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呐喊〉自序》、《诗三首》(沪教版高三必修备课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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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雅 一、一周内容概述 本周学习《〈呐喊〉自序》、《诗三首》。 《〈呐喊〉自序》是研究鲁迅思想十分重要的一篇作品。《呐喊》是鲁迅1918年到1922年短篇小说的结集，也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本文是鲁迅为这部小说集写的序言，写于1922年12月3日。作者在序言中，通过回顾自己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说明写作《呐喊》的缘由和本书的主题。 通过《诗三首》中的《归园田居》、《咏荆轲》、《读山海经》，认识陶渊明的诗既有其平淡的一面，又有其豪放的一面。同时，通过几首陶诗的比较，进一步懂得，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有时只是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艺术的某个侧面，因此只有了解作者的全人，才能对作者和作品作出全面的评论。 二、重点知识归纳及讲解 （一）《〈呐喊〉自序》 1、按时间顺序叙述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 2、作者在叙述自己生活经历时的选材与思想发展的关系。 文中叙述个人经历的目的在于反映自己的思想发展，从而说明写作《呐喊》的缘由。因此，鲁迅在本文中所叙述的种种经历，都是对他的思想的发展起了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事件，这就是本文在选材方面“事例典型”的典型之所在。 例如在绍兴故乡时，作者没有写“百草园”的生活，也没有写“三味书屋”的生活，只选取了父亲患病一事来写。父亲的患病不仅使家庭彻底败落，使鲁迅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而想“走异路”；而且由于父亲的患病，他整日为买药和寻药引而奔波，然而父亲仍然亡故了，这件事对少年鲁迅刺激很大，最后意识到父亲的病是被庸医耽误了，这就为鲁迅后来选择学医埋下了种子。 又如在南京，他学的课程和所受的影响必定是多方面的，但鲁迅却独独选取并不讲授的生理学和业余读的《全体新论》等书加以叙述，是因为这些新知识与父亲患病对鲁迅感情上的强烈刺激联系了起来，促成他选择学医，产生了第一个美好的“梦”。 再如，把文中对仙台学医经历的叙述与《藤野先生》一文比较，可以看出鲁迅仅突出写了一次放映时事画片的情景，其中“强壮”、“麻木”、“赏鉴”、“盛举”等词突出表达了鲁迅对同胞的麻木的激愤和悲哀。这件事使他的学医之“梦”彻底破灭了，以此为转折，产生了一个新的“梦”，从而改变了鲁迅一生的方向。 又如在东京时期，鲁迅本做过很多文学工作，可只写了《新生》流产一事，这是因为这一“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的经历不仅破灭了他的治文之梦，而且更使他感到思想启蒙之无望：“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同时，这一痛苦的经历也使鲁迅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而克服了对自己寄望过高、思想不切实际的青年人特有的狂热病，为他以后团结众人，从事“韧”性的战斗奠定了基础。 在北京，鲁迅有五、六年闭门蛰居的生活，这里只写了“钞古碑”一事，这是因为与其他麻醉法相比，没有什么比研究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更能使他“回到古代去”，更能“麻醉自己的灵魂了”。但又因为鲁迅的蛰居并非遁世，寂寞并非消极悲观，苦闷乃是由于一时找不到出路，所以后来一旦有朋友索稿，且得到朋友的启迪，鲁迅便“答应他也做文章”，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有了小说集《呐喊》。 3、作者创作小说并将小说集命名为《呐喊》的缘由。 首先即文章首段所言，《呐喊》是作者年青时候做过的许多梦中那“不能全忘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梦”是什么呢? 统观全文，可知作者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年青时的三个梦想，一个是通过学洋务来救国，即洋务救国梦；一个是立志学医，期望平时治病救人，战时从军报国，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即学医救国梦；第三个是弃医从文，想提倡文艺运动，来改变麻木愚昧的国民的精神，即文艺救国梦。这些梦想虽然都未能实现，但贯串于这些抉择中的基本思想——救国救民——却因为经过沉默思考更显得强烈而深沉，终于促成了他后来的呐喊战斗。 第二是因为朋友金心异的来访和倾谈。三大梦想的破灭使鲁迅陷入了无边的寂寞之中，这时朋友金心异来访索稿，特别是他与鲁迅之间关于“铁屋子”的一场论辩，极大地启发和激励了寂寞苦闷中的鲁迅：“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而且鲁迅的从文之梦虽然破灭，但并没有改变“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的基本观点，“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并且最终写出了振聋发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呐喊》。 总之，鲁迅先生坚定执著地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是创作《呐喊》的深厚思想基础和真正的缘由，而金心异的访谈则是鲁迅先生创作《呐喊》的直接契机。 4、鲁迅先生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呐喊》的含义。 “呐喊”的含义，从《自序》中看有两个方面，一是表示自己的小说是为了唤醒精神麻木的人们、使他们来抗争而发出的战斗呼喊，也即“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一是为勇猛的革命前驱助威呼喊，使之不惮于前驱，不再感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的寂寞孤独。 （二）《诗三首》 1、关于作者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卒后友人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他的曾祖是晋朝的大司马陶侃，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东晋的官员，但到陶渊明时，家世已经衰落。 陶渊明青年时期曾怀建功立业的壮志，从二十九岁起，先后做过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官，但由于当时门阀制度森严、政治黑暗，他深感“有志不得聘”，又不愿与士族社会同流合污，于是在四十一岁那年弃官归田。退隐和躬耕。 2、整体鉴赏 《归园田居》 《归园田居》共五首。大概写于诗人辞去彭泽县令，归隐田园的次年（406）。课文选第一首，诗人以兴奋的心情写出了田园景物的美好和他对归隐生活的热爱。 全诗共20句，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从“少无适俗韵”到“守拙归园田”，共8句。这一层写归园田前的情况。开头两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说自己从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天性就热爱山林。一个“无”字，一个“爱”字，表露了诗人的爱憎感情和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基调。“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是写他对官场生活的看法，表达了他对卑污官场的厌恶之情。他把官场视为尘世的罗网，把做官看作是“误落尘网”，可见他对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反感的。“误落”一词，既是对自己出仕官职的感叹，又是对尘网般的官场的蔑视。一个“误”字，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误落尘网中”写环境之劣，“一去三十年”写时间之久。这两句揭示了他迫切离开仕途归园田居的根本原因。据考证，“三十年”当为“十三年”之误，陶渊明自东晋太元十八年（393）为江州祭酒，到义熙元年（405）归隐，恰好是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两句以“羁鸟”、“池鱼”为喻，表达了自己渴望摆脱束缚向往回归农村的急迫心境和心恋田园的情怀，一“恋”一“思”，凝聚了诗人对田园的眷恋和思念。羁鸟，被关在笼里的鸟。池鱼，被养在池水中的鱼。“恋旧林”、“思故渊”表明了作者对污浊的官场生活的否定和唾弃。“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两句是上下文的过渡，既总结了上文辞官回归故园的述说，又为下文描写归田后的田园生活作引子。“守拙归园田”这一句点明了题目，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第二层从“方宅十余亩”到“虚室有余闲”，共10句。这一层写回归园田后的生活情况，描写了田园生活的乐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总写诗人俭朴的生活环境：在方圆十几亩的宅基地上，有八九间简陋的茅屋草舍。“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是住所四周的近景：屋外榆柳笼罩，堂前桃李争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是所见的远景：在这幽暗的远离人世的村落里，炊烟袅袅升起。“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是近处的所闻：狗在深巷里吠叫，鸡在桑树顶上啼鸣。这两句是化用汉乐府《鸡鸣》篇中之句：“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乐府诗集》卷二十八）鸡在啼鸣，狗在吠叫，这是太平景象的显示。正如《老子•第八十章》所说：“至治之极（国家治理得好）……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两句是小结，从家庭生活与自己的心境两个方面概括地写出了归园田后自由自在的情况：家里没有官场中的那些尘俗琐事，在空寂的房间里心境悠闲。户庭：门庭，指起居处所。尘杂：指人世间的琐杂事务，主要是指过去官场的案牍和应酬等琐事。虚室：空静的居室。 第三层是最后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是对全诗的总结，写出了归园田后的愉悦心情：像久在笼子里的鸟儿一样，又能重返大自然。这两句回答了人们的疑问：作者为什么对平凡的茅舍草木、鸡鸣狗吠如此津津乐道呢？原来，这是因为作者“久在樊笼里”的缘故。“樊笼”，原指鸟笼，这里比喻仕途，即上文的“尘网”。“尘网”，是禁锢人的牢笼和罗网，一旦冲出罗网，返回大自然的怀抱，那就乐在其中。 参考译文： 我从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天性本来就喜爱山林。 误落尘世的罗网中，已有三十年。 笼中的鸟怀恋着旧日的山林，池中的鱼思念着从前的水潭。 我在南边的野地间开荒种地，为了清贫自守回归园田。 方圆十几亩的宅基地上，有茅草房八九间。 榆树和柳树遮蔽了房后的屋檐，桃树和李树排列在堂屋之前。 远处的村落模糊不清，村落的袅袅炊烟依稀可辨。 狗吠声从深巷中传来，鸡鸣声传自桑树的顶部。 门庭没有世俗的杂务，在空寂的屋子里心境悠闲。 我曾经长久地被囚禁在牢笼里，今日才得以回到大自然。 《咏荆轲》 《咏荆轲》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描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对荆轲不畏强暴的侠义行为加以歌颂，对他的失败表示惋惜。而在对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赫然托出。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另具特色。 清人陶澍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咏荆轲》一首，也并非泛议史事是非，而是借史抒怀、托古见志。《咏荆轲》似乎只是客观叙述故事，不动声色，实际上是诗人把自己对暴乱政治的憎恶倾注在秦王身上，将锄暴的强烈激情倾注在荆轲身上。咏史的过程也就是表达诗人意旨的过程。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王朝没落的时代，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杀夺不已，因此政不清明、世不安宁、民不聊生。《咏荆轲》是以秦为喻，用歌咏荆轲来表现反对暴乱政治的情怀（《桃花源诗》“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也是以秦喻暴）。 这首诗描述了荆轲刺秦王的全过程。开篇四句点明荆轲是应太子丹之请而肩负起“报强赢”的重任，接着通过出京、饮饯、登程、搏击等几个连续画面的勾勒，成功地刻画出荆轲的嫉暴如仇、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结尾四句是表示对奇功不成的惋惜，对荆轲的怀念和对他所代表的抗暴精神的赞颂。 对于抗暴勇士荆轲的形象，诗人有时是从正面加以描绘。如“提剑”、“雄发指危冠”、“登车何时顾”等句，但更多的是从侧面加以烘托，如“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说的是荆轲的卓然出众，再如从送行者落笔，从送行者的激愤情绪中，烘托出荆轲的怒目横眉之神。 参考译文： 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知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同仇敌忾荆轲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衰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不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于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读山海经》 这首诗是歌颂精卫的至死不屈的斗争意志，慨叹时光的消逝和良时的不可再来。诗中所写的关于“精卫”和“刑天”的部分涉及《山海经》中的两个动人的故事。 陶渊明对东晋的灭亡十分惋惜，对恭帝被弑痛心疾首。他不仅引用历史故事，抨击刘裕代晋，而且利用神话传说，表示了自己的不平和反抗情绪。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里用的是《山海经•北山经》中的神话故事。句中“微木”，是“细木”之意，用以与“沧海”(东海)形成鲜明对比，以突出精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山海经》中原句为“常衔西山之木以堙于东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这里用的是《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神话故事。“猛志故常在”，是说刑天勇猛顽强的斗争意志，永远坚定不移（“故”，通“固”）。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诗人进一步赞扬这两个英雄顽强的斗志。尽管良机已失，徒怀雄心，但他们也不存忧虑，毫无悔意。通过精卫和刑天的行动，寄托了自己的悲愤。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前二句写“精卫”与“刑天”如此勇毅的缘由。“同物”“化去”即物化之意。“物化”一般指死生变化而言。生与死不过是不同形式的“物化”，死只不过是生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女娲变为精卫，刑天变为乳目脐口的怪神，都是由此物化为彼物，其精神不死，故而无论衔微木填海，或舞干戚向敌，都能无虑而不悔。诗人在此以“物化”的哲学观点激励自己无虑不悔的斗争意志。结末两句“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是诗人思想情感又一次跌宕：既是对精卫和刑天的感叹，又寄托着诗人晚年自伤时光消逝，壮志难酬之慨。前人认为此二句是诗人的自白之语。 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陶渊明和已死去的晋朝，感情上有割不断的万缕千丝。刘裕上台后诛杀异己的行为更使他不满于刘宋政权。因此，不能正确认识刘裕及他建立的新政在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这正是诗人的局限。但是他反对刘裕代晋和憎恶时代黑暗、政治残酷是紧紧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刘宋政权，也是批判腐朽的东晋社会的继续。 这首诗写法曲折，意义较为隐晦，风格和情调与以上所选各篇大不相同，但在豪放之中仍然保持了诗人托物寄兴、精练含蓄，说理议论自然妥贴的特点。 参考译文： 精卫口含小小的树枝，将要填平深深的大海。 刑天失败仍挥舞盾斧，刚毅的精神始终存在。 同样是生灵不存余哀，化成了异物并无悔改。 徒然胸怀昔日的雄心，美好的时刻怎可期待！ 作结： 陶渊明诗主调是平淡自然，这从《归园田居》、《饮酒》等可以看出，但诗人胸有“金刚怒目”之情，所以除“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猛志故常在”之类的豪放。但正如朱熹所说，陶诗是“豪放得来不自觉”，它“既不似屈原那样的狷急激切，也不似李白那样壮浪纵恣”，而是“以舒缓之笔写激愤之情，以平淡之语表刚毅之志”。也就是说，《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的豪放，与他的田园诗的平淡自然仍有其相通之处。唯其如此，才见出陶渊明的全人和他的多样而又统一的艺术风格。 三、难点知识剖析 （一）体会《〈呐喊〉自序》一文夹叙夹议的特点。 由于本文既要叙述自己过去的某些经历状况，又要表述自己思想感情的演变，所以采取了夹叙夹议的写法。 例如写父亲病亡之后，便抒发了对家境败落的感慨；叙述在南京读到生理学著作以后，便发表了对中医的看法；述说了中国人被日本兵砍头示众的影片后，便表示了自己弃医从文的见解；介绍完《新生》从创始到失败的经过，便抒发自己感到无边寂寞的感情。 在具体、生动的叙事中夹入精练、透彻的议论，使文章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厚，使中心思想更加明确集中，从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感受、认识作者的思想感情发展进程。 （二）《〈呐喊〉自序》一文重要语段分析。 （1）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句中的“梦”的含义是作者青年时代救国救民的理想。为何把理想叫做“梦”呢?是因为这些美好的希望、理想终究未能实现，所以后来回忆起来，就如同梦幻一般。第2句的中心意思是讲《呐喊》的内容都源于作者亲身的经验。“精神的丝缕”指回忆往事时的思绪，运用了比喻的说法。作者说回忆这些梦“不免使人寂寞”，原因是这些梦在黑暗的现实面前都破灭了；又说“可以使人欢欣”，是因为这些梦反映了作者求索不已的爱国精神；“偏苦于不能全忘却”，是因为在反省思考后，作者心中救国救民的愿望更为强烈。 （2）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一句比喻可使人感到作者当时的悲哀之深广。作者的这种寂寞并非真的无聊，也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一种“不但没有人来赞同，也没有人来反对”的孤独，是爱国者报国无门的忧愁，是先行者曲高和寡的悲哀，更是思想者穷天究地的反省。这种无聊、悲哀和寂寞是作者对黑暗统治的反抗，对麻木国民的当头棒喝。 （3）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回到古代”指钞古碑一事。鲁迅当时之所以用包括钞古碑在内的“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实在只是因为他从《新生》失败一事中所感觉到的“寂寞”(即发现启蒙无望而带来的悲哀孤独感)太沉重，于他太痛的缘故。“后来……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指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奏了功”指起了效果。“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指在痛苦的思索中更冷静，更成熟了。 （4）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消去了”一句中的“居然”，表达出鲁迅当时不愿如此可又找不到出路而不得不如此的异常苦闷的心情。从居住的院子里有缢死过一个女人的古槐和夏夜在古槐下纳凉时的情景，可以看出当时鲁迅居住环境的冷清、寂寞。这些景物的描写将作者当时苦闷寂寞的心情衬托渲染得更加强烈而沉重了。 我们从作者所着意表达的这种寂寞苦闷的心情中，不是更能体会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吗? （5）“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铁屋子”比喻当时异常黑暗顽固的旧社会，“熟睡的人们”比喻受封建思想毒害、精神麻木的国民，“不久都要闷死了”预示他们可怕可悲的前途。这些比喻不仅贴切形象，而且令人触目惊心，促人警醒。 （6）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此时的呐喊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是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需要，遵从于革命先驱者的意愿的，所以鲁迅将此称为“听将令”。这表明鲁迅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自觉地以文艺为武器，为鞭挞黑暗残酷的反动统治而战斗。 （三）怎样理解《归园田居》中开头的四句（少无适俗韵……一去三十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韵、性，都是指为人品格与精神气质。所谓“适俗韵”又是什么呢？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逆自己的“韵”和“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一去三十年”，当是“十三年”之误。从陶渊明开始做官到最终归隐，正好是十三年。这一句看来不过是平实的记述，但仔细体味，却有深意。诗人对田园，就像对一位情谊深厚的老朋友似的叹息道：“呵，这一别就是十三年了！”内中多少感慨，多少眷恋，但写来仍是隐藏不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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