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有关资料(人教版高一必修备课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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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有关资料 一、题解 什么是文化?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看法:“广义而言,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 本文作者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读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 这篇文章,是作者给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对在现代文明进步的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没落,充满复杂难言的感情。摄影艺术集一书名是《胡同之没》,序言自然围绕“没”字下功夫。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闲散漫,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二、有关资料 1、自报家门(汪曾祺)——祖籍江苏高邮 我是1920年生的。3月5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治眼疾的眼科医生。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他让我闻他的鼻烟。他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说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那年我才13岁)。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3岁时,她就故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和家人隔离了。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我只能从她的遗像(据说画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写的大楷,字写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她嫁给我父亲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可见她还过着一种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来不常作画,以“懒”出名。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细。他会糊风筝。我父亲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佛像塑得很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了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我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A)。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我读的高中是江苏省江阴的南菁(jīng)中学。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常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之。 1939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指书)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多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我成不了语言文字学家。我对古文字有兴趣的只是它的美术价值──字形。我一直没有学会国际音标。我不会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或文学理论专家,我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我只能从兴趣出发,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地看一些书,白天在茶馆里,夜晚在系图书馆。于是,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了。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安德烈·保尔·吉约姆·纪德(1867-195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活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性恋癖,与表姐结婚,却不幸福。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纪德爱玩人生这副牌,根本不按即定的规则。他说:“我决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这是他的人生宣言,他向家庭和整个社会宣布,他的人生准则,就是拒绝任何准则。只因人人都遵循的规则,在他看来就是生活在虚假之中。 萨特在《纪德活着》的悼念文章中写道:“纪德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场认真从事的试验…… 他亲身经历了他的种种想法……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 堪称法国现代文学丰碑的最重要作品:《人间粮食》(1897)、《背德者》、《伪币制造者》、《如果种子不死》,以及游记和日记);后来是萨特(让一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提倡文学作品要如实地、赤裸裸地,一览无余地把世界和人类表现出来。存在主义的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萨特有句名言:“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萨特的著作除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恶心》<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以外,著名的还有短篇小说集《墙》长篇巨著《自由之路》三部曲:《懂事的年龄》《弥留期》和《心灵之死》等。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但萨特没有接受这一奖金,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欧·亨利齐名。小说有《万卡》、《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西班牙随笔体小说家、散文家。被很多有名的中国作家推崇为当时世界上散文作者中“几乎是最好的一个”“文笔清新,疏淡中略带忧郁,如云林山水””,“词少意多,文短情长,淡得出奇,又有余味”。汪曾祺对阿索林“终生膜拜”,特别推许其《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我很喜欢阿左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沃尔芙(1882-1941英国20世纪初著名的意识流女作家,生活对她是艰辛充满崎岖的,她只能通过写作得到灵魂的解脱。沃尔芙一辈子都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一句让她振作的话:对每个人来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沃尔芙太太发现每次只活一天并不困难。她学会了忘掉过去,也不会想将来。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上都卓有建树,一生创造作颇丰,重要的长篇小说有《远航》《夜与日》、《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岁月》、《幕间》等)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法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意识流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已。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1958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4年。 这4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1962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 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75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过了60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两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座下人渐多”,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我算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50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得严重了一点。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写得实在非常的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我很喜欢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说得更实在的是:“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许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2、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 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chē)螯、螺蛳、蚬(xiǎn)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xiàn)”,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xiàn)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的再现。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个现世品格就是对生老病死的通脱旷达态度。在儒家先哲看来,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觉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绝讨论怪力乱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讲的即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的可以无所为甚至不屑一顾。汪曾祺写的《对口》《疟疾》《牙疼》等“旧病杂忆”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对待疾病的通脱态度。他在小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有“莲子盅”大,医生施行手术,他父亲给他嘴里“衔”一颗蜜枣,惹得医生对他父亲直夸:“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这种病甚为厉害,但汪曾祺却引杜牧诗云:“忍过事则喜”,倡导对疟疾只有忍之一法。对患牙病,他也是抱着这样通脱的态度。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医,恰巧不在,乐得“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牛肉馆,美美吃它一顿,从他描述这些对待疾病的经验看,他的确是一个苦乐随缘、安时处顺的人。他说:“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牙疼》)真是个没治的乐天派。 《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这些文章都流露着汪曾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晚境心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脱的。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人之所以能够知得“天命”,乃是对世间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对于人生能看得通脱和深入,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于中正和平使然矣。 三、北京的坊巷胡同 北京建城的历史虽然可以远溯到3000余年前的周初蓟城,但今北京城的基址却始于720年前兴建的元大都新城。元初奠定的坊巷胡同制度。 北京街巷中,称胡同者居多数,称街者次之。俗称北京“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赛牛毛”,此并非夸张,而是基于事实的概括。截至1949年末,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为3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路37条。之所以呈此数量,是因为有大批街巷直接以标志物或依据物为名,如称“院”者有115条,称“庙”者为68条,称“园”者为57条,称“营”者为55条,称“门”者为55条,称“厂”者为54条,称“寺”者为53条,其他称“井”“桥”“湾”“沿”“坑”者也都各在30条以上。由于胡同是北京街巷的主体,因而习惯把“街”“巷”之类归于胡同,既简化,又符合北京特色。就笼统而称胡同言,说“有名胡同三千六”,应属接近事实。至于“无名胡同赛牛毛”,亦非虚语。 除数量众多外,北京街巷胡同的另一特色是历史悠久。二三百年者并不稀奇,三五百年者所在多有,六七百年者亦非罕见。个别如今宣武区之南线阁、北线阁街,可溯源至已有千年的辽南京燕角楼,法源寺街更可溯源至1300余年前的唐贞观间所建愍忠寺。还直接或间接地使用着,仍有生命力,这在世界范围内均属奇迹。 惟其群体庞大,历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胡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想要了解北京,无妨自北京的坊巷胡同始。 若综合北京街巷胡同之历史变迁,仅其前后名称,即可列举七八千个。本卷旨在对北京街巷胡同的文化表现作概括介绍,既非名录,也非大全,只能择要略述以勾画轮廓,难作详叙。因以原城垣内为范围,城门外者不计。北京街巷胡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大举更改,因本书重点在介绍传统文化,故对此期间的更名,多从略。 四、作者的感情 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可以从作者许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没落,作者的感情态度—— 首先是豁达,不保守、不顽固,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当留恋的,对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许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并融合其中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胡同文化日趋没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时世交替。 其次,作者对胡同的没落,是深怀叹惋之情的,毕竟对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过胡同文化许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许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经过那么多政治风波和人生挫折,还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 其三,作者对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扩大,人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封闭”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动落后。而“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四、语言特点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 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这样的语言特点在本文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举。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苏高邮,但久居北京,也算是个老北京了。这篇序文便显示出地道的京味儿。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条斯理,不火不愠的劲头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则俗白相间,韵味十足。如“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一句,情感内涵之丰富,表情达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五、解题指导 一、这道题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课文,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方方正正的,居住在胡同、四合院中的北京人,表现出一种封闭性的胡同文化,“易于满足”“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对北京人心态的看法”一问,要让学生各抒己见。 二、这道题主要是让学生对本文的语言特点有所了解,培养他们的语感。 1.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所以有虾米皮熬白菜,他们已经很满足了,感叹词“嘿!”表现了他们心满意足的良好感觉。 2.北京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就是对他们这样能“忍”的文化根性的最好注解。“北京人,真有你的!”表现了作者对北京人这样的个性的调侃,既有佩服也有嘲讽的意味。 3.化古人意境,描写胡同衰败颓唐的景象,满怀怀旧、感伤、无可奈何之情。 三、这道题主要是引导学生扩展视野,了解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和问题。教师要积极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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