者：“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於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守中”为“聪明圣智”之举欤！ 如前所述，作为“调谐”的“和”，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仁学讲求的中庸之道，追求的主要是人与人，或人与事之间的“和”──调谐。尚“中”致“和”，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惟中是求，惟中是律也。 （2）过犹不及 这个中的位置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和子贡的谈话。子贡问老师，子张和子夏谁优胜？孔子说子张显得过头，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就说是不是子张强一些，孔子的答覆是“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确切位置，是优化选择决定的，座落在过头和不及之间的“无过无不及”的“临界位置”。从数学观点加以譬解，这个中并非意味变量在坐标区间的几何中点，而相当於微分学对应函数最佳极值（导函数为零时）的特定位置，无论左偏右离，都不如这个中位的效果最好。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激进）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错误。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品德，尝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也。 毛泽东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过头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现在量的范畴。量的过头或不及终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头或不及称为左倾或右倾。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的需要。 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一种称为黄米的杂粮）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 《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 （3）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 态，叫做“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视那种善恶不分、含糊苟且、两头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乡愿”，贬之曰“乡愿，德之贼也”。与“乡愿”迥异，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者的“同而不和”，赞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举烧汤为例，解释“和而不同”的涵义。他说所谓“和”就象厨师拿水、火、醯（相当於醋）、醢（鱼肉等制成的酱）、盐、梅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物质操作调合，烹饪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其品味恰到好处，成为享用满意的佳羹。单纯的“同”就如以水调剂水，不用火、醯、醢、盐、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无人问津。 今就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上的“和而不同”作一点说明。 凡循中庸之道决策，必有其共识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进行贯彻，这就是调谐意义上的“和”。“和”绝不意味着没有或无视不同意见，相反地，中庸学说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视“不同”为理所当然。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让介乎极端之间的各种异见，特别是对立因素充分沟通、辨析，折冲，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运筹统合，达到统一或调谐，方才能够得中，从而导致美好的结果。 以君臣为例，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的态度。所谓犯，就是提意见。“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见解的协调结果。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盖矛盾，相反地，要通过群言堂、百家争鸣，即容许不同意见充分抒发和交锋，融百家之长，才能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利於导致优化决策。反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君说可，臣亦说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见不敢说出来，成为君主一言堂，结果非犯错误、出乱子不可。 明白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就不要以为人人称赞你就是好事。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他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好人说好），其不善者恶之（坏人说坏）。” （《论语．子路》） 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说过：“质（朴实）胜文（文雅）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论语．雍也》）意思说：做人如果朴实胜於文雅，便失之粗野；如果文雅胜於朴实，则显得欠缺诚心；两者调谐适匀，互补其不足，方可成为君子也。 孔子好给别人提意见，也欢迎别人包括弟子们发表不同见解。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过於谦虚，和动不动直言质询的子路太不一样。孔子对此是不满意的，因此说过：“回也，非助我也，吾言无所不说（悦）。” “和而不同”要求常怀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宽容”一词“Tolerare”原义那样：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於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据说是法国人伏尔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经由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斗争或变革（首重良性竞争）寻求统一或调谐的精神。推而论之，“和而不同”作为一项原则性共识，莫非现代民主政治广泛包容多元文化（或“非群体文化”）的优化决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办公室同事关系以至集团、国家、民族纷争，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2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他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4）所贵者权（君子时中）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Act as the Occasion Requires），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无过无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会一成不变，随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章句》）“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势以求中。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原文有金字旁，音zi）基（田器也），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对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都要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如果不通权变），与墨翟“兼爱”极端无异；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朱“为我”（唯我）极端无异，都不值得赞美和效法了。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有个死脑筋的人问孟轲“嫂溺（落水），则援之以手乎？”轲曰“嫂溺不援，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给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问以不同答覆。因为子路保守，孔子着重鼓励；冉由激进，则强调求稳。在要不要做官的问题上，孟轲有句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华尔街基金经理，必须因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组合（Portfolio）。基於避险原则设计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要不时调整策略。投机性的“当日交易”（Day-trading）者更要瞪大眼睛把握分分秒秒的市场脉动。 治世大赦谓得中，乱世用重典亦为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此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也。 从以上“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贵者权”（君子时中）四条纲领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其特点为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中庸决策路线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积分习题或工程设计计算那样精确度的解答。由於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复杂事物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意义上最好的中，也只能是数学观点上的近似解，而且难免偏差以至错误。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种不断求中的机制（而非一时一事侥幸取胜），具备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为中轴线，那真实决策好比在这根中轴线上下左右围绕行进的收敛曲线，其偏离和时滞不至於太远太久，万变不离其“中”了。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中庸》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经常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聪明人容易过头，愚蠢者往往不足；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因此，“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人们已经好久做不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为极高明的方法论，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才能持续茁壮成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领域，有了仁做指导思想，还要运用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制订出合乎仁的行为规范，即礼（包括法）。有了仁为思想基础，有了合乎仁的礼为保障，在两者互为表里所酿造的气候环境条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进入万变不离其“中”的佳境。没有仁和礼的相辅相成和反馈作用，就社会政治决策领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难，莫非“难於上青天”？ 张桂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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