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文明史，还是文字狱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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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 中国一部“文明史”，就是因文触祸的文字狱史！几千年封建专制，密布之文网，无端之文祸，不知让多少知识分子成了刀下鬼！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却不知道反省制度，去寻求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自身的保护，而是仍然心悦诚服地恭颂起“太平盛世”来。 为了加强皇权专制，中国的统治者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极其残忍；从魏晋到明清，文字狱从诛一人逐渐发展为瓜蔓抄式的株连，动辄诛族、凌迟、分尸。而且，嗜血成性的皇帝们，像朱元璋，像雍正，像乾隆，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就可以杀人，这样，他们把个中国搞得万马齐喑、满是奴才。 我相信，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个野蛮的国家。从对待言论、文化、读书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品性。 现在我们才明白，所谓的“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帮臣子们不愿作野蛮的满洲贵族的奴隶，而甘愿作残暴的朱家的奴隶罢了； 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是屠刀横在知识分子的脖子上的“盛世”； 所谓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古代知识分子们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在很大程度上为的只是一家之邦、一姓之国，而历史（汗青）也不过是专制者的工具罢了，并无多少真实可言。 雍正、乾隆确实不愧为名君。他们有多项“发明”。雍正不仅发明了密折奏事制度，还开启了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先河。 儒生钱名世赠诗年羹尧“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年羹尧出事后，雍正命钱名世在家中悬挂“名教罪人”匾额，并让数百举人、进士撰写诗文，对他加以批判；诗文结集为《御制钱名世》，发给各学校以作警戒。 还有，为治查嗣庭的罪，雍正命人从查氏日记中寻找罪证，从而挖罪证挖到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以加强思想统治。 乾隆则独创了查办销毁禁书的全国性运动，并且将文字狱与禁书结合，兴起许多文祸，历时二十余年。 如今，有关雍正、乾隆的电视剧几乎令万人空巷，一些中国人发现了新的伟大导师。 旧中国是文祸之国。文祸就是因思想、作品犯罪。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思想、文化被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节精神荡然无存，软骨病在中国人中蔓延开来。由此，社会形成了汰优择劣的机制，精英被杀，小人得志。读书人要么曲学阿世，要么钻到故纸堆里去。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文字狱绝非皇权时代所独有，它是人治社会共有的产物。当代的“反右”、“文革”就将中华几千年的文字狱“灿烂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几百上千万人罹难其中。 可是，谁见过一部痛彻反省的巨著问世？我们的国民得了健忘症！知识分子得了“不堪回首”症！ 最早的文字狱始于春秋时齐国之“崔杼杀太史”。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 中国号称具有独一无二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原来大多是御用工具，是歪曲的历史。 汉朝时杨恽被朝廷免职后，作书：“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也，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宣帝极度厌恶，罗织罪名，说他杨恽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诛之。 明朝时御用文人陶凯，做过礼部尚书，只因用“耐久道人”之别号，朱元璋谓其“自贱”，杀之。 王子之师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式教写字，朱氏知道后称“堂堂天朝，何讥诮若此！”遂斩之。 因厌生杀，奴才之命不如狗！ 唐时武则天假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之手实行恐怖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引起民怨，这时女皇施于反手，让酷吏们做了替罪羊。 斯大林以“肃反”的名义杀了无数的同胞，然后他指责副手叶若夫“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于是让叶若夫当了替罪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一代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讥讽新党，差点丢脑袋，幸亏王安石等上疏“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加上苏子自己也逐一检讨所写诗句，深刻认罪：“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是与轼不同，以此撰作文字讥讽”，才被从宽放过，贬到黄州；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人亦受株连。 从此，文字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党派之争、个人之争的工具，检讨、反省成为统治者驯服知识分子的手段。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犯有“原罪”的，无法还清白之灵魂。 秦桧不愧为大“政治家”，他所制造的李光《小史》案等，深文周纳，不择手段，以瓜蔓株连的方式排斥打击异己，文祸与禁书并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苛密程度。康乾恐怕也是拜了秦桧为师的。 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苦大仇深的人一旦得势，其祸害可能无可胜言。 贫民无赖出身的刘邦成为高祖后便削平诸王；要饭的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摇身一变成了朱皇帝后便大杀功臣，除了早年解甲归田、奉还赐物的小老乡汤和得以善终之外，余者几乎全部丧命。 朱元璋还遍撒文网，把读书人一网打尽…… 因表笺中“则”与“贼”似、“生”与“僧”近、“道”嫌于“盗”等，被猜忌成性的朱元璋诛杀的有：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常州府学训导蒋镇、陈州府学训导周冕、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亳州府学训导林云……。 因诗被诛杀的有： 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殊”为“歹朱”，杀之； 一个叫一初的和尚写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一个叫止庵的和尚写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杀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都被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法网太密而丧生。 一日，朱元璋见寺院墙壁上有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朱氏恼怒，“尽诛寺僧”。 诗人高启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自己，借故把他杀了。 张尚礼写诗“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被“下蚕室死”。 陈养浩有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被“投之于水”。 中国不愧为诗国。多少士大夫因诗丧命，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写。他们的才智不是用在制度建设上，而是用诗来回避或隐喻现实，表现自己的雕虫小技式的创造性。可惜，诗人再聪明，也躲不过蛮横无理的屠刀。 孙贲为凉国公蓝玉的藏画题过诗，于是被斥为蓝党处斩，临刑前他咏前人诗“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朱元璋得知后，指责监斩使：他写有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报告，却把他杀了？于是，朱氏下令杀了监斩使。 朱元璋还得摆出爱诗爱才的样子。 随着“文明”的进化，清朝的文字狱又达到新的高峰。顺治时，发生了释函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庄廷龙案等，其中数庄案最为凶残。 庄氏因编《明史辑略》而发案，七十余人被杀，其中戮尸二人，凌迟十八人。 康熙时，发生了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特别是朱案中，方旦抨击理学之精理不精数、老庄言道不言动、思维在心不在脑等，被时下推为“圣人”。可惜，所谓的“明君”康熙却指责他悖逆圣道，加以处决。 雍正时，发生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案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徐骏等被处决或戮尸。 徐骏是因将陛下误写为“狴下”，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而遭此厄运的。 到“圣主”、“十全老人”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这就是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 古代中国的太平盛世是以杀戮为基础、以奴役为代价的。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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