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中国文化建设风景及启示 文化的“三圈层”与其建设的“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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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 

    文化建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适应时代的更新与再造,在此基

础上建立中国新民族文化精神。1840年鸦片后西势东来,中国由此被

逼上现代化轨道。“文化”现代化也提上议事日程。

    “文化”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其实,对“文化”宜作纵与横

两方面分析。“纵”的方面看,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文化),经过

从“自然文化”、“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进步的过程。

    “横”的方面说,每一时代文化又可对其做“圈层性”剖析:其

外层是“器物文化”,其中层是“制度文化”,其核心内层是“精神

心灵文化”(哲学宗教等)。每一新时代到来,人们都须对文化的三

“圈层”作更新与改造。

    文化三“圈层”改造有其先后次序。首先改造的是器物文化,其

后发生的是制度文化变革,再后是精神心灵文化的再制。“三圈层”

文化改造的难易程度不同,每向里面一层,改造的难度即增加一层。

1840年至19世纪末,中国已开始器物文化的变革,此乃由洋务运动担

任。戊戌变法,则是中国制度文化改造的初步,结果失败了。

    及至上世纪初(主要说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

主要力量投入于制度文化与精神心灵文化的改造工程:将农业型、土

地型的封建旧制度,改造成适应现代需要的共和民主制,将封建文化

改造成新型现代文化,一如西方的新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项文化工

程并举,成为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学界的特有“风景”。

    就制度文化改造而言,清政府的宪政改革为其一例。然而,旧皇

朝气数已绝,无力承当如此艰巨的工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起了积

极的牵头作用,但他对旧文化眷恋太深,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国民思

想中渐次淡化。  惟有孙中山、章太炎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是上世

纪初中国制度文化变革的主流。 

    就心灵文化改造而言,20世纪初活跃的国粹派、《新世纪》学派

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旨在创造适应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他们开始对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非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前者倡导“文化

复古”,揭起中国“文艺复兴”的旗帜,推重诸子,淡化孔子,对中

国旧有的精神文化的变革改造作有益尝试,那么《新世纪》学派更使

孔学批判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其反孔精神之高扬不亚于后起的五四。

    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反孔思潮即为五四批判精神的世纪之

源。“建设”必先“破坏”。此刻中国的旧文化“破坏”派已经登场,

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革命作了理论与实战的准备。与国粹派、无政府

主义派对孔学的观点相左,辜鸿铭是新世纪的尊孔派,他的建立孔教

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想法如出一辙,为这一时期的尊孔读经浪潮,起了

舆论推动作用。

    然而,旧孔还是如此的保守,未经批判精神的洗礼;还是如此的

陈腐,而与工业时代民主科学精神相违,设立孔教的思想被历史否定

乃是意料中的事。

    不可忽视,西学思想传播中国的势头也在加强,传入中国的既有

无政府主义,也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甚而马克思主义也获致初步地

播入,不过传播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等。辛亥

前后,西学传播的主要担当者是日本留学生与华人知识群。这个时期

中国人主要通过日本学习西学。

    文化具有民族与国家的聚合作用,凡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概

有一个为民族与国民共同体认的文化存在,当一种文化处于衰落,民

族聚合将可能解散,民族气运将可能衰竭。

    凡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接之际,一民族的文化往往出现一时空白,

民族的聚合与继续进步也在这时受到来自精神面的最大考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民族精神几近真空的状态。章太炎、刘师

培等正是注意到这样的问题,才设想发起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他

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在中国设立宗教,或主张以佛教为中国宗教,

或建议恢复儒教,或要求引进西学入主中国。然而,各家各派各执一

词,中国思想界依然在混沌中,中国的学人依然在迷茫中,中国文化

的趋向依然万端头绪。

    然而,我们依然将这个时期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重要时

期。

    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工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辛亥”前十年,众说纷纭,诸子并起,提出种种

改制中国文化的建议,这样的时期是文化建设的“建议时期”;其后

各种文化建议展开论战,西学派跃为论坛“斑竹”,对腐朽旧传统尽

力摧折,可将此时视为传统“解体时期”,具体以五四时期为典型。

    第二阶段。20至30年代以后,进入“重构时期”。“全盘西化”

理论,逐渐退潮,代之以文化“本位”的倡言  ,学界有意对传统文

化做新一轮的淘洗与提炼,以求在“文化复兴”的实践中走中华复兴

的新路。 

    最后迎来文化建设的第三阶段,即“融构”期(1949年以后)。

直至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世界以“主干多元”为特点的文化融构

再造的工作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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