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长,只是个传说————《阿长与〈山海经〉》关键词例析(人教版八年级必修备课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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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家的保姆——长妈妈,对鲁迅的童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几次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而《阿长与〈山海经〉》(以下简称“本文”)一文,则被认为是作者对她的专文回忆。该文现收入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 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比,在对本文的整体把握上,似乎比较集中和一致,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和争论。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解读中,总感到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下面略举一、二: 一、习惯认为:“阿长是一个很不幸而又热望一生平安的劳动妇女”,“鲁迅先生对阿长是很怀念、感激的。”从文中所叙来看,引起作者对她产生“敬意”的原因,就是为自己买来了《山海经》一事,除此而外,则都叙写了阿长让人感到麻烦,觉得不满,以至令人憎恶的可笑、可憎的“劣迹”。按《教师用书》(以下简称“教参”)的说法,这是“欲扬先抑”。这固然不错,但作为作者特别亲近、感念的人物,我们相信阿长的“优秀事迹”绝不应仅此一端。因此,我们不禁疑问:既为专文怀人,无论是从事实上说,还是就写作上论,作者何以这样重“抑”轻“扬”呢? 二、在阿长许多“劣迹”中,有一桩是她讲“长毛”的故事。论篇幅,当属详写部分。对此,教参表述为:“阿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却是民间文化的载体。”“至于阿长讲长毛,可见民间对长毛的传说,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我们认识太平军不无裨益。”而教参另附了潘旭澜和季承权、黄政安的相关文章,或认为“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或认为“阿长是愚昧无知的……鲁迅也确实给予了含笑的批评。”这些解释,虽有所不同,但其实都着眼在一个问题上,即这一事例表现了阿长的什么特点,而不是在讨论它在文中的意义。试想:①阿长并非“学者”,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拿这些“山寨版”的故事吓唬哄骗小孩,究属平常,算不得“大过”;②就算故事表现了阿长的无知,这与她买《山海经》并不构成对比。这样,所谓的“抑扬”就有点风马牛了;③与其他的劣迹相比,这倒在其次的,而对于自己伤害严重的,如谋害“隐鼠”等,只一笔带过,笔墨的轻重也有倒置之疑。可见,这一部分的作用,也着实让人费解。 三、本文叙写对《山海经》一书的兴趣由来,本是极平常的一个缘起,就是作为小孩对图书的偏爱。但文中却花了一大段,不但介绍了远房叔祖的怪诞,而且还列了不少“名目陌生”的书名。这对于写阿长买《山海经》也似乎是个累赘。 四、对阿长的称呼的来历,以及她的身世,本文在开头和结尾几次作了交代和强调,尤其是对她的身世,作者强调的是“不为人知”。按教参的解释,这“可见出身之低下”以及命运的“不幸”。我们姑且不论作者到底对她是否了解,但作者采取的办法不是隐去不提,而是一再强调不知,而只知她是一个“孤孀”,难道这只为突出她的不幸,而来反衬她的善良吗?我觉得也不尽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一书中指出:“阅读鲁迅的杂文,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许多他讲述的人物和事情如果不是专门了解过,单从鲁迅杂文中找答案,的确不甚了了,即使对事件的背景和线索有一定了解,但对鲁迅信手拈来式的讽刺文字,或引文或议事的片言只语式的论战方法,也非得有相应的注解才能明了。”事实上,不光是他的杂文,读他的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觉得在解读他的作品时,不妨也从作家创造的视角,认识其在创作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事件,并联系相关的作品进行探讨。 基于以上的认识,下面我们具体选取本文中的几个关键词,试作例析。 一、切切察察 鲁迅先生在 “贬”阿长时,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最讨厌的是她“常喜欢切切察察”。“切切察察”本是一个拟声词,这里借指在背地里说人长短,也包括散布流言,搬弄是非。对此,作者进一步描写道:“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十分形象。鲁迅先生把“切切察察”列为最讨厌的首因,是有道理的。 如钱理群教授所言,在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中,鲁迅先生的大部分文章都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尤其是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战。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关键词”的出处与反证》一节中指出:“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的武器。……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流言’是一个被鲁迅反复引用的词语。这个词在陈西滢的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挑起论战的第一篇‘闲话’——《粉刷毛厕》中。”陈西滢在文中含沙射影,诬称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并假意说:“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里所说的“宣言”,即指鲁迅和马裕藻等人在《京报》上发表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此后的论战中,陈西滢等人不惜用大量笔墨,不断地对鲁迅进行攻击。1926年1月30日,他与徐志摩以通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攻周专号”,在鲁迅来说,无异于又一个“元旦辟头的磨难”。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人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就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 其实,有关女师大风潮的这段公案,事实是很清楚的。鲁迅以光明磊落立于现代文坛,“流言”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因此,鲁迅在论战的多篇文章中,反复对“流言”加以反击。有人曾作过统计,在鲁迅的杂文中,“流言”一词就出现60处。 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 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 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并非闲话》) 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我的“籍”和“系”》) 即如女师大风潮,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造。(《并非闲话(二)》)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并非闲话(三)》) 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不是信》)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无花的蔷薇》)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流言”给鲁迅先生造成的伤害之深,也同时见出他对“流言”以及流言的施放者的痛恨。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本文直言不讳地表示对阿长喜欢“切切察察”的讨厌,其实正说明了他对“流言”的态度。联系起来看,实在耐人寻味。 二、神力 本文中,“神力”一词出现有两处,一处是在阿长讲长毛故事后,一处则是在阿长为我买来《山海经》后。教参对“神力”作了专门的解说:“神力,神奇之力。本文两处说‘伟大的神力’,都是儿时的感觉,鲁迅现在这样写,前一处有调侃的意味,后一处则有称颂的意味。” 先看第一处。调侃,意即嘲弄。那是什么事情,作者要加以嘲弄呢?我们来看看原文: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 教参说这是作者“儿时的感觉”。难以想象:一个儿童听了“美女蛇”的故事,即产生了“做人之险”的人生感慨;同样,小孩听“山寨”故事,就能悟出它的荒唐?换句话说,这显然是作者“现时的眼光”。问题是,无论阿长是无知也好,吹牛也罢,作者何至于去和这么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过不去”,以至于加以嘲弄呢? 1925年,上海暴发了“五卅运动”。事件发生后,陈源接连发表了《五卅运动》、《干着急》、《多数与少数》、《智识阶级》等文章。他在文中,一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也对执政府的黑暗和腐败作了严正的批判;另一方面,反对学生赤手空拳地与军警搏斗,认为“真不值得”。可见,在上述方面,他与鲁迅的思想不无相通之处。在“宣战”问题上,陈源宣称:“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多数与少数》)因而主张,“不妨据理力争”,“尽可理直气壮与他评一评理”,这样,“英国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仔细想想,这种观点,很有一点象阿长说的“脱下裤子,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一样的可笑、荒唐。这或许就是鲁迅嘲弄阿长的意图所在。 在讽刺甲时,顺便刺一下乙,也是鲁迅在写作时的常用方法。这里,我们再引一段史料:“杨氏出言荒谬,有如村媪,如前孙中山先生来京时,同学皆主张欢迎,杨禁止曰:‘孙为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者,若随波逐流,将来女界大受其影响。’”(《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女师大风潮纪事》晚愚)很明显,杨荫榆对一个人所共知事实的认知,竟然如此漠视和糊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则确与村媪无异。 第二处的“神力”,下文还要论及。 三、惹 惹,本义为招引,引起,且多指不好的事情。而本文则说“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让自己对读书产生兴趣,本是叔祖的“功劳”,而这里反说是“惹”,于情理不通。鲁迅先生曾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 ”(《两地书•原信》二十四 )这里,我认为此处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众所周知,在女师大风潮中,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不但支持和参与了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而且还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违法抗令”等罪名,呈文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佥事”一职。同时,章士钊还是《甲寅》派的代表。因此,鲁迅与章士钊之间的斗争,除了在女师大事件上的抗争外,主要还是对封建复古思潮的抨击。本文中,作者说“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接着列出不少名目很生的书。我认为这同样是有所针对的。请看: 陈西滢《做学问的工具》曾吹捧道:“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我是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房,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对此,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讽刺道“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现在呢,想来一定更多的了。” 其二,鲁迅曾说自己作文“好作短文,好用反语”。在本文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将其归为“巫书”,作者的这一观点,好恶立判,联系本文中对书的粗拙的强调,那他所说的“新的敬意”“神力”“宝书”等应属为“反语”。我认为就是对所谓的国粹假古董的讽刺。 其三,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提到了他与徐志摩发生纠葛的一件往事。《语丝》1924年12月1日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还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把诗人的主观感受渲染到了神秘的程度。对此,鲁迅在《语丝》第五期发表《“音乐”?》一文,加以嘲讽。波德莱尔被称为现代派的鼻祖,“从恶中抽出美”的另类美学观和反讽手法的运用,备受人们推崇。而本文中以叔祖太太的一句咒骂,信手拈来,看似无意的一笔,其实又是他的顺便一刺的手段,同时也佐证了此处的反讽意味。 四、孤孀 杨荫榆,是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直接交锋的人物之一。房向东在《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中谈到:杨荫榆虽然留过学,接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但她在女师大中,所推行的依然是极富封建色彩的奴化教育,鼓吹“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有关女师大风潮的原始史料”所载,杨荫榆到女师大后,一方面秉承章士钊“整顿学风”的旨意,订立了许多繁琐的“规矩”,另一方面,在实际处事时,又将这些规矩置之脑后,自己带头“违规操作”。以亲疏处理学生,就是风潮发动的最初动因之一。鲁迅在文中,把它比喻为“鬼打墙”,把这类人斥之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和“寡妇主义”。而就是这“寡妇主义”,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是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因而招致了非难。说人“孤孀”,确有“骂”的意味,即使亲近如阿长者,强调她的不幸,也不一定非要拿她“孤孀”身世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如果是借以针对杨荫榆,鲁迅的言语未免有点刻薄。按房向东先生的说法,一是作者的这种感受郁积已久,二是如鲁迅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即为就事论事,即使是牛荫榆、马荫榆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综观鲁迅的作品可以发现,“虽然鲁迅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者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被亵渎的鲁迅•序》孙郁) 也许,有人会觉得上述的分析失之牵强。但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 ”(《碰壁”之后》) 同样,鲁迅那时“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处于与现代评论派鏖战的阶段,作者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去创作一些供“供雅人摩挲”的性灵文章。当然,“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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