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士人轶事四则：王子猷雪夜访戴、宾主无愧色、阮籍不拘礼法、王羲之爱鹅(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二册）助读)(本站论坛专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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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hong http://bbs.ruiwen.com/thread-37869-1-1.html 47.魏晋士人轶事四则 读《魏晋士人轶事四则》 1、《王子猷雪夜访戴》 原文： 王子猷（即王徽之，王羲之之子）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字太冲，西晋文学家。所作《招隐诗》旨在歌咏隐士清高的生活。）。忽忆戴安道（即戴逵，安道是他的字。谯国（今安徽省北部）人。学问广博，隐居不仕。），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选自《世说新语》）。 译文 ： 王徽之字子猷，弃官后住在山阴，一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觉醒来，打开房门，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戴逵字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子猷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走到，到戴安道门前却不上前敲门就又返回了。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王子猷回答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尽就返回家，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感言： 王子猷率性而为，心血来潮时，可在雪夜不辞路远访问友人，兴致已尽时，却又造门而不入。戴安道听说此事后，将作何感想？我想，豁达的戴安道一定会微微一笑：“王徽之这小子不知那根神经又犯了！”再假如，王子猷“忽忆”的不是戴安道，而是他的父亲王羲之，会不会乘兴连夜驱车赶往父亲驻地“造门不前而返”？估计不会，为啥？晋以孝治天下，即便王羲之不告儿子个忤逆之罪，也会有好事之人大肆渲染，依法检举，就是要看你们老王家的“好看”。再假如，王子猷“忽忆”的是绝代佳人“王昭君”，会不会“造门不前而返”，如果会，那才是真正的“洒脱放达和特立独行”，吾辈定会佩服的五体投地！ 2、《宾主无愧色》 原文： 张玄（字祖希，东晋时人）与王建武（即王忱，东晋时人。曾任建武将军。）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即范宁，东晋时人。曾任豫章太守）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孰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选自《世说新语》） 译文 ： 张玄与王建武先前不曾相识，后来两人在范宁家相遇，范宁叫两人在一起交谈。张玄于是整理衣襟端正坐好，王建武仔细看了张玄好一会儿，却不答话。张玄大失所望，就要离去。范宁竭力说明挽留张玄。张玄最终还是不肯住下。范宁是王建武的舅舅，于是对王建武说：“张玄是吴中读书人的佼佼者，被时人所赏识，才来到这里，这个人深不可测。”王建武笑着回答说：“张玄如果想认识我，自然应该会到我这里来。”范宁骑上快马迅速告诉张玄，张玄于是重整装束来到王建武那里。两人举杯对饮，说话间没有愧色。 感言： 有人说，“张玄与王建武的交往，虽有误会，二人却毫不为意，足见其心胸开阔”。如此说法，吾辈不敢苟同。 如果王建武心胸开阔，他会盯着“正坐敛衽”的张玄半个小时而不搭理人家吗？要知道，这是在他舅舅家，即便自己瞧不起张玄，也得让舅舅面子上过得去呀！ 如果张玄心胸开阔，怎能因为“孺子” 王建武的无理而“大失望”？人家盯了你半天了，你就不能主动伸出手，打个招呼？再说，“外甥”无理，舅舅何过？人家范豫章苦苦劝你留下，而你觉得丢了脸，不肯留下，能说你心胸开阔吗？ 至于最后二人相见“宾主无愧色”，谁能有愧色？谁有愧色，谁就在这场“战斗”率先认输。从此文中，我看不出二人的心胸开阔，倒是嗅到了“酸儒文人”“相轻”之味的浓烈！ 3、《阮籍不拘礼法》 原文： （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译文 ： 阮籍秉性极孝，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对方（听说阮籍的母亲去世）要求终止这盘棋，阮籍却要留着这盘棋一赌输赢。接着饮酒两斗，大声一号，吐血几升。等到母亲快要下葬时，吃了一只蒸熟的小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与母亲作最后的诀别，一直到说不出话，大声一号，于是又吐血几升，过度哀伤，形体消瘦，几乎到了没命的地步。阮籍又能够用青眼和白眼看人，见到拘于俗礼的人，就用白眼对待他。等到嵇喜来安慰他时，阮籍用白眼对待，嵇喜十分不高兴的回去了。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后，就带着酒夹着琴去拜访他，阮籍高兴，就用青眼对待嵇康。因此，拘于礼法的人都十分恨他。 阮籍的嫂嫂准备回娘家，阮籍与嫂嫂相见并与嫂嫂告别。有人讥笑他的这种做法，阮籍说：“这些俗礼难道是为我设的吗？”邻居家有个美貌少妇，在柜台前卖酒。阮籍曾前去买酒喝，喝醉了，就睡在这个美貌少妇的旁边。阮籍自己已然不知避嫌，少妇的丈夫了解（阮籍的行为），也就不起什么疑心。兵家的女儿有才气且有姿色，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不知道她的父亲和哥哥，径直前往她家哭泣，发泄尽自己心中的悲哀才回来。那种外表坦荡内心纯朴的人，都是这种情况。 感言： 对不拘礼法的阮籍，本人向来十分的敬仰，其骨气堪为中国士大夫之楷模。可我没有想到，如此尊敬的阮籍居然还有这等“见不得”的逸事。嫂子回娘家，小叔子道个别，虽不合当时立法，倒也不算乱了伦理纲常。长幼有序，嫂子总算是长。可是醉卧邻家美妇之旁，就太不够意思了。即便人家老公不说啥，可是难免别人会风言风语。你阮籍豪放洒脱，放荡不羁，无所顾忌，可是你要考虑人家邻家美妇的名声。自己即便获得个“坐怀不乱”的好名，邻家美妇的夫君备不住被人骂作“乌龟”！ 更可气的，美丽的兵家才女未嫁早夭，你既不跟人家父兄认识，更不会认识美少女，你去哭个什么丧？你倒是痛快了自己的眼睛嘴巴，可人家少女死去了还会被你“玷污”，九泉之下阎王爷那里也洗脱不干净了。 阮籍呀阮籍，你不拘礼法固然可嘉，可是要讲究道德呀，可不能为了自己的“癖好”，损害别人尤其是女同志的名声。 4、《王羲之爱鹅》 原文： （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 译文 ： 王羲之生性喜爱鹅，会稽有一个老妇人养了一只鹅，叫得好听，王羲之想把它买来却没有买到，就带着亲友动身前去观看。老妇人听说王羲之即将到来，就把鹅宰了煮好招待王羲之，王羲之为此叹息了一整天。又有山阴的一个道士，养了些好鹅，王羲之前去观看，心里很是高兴，坚决要求买了这些鹅去。道士说：“只要你能替我抄写《道德经》，我这群鹅就全部送给你。”王羲之高高兴兴的抄写完《道德经》，就用笼子装着鹅回来了，觉得很快乐。他任性率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曾经到他的一个下人家，看到一几案平滑干净，于是就在上面写字，这些字一半楷书一半草书。这些字后来被这个下人的父亲误刮去了，这个下人连着懊恼了好几天。他又曾经在蕺山看见一个老妇人，拿着一把六角扇在叫买。王羲之就在老妇人的六角扇上每面各写了五个字。老妇人开始有些不高兴，王羲之于是对老妇人说：“只要说是王右军书写的，就可以卖得一百钱了。”老妇人照此一说，许多人都争着来买这把扇子。又一天，老妇人又拿着一把扇子来，王羲之笑而不答。王羲之的书法被世人所推崇，就像这样啊！ 感言： 看来，王羲之写字真的很好，可他的养鹅技术估计一般。如果自己也养的一手好鹅，自己的鹅比别人的鹅都漂亮，叫唤得也好听，那何必总看别人的鹅好呢？难道“家花没有野花香”也可以化成“自己的鹅没有别人的鹅好”？不过这也未必，除了儿子，总是别人的好。 有句话不好理解。老太太尝到甜头后，又拿着扇子找到王羲之，“羲之笑而不答”。是不承认先前的事了呢，还是不答应再写字了？是对老太太的请求笑着不置可否，还是笑着不说话，拿过扇子就写字？ 我想大概是不答应给老妇人写字了。蕺山第一次碰到时，兴致来了，也不管人家愿意与否，拿过来就写；后来再遇到时没有了当时的兴致，当然不肯写了。这一点和他儿子“雪夜访戴”时“造门而不入”有类似之处。儿子“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老子兴致来了就写字，不管人家的扇子还是桌子；兴致没了，就是你求我我也不答应你。书法艺术细胞可以遗传，这等“性情”难道不会遗传？ 小结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类人群当中，魏晋士人可以说是最有个性的一群。从这里所选编的四则魏晋士人的轶事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他们的洒脱放达和特立独行。”“魏晋士人风度之潇洒脱俗，从这四人可见一斑。”（高中语文读本47课《魏晋士人轶事四则》编者语） 绝对潇洒，绝对脱俗，绝对特里独行。想起一句话，“名人的与众不同是个性，凡人的与众不同是神经！” 随性和本性 本性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随性就是做事要顺其自然。能把二者恰如其分的统一起来的人自古不多，而魏晋名士们轶事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1，性由心生。这里的性与荷尔蒙无关，或相关很少。王子猷突然想到老友，诗性大起，带动了游兴，想与老友雪夜长谈；在今天可能有些孩子气或神经质，但是人家想，你又能怎样？这是随性。等到了友家，突然兴尽了，再回去，这是他的原则：兴尽则归，不做勉强之事。否则一场诗会很可能会以败兴煞尾，将之前大半夜的好心情破坏殆尽，而且会耽误好友的宝贵时间--谁愿意在冬天大清早听一个人絮絮叼叼谈诗呢？而且王先生本身可能也困了，这样见好就收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这样外松内紧的生活哲学，既养生又潇洒何乐而不为呢？ 小贴士：这样的潇洒是要有物质基础的，虽然是“弃官”但没有一定家底是雇不起小童和船的，更没有心情谈诗论访的。 2，男人的友谊。小人之交甘若醴，所以王建武不动声色，试图用心谈在与张玄沟通；而张玄可能过于尊重王而落了一点俗套，正襟危坐讲求礼仪，因而没有释放出真正的自己。等再次回来，双方当然没有必然有愧色，一个是出于尊重才拘谨，一个是出于相信才等待。男人之交就是这样恬淡如水。 小贴士：如果没有一个善解人意的舅舅在旁边，一般不要轻易耍帅，否则会丢掉一个好朋友。 3，爱就爱了。我爱你这样的字，是不会从魏晋名士的嘴里说出来，但是一定会做出来的。而且要做就做的惊天动地，否则不足以表达心中刻骨铭心之爱。另外，行动的剧烈程度与爱的深度是完全线性相关的。很明显，母爱是最至高无上的，因此老娘死了只能用吐血表达，而且是一斗一斗的血--一般人就是舍得这几斗血也未必有感情深到想吐就吐，亲情之烈无人出右。邻家女孩初长成，我就是喜欢，在心底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突然有一天这个可人儿永远走了，不啻于心如刀割。生前爱过没有表达过，是怕伤害她；现在她走了，那么可以毫无忌惮的抒发本性了。爱，可以不说；但爱一定要做。 小贴士：尽量生前多照顾双亲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对爱人表达爱意要注意对方的爱人是否有一定度量，否则卷入绯闻案或断一条腿就不值了。 4，你快乐吗？为了让我快乐，而扼杀我真正的快乐，我还会快乐吗？王右军在一盆鹅肉前肯定是这么想的；现代的父母在逼孩子上辅导班时，孩子也是这么想的。我写字就是为了快乐，既然你喜欢我的字，我喜欢你的鹅，不要说道德经这五千字，就是黄帝内经我也写啊。写的过程快乐，写完后得到的结果也快乐，何乐而不为？我帮你是点到为止，尽兴而已，如果你把我的好意和快乐量化成金钱，不好意思老人家，这会让我不快乐，你也会有更多麻烦让你不快乐，因此，我们还是各自保留我们的快乐吧！ 小贴士：帮忙要看对象，不要费力不讨好。 “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的随性让你自由不痛苦，“少无适俗意，性本爱丘山”的本性让你执著而不迷失；看真来很复杂，但如果将二者放在一起很好的化学反应一下，它的合成物原来是如此的简单醒目：人性。 魏晋风度-魏晋风骨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转自瀚文视点，有删节)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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