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与自由写作的权利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中国当代文学与自由写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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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自我独白）春天的时候，看到一些工人在路边铺镂花地砖，最近路过那里看到镂花地砖的空洞里长出了草，便很有感触地想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就是镂空地砖的空洞里长出的草。突然想发问：我们在什么地方播种？我们在什么地方耕耘？我们在什么地方收获？我们收获了什么？ 1.瞬间的回顾和思考从1990年到2000年，我在“自由写作”的路上已经行走了十个春秋。文学，我的情人！这么说似乎有些矫情。但是只有对情人才会如此不理智地执迷不悟。对于她，我倾注了全部的痴心和热情。她对我充满了诱惑，她给我快乐，也给了我难以排遣的焦虑，孤独，惶恐。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当我是文学青年的时候，我的父母一再提醒我：在中国搞人文科学是最没有出路的。他们是过来之人，这是他们的切身体会。他们不赞成我写作。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写作。从1984 年我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17年，对喧哗的中国文坛来说，我依然是沉默的局外人。我的写作与这个文坛无关。但这个文坛却与我的写作有关。我1983年开始写作。从1978年伤痕文学的出现到1983年，老一辈作家欢呼的文学春天已经周而复始了5 次。现在回头看“文学的春天” 仍然是一个迷惑。是一张挂在墙上或是压在书桌玻璃台版下的一张春天景色的图片。在我的写作岁月里，我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我的写作体验中没有欢呼和歌唱。更不像现在所有的当代文学史里记录的那么宽松。我在文学的路上困惑走过了十分艰难的17个春秋，如果说当初我的写作，是出于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的爱好，那么后来我的写作搀和着一个人对自己思想权利和话语权利的捍卫。年轻时代的我并没有想到后来的路这么难走。但是我不后悔。我是一个自由作家。我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的作家。如果说生命和命运有一种潜在的交换的话。我用了全部的青春时光与命运置换，为了争取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写作的权利。这不带有一丝半点的夸张。这样的争取和置换还在继续。文学是什么？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或者根本就不解释。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论什么样的解释，文学的非官方属性是无可质疑的。文学是个人的思维和创造。它是抵抗的，抵触的，叛逆的，富有同情心的，向往人性解放的，或呼喊，或呻吟，或呓语，或困惑……可以是人类征服自然和反抗强权专制的正剧、悲剧、喜剧文字描写，可以是人们对不可抵达的美满生活的渴望和对不尽人意的现实生活的正剧、悲剧、喜剧的文字描写，也可以是一团充满混乱思绪的发自人类内心的文字表达，无论是寄托还是宣泄，只要我们用文字写作了，我们就应该是作家。只要我们写作了，我们就应该拥有出版自己文字的权利。在文明的社会里，在民主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享有这样的言论发表权。“应该”是虚拟的。“不应该”往往是合理的。正是我们感到没有自由的写作和写作的自由，我们才想写作。正是那些被禁止的文字才是文学的内在张力和不朽的生命力。是文学永恒存在的魅力。我们感到自我人性被扭曲、心灵被压抑的时候才需要写作。在漫漫长夜里我们把自己的碎片用文字铺成路，砌成墙，我们用文字叙述着不尽人意的生活，叙述着我们对生活的梦想，述说着我们对经历过的生活和没有经历过的生活的幻想和幻觉。在西方“主流文化”被解释为“大众文化”。我以为中国“主流文化”应解释为“官方文化”，这和“传统文学”“官方作家”相对应的。目前中国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是属于官方的。当代中国文学，至少说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学是附属于官方的。出版社杂志社的社长副社长、主编副主编都是官方任命的，都有公务员的行政级别。从作家的组织体系上来说主流作家是一批被官方认可和官方供养的作家。也就是说只有官方供养的作家才能算作作家。这些“作家”是公务员，有行政级别还有像教授一样的职称级别。而那些不是官方认可的作家，只能算作业余作者或是自由撰稿人。八十年代初写作者没有选择“写作职业”的权利。现在可以选择了。但是只能是“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是有天壤之别的。在中国一个可以称为“作家”的人，不完全是因为你写作你就是作家，而是你的写作被官方认可，你就是作家。这种认可的具体体现是：这个作家是不是得到了主流话语的关注：如官方和准官方评论家的认可（一些拥有话语霸权的人士），是否得到官方文化部门的认可：如得奖。还有你是否得到了“专业作家”供奉。享受着各方面的优惠。那些官方的主管部门不仅把持着话语权，而且把持着组织权。用“权力”施舍“权利”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专业作家”资格是他们的恩惠。他们把这样的资格给你了，你的写作就是名正言顺的写作。你成为了“专业作家”你也就得到了写作的权利。为了得到这种“认可”，有很多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贴近”。当“写作”这个原本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被转化成一种“利益” 来施舍、来恩赐的时候，就不得不怀疑在这样的“批准”和“认可” 下的写作是什么样的写作。中国最新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先生主编。据说这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当代文学史教程）其中提到当代文学的“共名与无名”。陈思和先生认为九十代以来中国文学已经步入了“无名状态”。为了阐述这一段时期的文学的“多样化” 和“多层面”的蓬勃的发展状态，陈思和先生把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那种“无名状态”相类比。稍稍有一点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类比的。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写作是完全的自由状态下写作。写什么，怎么写，都是他们自己决定（他们不是政府供养的）。三十年代的出版社和文学刊物、报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私人经营的。出版社，书局的老板不是国家任命的。只要筹集到经费，几个作家，或是一个文学社就可以办一个刊物，一份报纸。一些刊物今天被取缔，明天又可以用另一种刊名出版。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文学青年的自发组织的文学社团，但是被作为非法指令解散。一些文学青年办的文学刊物被作为非法刊物被查禁。南京文学青年的“民间社”和“民间”杂志就这样销声匿迹的。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大学生搞的“地下文学”一批激进的血气方刚年轻的才华横溢诗人和作家油印出版自己文学刊物如《撒娇》等最终被国家安全部门取缔，那些年轻的地下文学的诗人作家或被捕拘留，或遣送劳改，这批人大部分已在国外。留在国内的的一些人境遇都很困难。今年2000年春节传出上海的自由作家王一梁被拘留劳改消息。九十年代以后几乎每过两年就有一批“乱来”的出版社被停业整顿或是被解散。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前提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无名状态”文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什么“主义”，什么“探索”，什么 “新状态”与“后现代”就像硬贴上去的标签一样。某些官方的文学刊物开了一个什么讨论会就搞出了一个什么流派来，就像厂家推出一批什么产品，也像搞一个什么运动。这样的流派，这样的写作也能贴上“无名状态”标签？我们是在“共名状态”下写作还是在“无名状态”下写作？我们的写作空间究竟有多大？每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写作的“自由作家” 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来自他们对“写作”的体会。 “自由写作”仅仅是自由作家自己对自己写作权利的认可而已，是个体写作对官方“专业作家制”的一种精神上藐视和抵制而已。不被认可的写作也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完全是作家的自我的需要。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前提下，我们不能把自由写作完全和读者相关联。 “自由作家”的头衔是沉重的。为了“写作”行为的自由，自由作家 ——非官方写作者不在乎是否被主流文学机构“供养”而选择了写作。为了争得“写作”的权利，他们不在乎是否终生流浪和漂泊，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做赌注，面对强大的官方主流文学赌一个精神上的“赢家”。在一次采访采访断裂作家的电视采访节目中，一位主流作家轻蔑地说：“现在有一些自认为是作家的人……”没有统计过现在自由撰稿人和自由作家的数字，所有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样自认为是作家的人。 1998年底南京的韩东朱文等几个年轻的自由作家以“问卷”的形式向主流文学宣告“断裂”时代的到来。有人把这个行为看作是一场 “闹剧”，有人把这个行为看作是一个商业“炒作”，有人把这个行为看作是一个挑战……暂且不去分析猜测这个行为的动机，“断裂” 这个口号本身就向中国当代文学宣告了一个事实：非官方写作的存在。尽管每一个选择自由写作者的初衷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为了争得 “写作权利”的目的是一样的。 Internet时代的到来，让自由作家跨越了“官方媒体”和“话语霸权”的垄断。网络为非官方作家和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言论发表空间。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年龄层次上来说网络作家的成分是复杂的，写作背景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自由作家自由知识分子或是网络文学作家是百分之百地满足这样的发表作品的形式的。传统的纸质传媒依然是他们寄以希望发表作品的形式，甚至他们永远的渴望、梦想的。自由发表作品：这本来就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的权利。在主流作家眼里网络只是他们“炒作”名利的工具。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原创轻易地拿到网络上去发表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么做。在他们的眼中“网络文学”只是文学青年的文学。是不三不四的自由撰稿人的文学。是垃圾文学，泡沫文学。网络文学评奖还要传统文学的作家做评委，似乎这样才有权威性。这样才是一种“认可”。主流文学的“佛光”已经普照到网络上。网络文学仍然没有摆脱主流文学的暧昧阴影。我以为这是网络文学的悲哀。但是一些成熟的自由作家是不在乎被主流文化认可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独树一帜地写作。他们的写作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他们一只脚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一只脚走在Internet虚拟的空间。他们借助Internet的翅膀，超越社会的藩篱，让被捆缚的灵感和沉重的思想飞翔。 2.我的“自由写作”背景 1989年我发表在《××》杂志第4 期上的长篇小说被中宣部禁。（这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上了黑色的排行榜。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的一些朋友也陆续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本能地想到：“这是一个把柄。我被他们抓住了，我已经遭砍伐了。我与文坛无关，文坛要与我有关了！“我至今都不明白这部描写都市底层生活，充满人性、充满对生活在困顿中人们同情心的小说为什么被禁。1990年5 月19日的《文艺报》林为进在”1989年长篇小说综述中提到了这部小说。他给这部小说一个“林为进式的评价”。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从他文章中的语气判断他是一个可纵横评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官方话语”代表。他否定了这部小说。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他怎么评价都可以。中国所有的文学批评报刊都是他们的。我写作，并不是看某些人的脸色写作。或者说我不是为了得到“职业读者”的肯定而写作。我唯一担心的是：以后的作品的出版。我不甘心自己的文字压抽屉。九十年代初除了纸质传媒再也没有别的发表途径。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一位老作家告诫我：一定要谦虚，谨慎。要不然还没有长成 “大树”就要被人砍伐掉。写作就是写作。我百思不解。谁是砍伐者？！我的写作与别人有关吗？如果说有我的写作与别人有关，那就是出版以后的读者，他们要买我的书。我这么想太天真了。这个文坛和江湖帮派拉的山头没有两样。这也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沉重积淀！你想和它无关，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它是要和你有关的。它是要来干予你，压迫你的。只有这样的干予和压迫才能体现他们“权力”的存在。这种干予和压迫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只有经历了才知道这只拿着斧头，拿着电锯的手来自“陌生的同行”。这是写作的悲哀的！我不想回忆那些已经过去的无聊的细节。我只是想说：做一个不为“主流文学”所左右、不去和“主流文学圈”套近乎的中国的自由作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之间，我以为出版社相对好一些。至少出版社带着商业运行的机制。只有商业机制才能打破“官方文学” 的垄断。也只有商业机制才能冲破“文坛权贵”的垄断。然而在1990 到1991年底所有的商业活动好像都停顿了。历史好像在向后退，迅速地后退。 1990年到1992年是一个长夜。我在暗夜里写作。记忆中的1990年的冬天和1991年的冬天特别冷。困顿和孤独像一把大钳子钳住了我。 1990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之前我在一个大中型的国营企业的教育中心当教师。1990年我在那里做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做校对工校对手表。这种每天和时间打交道的工作给我的是对时间和生命的极度的焦虑。白天我从事着文盲都可以做的简单劳动。晚上我写作。工厂在郊区。来回路上要花费2 个小时。来回都骑自行车。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坐公共汽车，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经常会遇到性饥渴的男人耍流氓。每天有11 个小时就这么浪费掉。我将在为了一口饭的简单劳动中变成麻木的软体动物，然后慢慢地死掉。夜里从恶梦中醒来，在黑暗中我下决心离开那个地方。我不能困死在那里。我的眼前盘旋着一只金色的海鸥。这是我少年时代看过的一本供内部批判用的美国畅销小说里的海鸥。那是一只标新立意的，被逐出群的水鸟。这只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希望自己像这只水鸟一样。西方的作家和“自我”打仗，和自己的心灵发动战争的时候，一个中国的作家还要抵抗“体制”压制。我用的是“抵抗”。因为我无法战胜“体制”，正如一位网友说的那样，我们除了一张身份证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只能他们和我订合同。所有的合同内容都是他们制定的。而你只能在他们制定的合同上签上认同和服从的名字。企业是他们的吗？是的。他们都是上一级的市局“组织部门”任命的。这也是官。“公有制”是什么？公有制就是少数人的权力所有制。国家所有就是当权者所有。这其中没有我的一份。也没有广大劳动者的一份。他们欺骗了我。他们欺骗了所有善良的劳动者。时过10年，事实更加有力的证明了这样的欺骗。那个工厂已经变成了废墟。在那里劳动过、创造了10倍财富，奉献了一辈子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正过着没有生活没有保障，生了病无钱医治的凄凉晚年。 “主流社会”的阴影无处不在。只要有一线天光，我就要“挣脱”，就要向这一线天光飞去。哪怕这是一线虚无飘渺的光。我感悟出一个结论：私有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在私有制的环境中，人才能获得相对公平的自由发展。今天是打工者，明天就可能成为资本家。我感到另一座权力大山压迫在我的头上。我希望做一份与文学无关的工作，这样我可以疏远那个垄断的“文坛”。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是我的幻想。没有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曾经有多次调出这个企业的机会。我的档案锁在这个企业的档案柜里。正副党委书记和正副厂长八个人中有一个不同意，我就走不了。我是奴隶。我不是什么“主人”。 “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完全是一个骗局。“公有制” 就是“权力所有制”。有权的人就可以用权力窃取财富。用权力转换财富。在企业里，人是分等级的。党委书记、厂长是官。是把头。他们凭什么拥有企业？！车间书记主任与其说是管理者，不如说也是官，小范围的统治者。然后是技术人员，统计员，然后是工人。工人的等级是按工种划分的。还有什么“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之分。 “全民编制”和“集体编制”之分。个人是无权改变自己的编制的。只有当权者才能从部门来划分，公司，厂部。科室，车间。“权力” 的阴影无处不在。职工的权利无时不在被当权者的权力强奸。我在社会的最底层。我除了无声的抵抗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权利”呼喊。因为那是不合法的。我曾听过一个女组织科长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听话就叫他们到下面去当工人！这间是中国工人的可怜地位。我曾听说，有个科室的科长是色狼，他那个科室的女职工害怕被裁到车间当工人都委身于他。这就是权力的淫威。这是一个巨大的幻灭。是对童年时被灌输的那种“美好制度”和“美好理想”的幻灭。现在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幻灭，因为我们的社会和体制本来就是这样的。在真实的世界面前，幻灭是一个“虚拟”。除了“离开”，别无选择。我终于明确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坐标位置。我注定是行走在主流社会阴影下的人。对于生存环境我已经没有希望和奢望。我只能这样比较：离开，我还可以拥有时间。我还可以是自己时间主人、自己生命的主人。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终于飘泊了！我终于飘荡了！我终于迈出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这是1990年！回想起来这是我做的最像人的一件事。我将为自己的这个行动付出“代价”。我面临着漫长的暗夜。我至今都害怕回忆这段日子。那些日子我夜里常常从恶梦里惊醒，冷汗浸湿了睡衣。十年后的今天，做自由撰稿人或许还有那么一点时尚的意味。但在10年前是铤而走险。我的笔有一大半不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可能用文字养不活自己。我在悲哀中写作。窒息压抑和焦虑像影子一样地跟随着我。我没有感觉到自由写作的愉悦。我常常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无法回答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是模糊不清的问题。为美好的希望而写作？我没有希望。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写作环境。我无法解释自己的命运。我在写作中等待。等待时光的流逝，青春流逝……失望是什么？自卑是什么？失落是什么？焦虑是什么？屈辱是什么？孤独是什么？什么是站立的人？什么是直立行走的人？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我不情愿地体验着，咀嚼着自己的生活。我想我是一个疯子，为了得到写作的权利，可以什么都不在乎。 “写作的权利” 仅仅是一个作家最低层次的需求。我不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恩赐，我不顾一切地得到了这个权利。十一年来，我的失望大于希望。除了发表出来的文字而外，我一无所有。而这些文字几乎都是经过“截肢”手术的。我天天和自己软弱的意志搏斗就像堂吉坷德和风车打仗一样。我在狭窄的通道里幻想着 “自由”这两个像飞鸟，像飞翔的翅膀，像风一样的文字。我在孤傲和卑微中挣扎。我能够放弃生活中的许多来换取自由写作的时间。但是我无法拒绝出版的诱惑。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截肢”自己的文字。1990年——1994年之间我写爱情小说。我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生路。我必须生存，我必须用文字养活自己和自己手中的笔。这一段时间政府对出版的检查和限制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在这些小说中有关政治背景的文字一律不能有。如有统统要删掉。在1990——1992年那段时间有关性爱的内容也不能有。有了也要删掉。毫不留情地删掉。被迫删改自己的文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肢解这些文字间是肢解我们看到的体会到的和正在经历的生活。我得到了“写作”的自由，但是没有得到自由的写作。过程是悲壮的，结论却是荒诞的。我的写作和这些背景本应是无关的。可我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呼吸的空气是这样的空气，我吃的食物是在这样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食物。这是可悲的。我不能够像画家凡·高一样什么都不顾，全部沉浸在自己的画中。然后发疯自杀结束生命。我是可卑的。 3.自由写作者的尴尬我厌倦我的生存的环境。我又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环境。我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我又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现状。改变是有可能的。只是要我愿意并且敢于“杀死”现有的自己，而变成另一个人。我1995 年开始写作描写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生活的长篇三部曲。构思的时候预定这部小说要写一百万字。我已经厌倦了当代题材。一百万字至少要写五年。至少在这五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我可以住在这三部小说里。我只有把自己掩埋远离眼前生活虚拟生活的稿字里，才能排解焦虑。 1991——1992年，我除了写作还在一个私营企业打工。我亲眼看到九十年代初私营企业的艰难。私营企业也同样面临着生存问题。要生存就必须“共享”，就必须向权力屈膝，必须用钱去买权。那个年轻的血气方刚私营老板说：“只要能搞到钱，做狗钻洞都行，只要能把生意做大，喊他爹喊他妈都可以，跪下来磕头也行……今天人下人，搞到钱就是人上人……”不“钻空子”是不可能发财的。在那里我们除了做生意还研究国家各种条例法规。想着怎么钻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因为有很多项目是不容许私人经营的。凡是发大财赚大钱的背地里无一不和权力联手。 “自由作家”所受的限制和活动的范围和这些私营企业主是不一样的。私营经济只能在“主导经济”的垄断下生存、发展。十年前国家只容许“私营经济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的一个补充。虽然有很多的项目不允许他们经营。但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协会，如个体工商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家协会。自由作家和自由撰稿人在”主流文化“的大环境边缘生存。自由作家没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那样的合法地位。我参加过作协主办的会议，在职业一栏只能填”自由撰稿人“。我在所有杂志报刊上的自我介绍，只要填上”自由作家“几个字就会被划去。如果你愿意写”主旋律文学“”五个一工程“文学，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所谓的”签约作家“就显得很酸。1996年我和某市文联签过一次约，一年赞助3000元，一个月250 元。约等于签约了一个空名。那年出版的小说上印了”××市签约作家“的名分。毕竟人家出了3000 元。出钱的部门还不满意。因为书的内容不是”主旋律“，不能参加” 五个一“工程的评奖。想想也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给我的那么一点点钱也就只够一顿午餐。第二年又要签约。这次他们搞”选题“签约。拿了一个主旋律的题材来要我写，还说，我们有钱。谢了。我对这样的文字不感兴趣。无功不受禄。靠“主旋律” “五个一”赚名赚钱的大有人在。要说所有的自由撰稿人和自由作家都是在是在“主流社会”的阴影下和社会边沿行走，那是不准确的。只要你贴近“阳光”阳光就会照耀着你。如果“只要能搞到钱，管他妈的写什么！”只要你笔头的“功夫”能过得去，你可以写“主旋律”，也可以去为某一个“成功人士”“明星大腕”“海外富商”去代笔。靠写作买房子，买汽车的也是有的。不能说这不是写作。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傀儡附庸式的“写作”。曾有写作的朋友对我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我不需要这样的体验。这也是一种死亡。是比肉体的死亡更迅速的死亡。这些人是形式上的自由作家，某种意义上，他们比一些主流作家更猥琐，比一些主流作家对官方更有依赖性。 “我们有钱，你为我们写。”我以为这是“自由写作”最诱惑，刺激的话语。这样的话语就和“你跟我睡觉，我给你钱”一样带有居高临下的侮辱性质。同样，我也厌倦所谓“纯文学”写作。我以为在当前生存环境中“纯文学”写作就是一种“性无能”写作。是一种 “意淫”式的写作。纯粹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生存环境无不带有政治和权力的阴影。我为生存而写作。我的生命需要写作。我的生活也需要写作，被扭曲的人性需要在这些文字里得到关照。我的愤懑和焦虑需要在字里行间得到宣泄。我孤独，我在这些文字里才找到暂时的依托。写作的时候的我比不写作时候的我快乐。我希望有很多读者，我希望文字可以换到钱。当我把这样的希望写在一篇随笔里发表在报纸上的时候，无论为主旋律而写作的作家，还是“纯文学”作家，还是那些那些“职业读者”全都认为我是“商业写作”。我是商业写作？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出版商业化前提下的写作。我希望中国的出版能够商业化。只有出版真正商业化了，才会有相对宽泛的写作自由。出版商会把读者需要的一切读物推荐给读者。他们不会放弃时尚，也不会放弃思想文化的精品。欧美，日本经典文学作品都是出版商推荐给读者的。中国的作家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和商业相关的写作。我在等待。现在我只能这样：如果一部作品暂时不能出版，我就把它贴到互联网上。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完整地出版，我就把“完整”的贴到互联网上。我是自由作家。我还是一个网络作家。相关链接：作文素材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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