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王熙凤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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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对此，文学界、老百姓早有定论，作者也在书中的第五回写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确，王熙凤是一个十分狠毒，九分才能，八分狡猾，七分阴险，六分无耻，五分贪财，四分好胜，三分吃醋，二分自大，一份薄命，全无良心的人。她死得悲惨，完全是咎由自取。她吃的是自己过于算计别人，心术不正的亏。我们做人不能象她那样，把有些东西做过了头。 然而，王熙凤并非一无是处，她是一个能人。她有才干，会办事，会笼络人，会巴结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理家人才。宁府的秦可卿去世时，王熙凤主持丧事，内内外外，一切治理井井有条，充分地显示了她的才能。对此，毛泽东也有过评论。他很欣赏王熙凤的才能，说可以给她一个财政部长干干。如此，世上若真有王熙凤一人，九泉之下，她在悲叹自己命苦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丝的欣慰？ 我们可能都不会欣赏王熙凤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基准，但一定会有人欣赏她的机灵，还有她的实干作风。在这里不是想为她翻案，而是觉得她确有可取之处。 如果抛弃政治、感情、利益等因素，去评价一个人行事、处世时所用的方法、谋略或者说手段，就会发现它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使用它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高尚与否决定手段性质的卑劣，决定人们描述它时使用的词语的褒与贬。通常，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正统的道德规范时，可以说它是大智大勇，机智果敢，英勇顽强，坚持立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大家的道德标准时，它又被描绘成丧心病狂，阴险狡猾，负隅抵抗，顽固不化，卑鄙无耻，死心塌地，不可救药……，如此等等之人。这些泾渭分明之词都是从不同的立场、角度看问题的结果。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它们指的都是同一种行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王熙凤评价，由于受到她卑劣人品的影响，不会多好，但是她的出色才能是不容抹杀的。 其实，与王熙凤相似的人物，《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薛宝钗。她也是一个心计十分足之人，从技术观点来看，她和王熙凤没有两样。但她没有做得王熙凤那样过份，用心也没有那么险恶。因此许多人都忽视了她虚伪、自私的一面，她在读者心中的形象也就不那么坏。 甚至，在当代大学生中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许多人愿挑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为自己将来配偶的标准。很多人认为，尽管这两个人都不太完美，但相比之下，薛宝钗还是较好的选择。大家都喜欢林黛玉那样的才情、清纯、无欺，但她不太懂世务，完全生活在情感的世界中。见花落要哭，受一点委屈也哭，动不动就哭，感情过于薄弱。有鉴于此，只可将她视为任性的小妹妹，最好不要娶她做妻子。天长日久，谁都受不了。薛宝钗的确温柔贤惠、通情达理、聪明能干、也有才情。但她行事又有一点虚伪，让人略微有一些不安全感。可以把她当朋友，或许可以娶她。 这说明很大一部分人的内心还是喜欢比较会处事、实际的人，而不太喜欢感情用事，生活在半空中的，离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人。 活在世上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完全活在情感世界中的人，这种人中有好些是我们只能仰望的高人逸士，墨客文人。例如魏晋名士嵇康、阮籍，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行事的，蔑视权贵，歌颂自由。然而这些人一般是不得势的，活得也不长。因为他们超前于现实世界，所以不容于当权阶级，于是他们身体上受到的压迫，以及内心的苦楚，使他们一生身心痛苦。他们留下了几声高耸入云的清啸，如今已成遥远的绝响。这种人我们只能景慕，但学不来，没有那种才气和勇气。还有一种人是极端现实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极端俗气之人。这种人中有不少或是王公，或是将相，或是大盗……，（王熙凤也在此列），总之他们好象都活的都不错。他们都很现实，不逃避现实，他们多以心狠手辣见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毫不顾忌什么道德、正义、廉耻，他们懂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就象勾践可以在胜利后毫不留情地杀掉对手夫差、功臣文种；刘邦可以当面签和约，过后马上出兵攻击项羽；刘备可以一哭二拜三下跪，只为得到天下；唐太宗可以为取得皇位，“喀嚓”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掉；宋太祖可以设酒席，通过“咣当”的碰杯，释掉石崇的兵权，这算是文雅点的；如此等等，太多太多。还有第三种人是夹在上述两种人中间的。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不逃避现实，又放不下心中的梦想。起初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想改变世界，但后来发现自己缺少能力和勇气，或环境不允许，于是放弃了。他们往往发发牢骚，偶尔喝上几杯酒说几句过头话，但骂完后还得干活去，这种人最多见。 “适者生存”，这是一条真理。人活在世上，就要现实点。不管你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通过“庸俗”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曲线救国”如果能把握好的话，也是可以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说来世上庸俗与高尚是不可能分开的，那么，如何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行为的正义与邪恶？这其中还有没有判断的标准？ 的确，要找到一个众人都认可，古今之人都认可的标准是很难。由于人们的阶级不同，所处的环境、时代不同，再加上任何事物都存在辨证的两个方面。所以，评价的标准出入是非常之大的，很难统一。如果抛弃政治的、阶级的因素，金庸先生的话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为国为民”，这或许可作为我们行为的最高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拿王熙凤的方法谋略来处事。只要保证“为国为民”这个基本方向，干什么都可以，不必顾忌太多。也许王熙凤式的精明能干，可以促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精明有什么不好？历史上许多忠臣良相也是十分精明的，否则他们怎么斗得过奸臣。今天搞市场经济，你不精明，怎么斗得过奸商。 对于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只要能为国家做贡献，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赚钱，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是拜金主义。 李嘉诚，霍英东，曾宪梓，邵逸夫一辈子都在琢磨着挣钱，有人说他们是财迷吗？没有。因为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同样，会有人说那些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农民品德高尚吗？没有。因为他们没做出什么贡献。 世上原本没有什么绝对、永恒的是非，曲直，高低，贵贱，好坏，只是把它们放到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们之间才有区别。精明不是错，谋略手段也没有错，这要看你在那里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仅此而已。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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