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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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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索尔仁尼琴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 “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李国海译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 集，张晓辉据The Democracy Reader一书英译文校补）特蕾莎嬷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讲发言内容：　　感谢上帝给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机会，为我们带来诺贝尔和平奖，我想我们在这里共同用圣芳济一章祷文来祈祷一定是非常适宜的。我们每天接受圣餐后，都要用这段祷文来祈祷，因为它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我总想弄明白的是，四、五百年以前当圣芳济撰写这段祷文时，当时的人们一定遇到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困难，我们将这段祷文修改得更加适合今天的状况。我想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这份祷文，让我们共同来祈祷：　　感谢上帝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大家今天聚在一起，和平奖的获得告诉我们，我们生来就是要为和平而生存，它也告诉我们，基督除了没有原罪外，他和我们简直没有两样，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他给众人带来了一个喜讯。　　这个喜讯就是所有善良的人所期盼的和平的愿望，也是我们都欲得到的——一颗维护和平的心。上帝是如此热爱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惜将自己的儿子都贡献出来，当然，这对他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上帝是忍受何等的痛苦，才将自己的儿子贡献给我们这个世界啊。然而，当他将自己的独生子送给少女玛利亚时，她又是如何对待基督呢？　　当他闯入她的生活中时，她厌恶将这个喜讯传播给世人。当她走进她的表兄家时，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已经在她的腹中欢跃。这个孩子便是第一个为我们带来和平讯息的使者。他，这个名叫基督的人认识和平王子，他把和平带给你，带给我。但是作为男子汉的他仍嫌做的不够，他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悲壮行动，来向我们表示他对我们伟大的爱，他是为你，为我，为那些身患麻风病，为那些因饥饿而将死的人，为那些赤裸着身体横卧在加尔各答和其他城市的大街上的穷人，为在非洲、纽约、伦敦和奥斯陆的穷人而献身。他用他的死来劝告我们相互同情、互相爱戴。福音书中讲的非常清楚：“像我爱你们一样去爱；像我的父亲爱我一样去爱。我爱你们。”他的父亲正是因为深深地爱着他，才把他贡献出来。我们彼此间也应该互相爱戴，应该像上帝对待他儿子那样，彼此将爱心贡献出来。　　如果我们说“我爱上帝，但是我不爱我的邻居”，这是远远不够的。圣约翰说“如果你说只爱上帝，不爱邻居，那么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如果连每日相见，彼此接触，和你住在一起的邻居都不爱的话，那你怎么能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去认识爱的含义。爱是实实在在的，是痛苦的。　　基督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来爱我们，爱使他受难。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他的爱。他将自己变成面包来让我们充饥，就是让我们满足对上帝的饥渴，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要体验这种爱，我们生来就是要爱别人，被别人爱。基督之所以变成一个男子汉来爱我们，就是要我们尽可能地像他爱我们那样去爱别人。他故意把自己扮成一个饥饿的人、一个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一个病人或者一个犯人，或者一个孤独的人、被遗弃的人。他对我们说：“是你们拯救了我。”他渴求我们对他的爱，就如同穷人们渴求我们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了解这种饥渴，也许这样的饥渴恰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访问过的一家养老院。这家养老院里的老人都是儿女将他们送来的。尽管这里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甚至还有点奢华，但是这些老年人却都坐在院子里，眼睛盯着大门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转向一位老姐姐，问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衣食不愁的人总是望着大门？为什么他们脸上没有笑容？” 　　我已经太习惯看到人们脸上的笑容，甚至那些挂在垂死的人脸上的笑容。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种对爱心的乞盼。那位老姐姐对我说：“这里几乎天天都是如此，他们每天都在乞盼着，盼望他们的儿女来看望他们。他们的心受到了极大的刺伤，因为他们是被遗忘的人。”瞧，这就是世上存在的另一个种贫乏，被爱心遗忘的贫乏。也许这样的贫乏已经悄悄来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的家庭中。也许就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已经有成员感到孤独。也许他们的心已经受到伤害，或许他们处于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我们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烦恼。类似的事情是否已经存在我们的家庭呢？如果是，我们又如何来包容那些心里感到孤独的家庭成员呢？假如你是母亲的话，你是否能宽容自己的孩子呢？　　西方国家最令我吃惊的，是许多男孩、女孩的吸毒的现象。我总想搞明白这个问题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因为他们家庭中没有人宽容、善待他们。他们的父母也许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可能一些年轻的父母过分忙于事务，致使孩子在街头游荡，甚至染上了恶习。我们今天在谈论和平，而这些事情恰恰都会破坏和平。　　我们读圣经时，会读到上帝说过的一句话：“即便是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孩子，我也不能遗弃你们。我要将你们握在掌心里保护你们。”我们被上帝保护在他的掌心中，我们是如此地贴近他，就像是未出生的孩子蜷卧在他的掌心里。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句话，前面的部分谈到“即便是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孩子……”按照常理说，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他在后面又说：“即便……，我也不能遗弃你们。”这后一句尤其使我感动。这是一句深深地撼动我心灵的至理名言。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聚在这个地方，全是靠了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如果他们不想要我们的话，我们绝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我们需要自己的孩子，我们爱自己的孩子。然而还有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今天的印度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关怀着孩子们的成长，而在非洲却有许多孩子正在死于营养不良或饥饿…… 　　我在此向人们呼吁，向全世界人们呼吁——“让我们夺回孩子的生命”，因为这个时代是孩子们的时代。今年是保护儿童年。今年年初，我曾经讲过，我们都为孩子们做了些什么呢？我逢人便讲： “让我们在这一年里保证每一个孩子的顺利出生。我们需要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令人震憾的事。我们用领养的方式开展了向堕胎的斗争。我们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小生命。我们靠医疗站、医院和警察局来向人们发出通告：“请不要虐杀孩子，我们收养这些孩子。” 于是，一天中的每一小时都会有人给那些未婚先孕的妇女打电话，通知她们“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照顾你，我们将收养你的孩子，给孩子找一个良好的家庭。”上帝保佑，我们找到了许多需要领养孩子的家庭。此外，我们还做了一件漂亮事。我们将许多街头流浪的人、乞丐召集起来，给他们上课，组织他们按照我们的计划组成自然家庭，并收养被遗弃的小孩。　　在加尔各答仅仅6 年的时间里，这样的自然家庭就收留了61273 个弃婴。鉴于自然家庭往往以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方式存在，它有其独特的好处。我们对自然家庭的成员开展了“升温爱心法”的培训。这种方法即简单又易行。那些穷人通过培训，很快就知道如何去做。你想知道这些人后来怎样对我说吗？这些街头流浪的乞丐们明确地告诉我：“我们的家庭是健康、团结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随时收留被遗弃的婴儿。”我以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都明白用什么方法去救助弃婴的话，上帝为我们创造的生活就不会遭到破坏。　　穷人们是伟大的。他们能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习惯。有一天，一些穷人找到我们，向我们表示感谢。他们说：“你们搞慈善的人是最好的人。你们帮我们制定家庭计划，教我们开展计划，因为再没有比自我约束、互相友爱更重要的事了。”他们淳朴的话是最美丽、最生动的语言。也许这些缺吃少穿，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但是他们都是伟大的人。　　穷人是非常可爱的人。有一天，我们从街上收容了四个无家可归的人，其中一个人看起来情况非常糟糕。我对修女们说：“你们去照顾那三个人，我来看护这个病人。”我用全部爱心和所能做到的一切去抚慰这个可怜的人。我扶着她躺在床上。她的脸上露出了美丽的笑容。她紧紧拉着我的手，感激地说了一句话：“谢谢你。”然后闭上眼睛死去了。　　我在她面前禁不住对自己反思。我问自己：“如果把我换成她，我会说什么呢？”我可能会说：“我很饿，我快要死了。我很冷，我浑身都在疼。”或者其他什么话。然而她的话却教给了我很多很多，她给了我崇高的爱。她带着安祥的微笑死去了。再举一个例子：一天，我们从阴沟里救起一个人。当时他的半个身体都被蛆虫吃掉了。我们把他带到救济所，他说：“我在街上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是我将像一个天使一样死去，去接受上帝的爱和呵护。”一个穷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足以看到他内心的伟大，他的品德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他临死前并没有诅咒任何人，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也没有去和其他任何人攀比，他就像一个纯洁的天使。这就是我们人民的伟大之所在。这也是基督为什么说：“我曾经赤身裸体、无家可归、没有食物；我被人遗弃、遭人唾骂、受人冷落，是你们帮助了我。” 　　我认为，我们不是真正的社会工作者，也许我们只是做着一些社会工作。但我们却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具有深刻思想的人，因为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和基督在一起，和他交流。你和我，我们大家都要将基督带到自己的家中，因为我们和家人一同生活，也应该共同祈祷。我认为，在我们的家庭中不需要用暴力换取和平，我们所要做的，相聚在一起、相互爱戴，用爱心为我们带来和平，带来欢乐，带来相互鼓舞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世上的邪恶。我们要用祈祷、用我们真诚的奉献，从家庭开始，消除那些痛苦、怨恨和悲哀。我们提倡的“爱从家庭开始”并不是要看我们做了多少事情，而是要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多少爱，看我们为基督做出了多少贡献。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加尔各答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买不到白糖。我不知道这事怎样传到孩子们的耳朵里。一个四岁的印度男孩回家后对他的父母说：“从今天开始，我三天不吃糖。我要把我的那份糖给特蕾莎嬷嬷的孩子们。”三天以后，孩子的爸爸妈妈陪着孩子来到我们这里。我从前从未见过他们。那个小男孩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准，但是他非常明白是来做什么的。他知道他想要别人分享他的爱心。　　这些事就是使我得到爱心的感受和体会。自从我来到这里后，就一直被爱的气氛包围着，我一直沐浴在真诚理解的爱心中。在这里，无论是来自非洲的人，还是来自印度的人，都有一种融入特殊氛围的感觉，是回到自己家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加尔各答，和修女们在一起，我们是在一个真正的大家庭里。　　我在这里要对你们讲，要你们在这里发现贫乏，发现你们家中的贫乏，然后将爱灌输到贫乏之处，从灌输爱心做起。请把这个喜讯带到你们家人那里，带到你们的邻居中去，去真正认识他们。我曾经结识了一个印度家庭，这个家庭有八个孩子。从和这个家庭的接触中，我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收获。一天，一位先生来到我们的住处。他说：“特蕾莎嬷嬷，一个有八个孩子的家庭已经断炊好几天了，请帮帮他们。”听了他的话，我马上给这个家庭送去了一些大米。孩子们看到大米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还闪着兴奋的光。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饥饿的人的眼睛，但是我太熟悉这些眼睛了。当那位母亲接过大米后，立即把它分成两份，然后就出去了。当她回来后，我问她： “你去了哪里？做什么去了呢？”她简单地回答说：“他们也在挨饿。” 原来她的邻居是一个穆斯林家庭，这个家庭也正在受着饥饿的煎熬。所以她把我送给她的米分了一半出去。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但我再没有给那个穆斯林家庭送过米。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想让她们分享相互帮助的快乐和美好。　　家庭中的孩子们从母亲那里得到快乐，他们和母亲共同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因为他们有母亲的爱。你瞧，这就是爱的发源地，爱的源头出自家庭。　　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感到欢乐。我将于 15日返回印度，那时我要把这里的经历带回去，把你们的爱带回到印度去。　　我很清楚，在座的各位做不到将家产倾其所有去布施穷人，我们也不需要大家这样做。我们希望各位，尽你们所能来帮助我们的事业。令我惊喜的是，穷人家忍饥挨饿的孩子虽然过着难挨的日子，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欢乐，而且把欢乐带给他们的父母。对于我们来说，身为人之父母，我们不仅要满足孩子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还要给予他们极大的爱。　　让我们感谢上帝赋予我们这个机会，使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把我们紧紧地连结一起。我们将共同携手去帮助全世界的儿童，因为我们的修女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我将用获得的和平奖奖金为无家可归的人建立一所救济院，将爱心从这里不断地延伸。我们一定要把和平传给世人，让他们理解我们的爱。要让所有贫穷和贫乏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把这个喜讯传到自己的家中，传到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修女，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不断地祈祷。我们用祈祷和上帝交流，以此达到相互理解和共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让全世界都了解慈善会的工作和热情，并让我们唤起全世界人民的热情，共同分担世界上贫苦人民的疾苦。我感到，这件事在贫困国家中容易做到，但是在西方国家，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我在大街上遇到穷人时，会给他一碗米饭或一片面包，我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已经尽了责任，我帮他解除了饥饿。但是对他而言，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被社会的大门所拒绝、被遗弃、遭唾骂、受威胁的人，这样的贫穷对他来说是伤害最大的，也是我们使他们摆脱贫穷最难做的事情。我们有许多修女在西方国家正在从事这项工作。　　请你们为我们祈祷，将我们所开展的事业的喜讯传到各个地方。我们需要你们这样做。你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家里逐渐了解贫困和贫乏的人，也许我们在座的各位并不为生活发愁，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家庭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家人之间相互微笑也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就让我们从相互微笑来开始我们爱的传播吧。　　所以，让我们见面时彼此微笑致意。微笑是爱的开端。一旦我们彼此有了爱心，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事情。请为我们的修女、为我、为我们的修士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教友们祈祷。为我们全身心地信仰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祈祷，为你我共同热爱上帝、侍奉上帝、扶助穷困祈祷。如果你们不能和我们共同承担这个使命，恐怕我们的事业也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但是我并不想看到你们倾家荡产。我只要你们尽其所能。　　前几天，我从一个瘫痪二十年的病人那里收到十五美元的捐款。这个人全身能活动的部分只有右手。他唯一的嗜好是吸烟。这个人对我说：“我一星期没有吸烟，现在我把省下来的钱交给你们。” 这样的贡献对他来说一定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煎熬，但是他为分担拯救贫困人们的行动是多么壮丽啊。我用这笔钱为那些正在挨饿的穷人们买了面包，使捐赠者和接受捐赠的人都感到非常快乐。　　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是要我们互相爱戴。我们都可以用上帝的礼物做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为了基督施与他人爱心吧。让我们像他爱我们一样互相爱戴。让我们用无私的爱去爱他。让我们在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基督、为我们彼此献出我们的爱。　　让我们的心中保持对基督的爱，和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人共同分享他的爱。传播到大众中间的欢欣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和基督在一起，没有什么理由不使我们欢欣鼓舞。基督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他就在我们所遇到的穷人中间。基督是我们送给他人的微笑和他人带给我们的微笑。愿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决不使一个孩子被遗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恶劣环境，我们都要保持微笑。　　我永远不会忘记不久前的一件事。有14位来自美国不同大学的教授来到加尔各答，参观我们的救济院。在交谈过程中，他们谈到了对刚刚参观过的一家临终慰藉所的感受。（我们在加尔答开设了一家临终慰藉所，从街头收留过三万六千人，其中一万八千人安祥地死在临终慰藉所里，他们已经回到了上帝的家园。）其中有一位教授问我：“特蕾莎嬷嬷，请给我留下一句让我永远难忘的话。”我对他说： “彼此微笑保持家庭的和谐气氛，彼此和睦相处。” 　　另一位教授问我：“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我有时感觉面对基督微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耗费的精力太多了。” 为的确是事实。耗费精力多的地方，就是爱的发源地。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欢乐送给他。　　正如我今天所讲过的，我上天堂不为别的，我是为了大众而上天堂，因为大众净化了我的心，我所作出的奉献可以让我安然地面对上帝了。我认为，我们一定要为美好的生活而生活。我们和基督同在，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只要记着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就会像他爱我们那样去爱他人。不为大而爱，只为琐细的爱。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我们要以挪威为中心，将爱传播到整个世界，让战争远离我们。如此，那些待出生的婴儿就会欢叫着来到人间。我们把自己变成传播世界和平的火种，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将会真正是献给和平的厚礼。　　愿上帝保佑你们。　　　　　　　　　1979年12月10日于挪威　　　　　　　　　　　　　　　　（多仁／译）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发言内容：　　【编者按】当萨特得知他被提名为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他立即通知瑞典科学院，说如果把该奖颁发给他，他将拒绝接受。但瑞典科学院并没有采纳萨特的意见，仍然把该奖颁发给了他。萨特得知后立即起草了一项声明，并由C ·G ·布朱斯特罗译成瑞典文，该声明于1964年10月22日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随后这项声明又被译成法语，并经萨特审阅后由法新社全文播发，各大报纸也竞相登载，这其中首先有《世界报》。　　声明全文如下：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10 月15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决定。这时我就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作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位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让－保尔·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联进去。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冲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者胜”，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那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赞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Neruda）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纳克（Pasternak ）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他在于有权力拥有不止一双鞋答有权力吃饱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的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作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作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　　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作出的拒绝都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摘自《词语》，萨特/ 著，潘培庆/ 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一版。）我为何写作乔治·奥威尔（孙仲旭译）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五岁或六岁吧，我知道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在差不多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过抛却这个想法，但在抛却的时候我也意识到那是违背我自己真正天性的，而且迟早有一天，我会安顿下来写书的。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可是往上往下都有着五岁的差距。在长到八岁前，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我父亲。由于这个和其它的原因，我感到有些孤独。不久，我就具备了一些不为人喜的怪癖，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独小孩所具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同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我在文学上的野心在开始之初是同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混和着的。我那时就知道我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而且具有直面不愉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创造出了一个有点个人化的世界，在其中我可以找回信心，平衡在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尽管如此，我童年及少年期间所有的严肃作品——即出发点是严肃的——的总量不会超过六页纸。在四岁或五岁时我写了我的第一首诗，我妈妈记录了下来。我对它全都记不得了，只知道它是关于一只老虎的，它长着 “象椅子那样的牙齿 ”——很不错的短语，可是我估计那首诗是对布莱克的《老虎，老虎》的抄袭之作。十一岁时，当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时，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在本地报纸上登了出来，两年后又登了一首，那是关于基钦纳①之逝的。在我长大了一点后，我时不时地写过差劲的而且是未完成的 “自然诗 ”，是乔治王朝时代风格②。我还试过写一篇短篇小说，结果遭到了惨败。那就是我那么多年的确写到了纸面上，而且是立意严肃的全部作品。但是，在从头到尾的这段时间里，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参与了文学活动。先是那些下单交货的东西，我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写出来，也没感到有多大乐趣。除了学校的作业以外，我写过应景之作和打油诗，那些我能以如今看来惊人的速度写出来——十四岁时，我一个星期就写了一个诗剧，是仿阿里斯托芬③风格的。我帮着编过学校里的杂志，既有印出来的，也有手抄的。那些杂志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滑稽无比，以致于让人同情的东西。我编那个比如今写最垃圾的新闻稿还要轻松许多。但与此同期，在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以另外一种很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文学训练：编着关于自己的连续 “小说 ”，那是一种只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小孩子及青少年们都会有的习惯。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是比如说罗宾汉这样的人，幻想着自己在进行着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但是很快，我的 “小说 ”不再有拙劣的自恋性质了，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和所见的描写了。一次有几分钟地会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到了我的脑海： “他推开门进到了房间里，一束经过细棉布窗帘过滤过的黄色太阳光斜斜地照到了桌子上，上面有盒半打开的火柴，旁边是墨水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了窗户那儿。在下面的街上，一只毛色是龟背纹的猫正在追赶着一片落叶。 ” 等等等等。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了我差不多二十五岁，贯穿了我的非文学生涯。虽然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词，也确实寻找过，但是我好像是在违背意愿地进行着这种描写性尝试，是处于来自外界的某种压力之下。我约摸我的 “小说 ”肯定反映了我处于不同年龄时所仰慕的作家的风格，但就我所能回忆起的，它总是具有一丝不苟的描写性特点。在我差不多十六岁时，我突然发现了单纯是单词本身的乐趣，即单词的发音和关联。如《失乐园》的这一行—— 于是他不顾困厄，辛苦劳作着度日；而困厄劳作也压迫着他。这在现在看起来好像也并非是特别精彩的，但在那时却能让我浑身发颤；而且以 “hee” 来拼写 “he ”④更是增添了乐趣。至于需要描写事物，我那时已经全都知道了。所以如果说我那时就想要写书的话，要写什么则是已经清楚了。我要写数量极多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其贴切的比喻，同样也充满了词藻华丽的段落，其中所使用的单词部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发音。实际上，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于那种风格，那是我在三十岁时写的，但立意在那之前很早就开始了。我给出了所有的背景方面的信息，因为我不认为一个人在一点也不知道某个作家早期发展过程的情况下可以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的写作主题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的——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这样——但是在开始写作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当然，他有一样工作要做，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性情，避免纠缠在某种不成熟的阶段，陷到某种不正常的情绪中去。但是，要是从早期所受到的影响中完全脱离的话，他就会扼杀自己的写作冲动。除了谋生的需要，我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是对于非诗歌写作而言。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所生活的外界环境它们所占的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 1.纯粹的个人主义。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在死后被记着，报复那些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装作个人主义不是个动机而且是个很强的动机，那是欺人之谈。作家跟这些人在性格上有相通之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战士、商界成功者——简而言之，是人类中的全体精英。人类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十分自私的。过了三十岁，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人的感觉——他们主要是为他人而生，或者是在苦差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还有另一小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们，他们决心一辈子到底为自己生活，作家就是属于这类人。至于严肃作家们，我要说他们总的来说比记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少些。 2.美学热情。即：对于外部世界之妙处的感知，或者是另一方面对词语和他们恰到好处的排列的美感的认知；对于一个发音对另一个发音的影响或是好文字的精当或是好小说的节奏所感到的愉悦；想与别人分享本人认为很有价值，不容错过的一段经历的渴望。美学冲动在很多作家那里是很不明显的，但是即使是个小册子作者或是课本作者也会有些爱用的词，这些词为他所偏爱并不是因为实用方面的原因；要么他可能会对印刷样式，边缘宽度等等有很强的偏爱。除了铁路时刻表之类，没有哪一本书完全不具有美学上的考虑。 3.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正的事实并且将其载存以供后来者使用。 4.政治目的——这里的 “政治 ”是最广义上的含义。渴望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会去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一本书是完全不带一点政治倾向的。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不同的冲动一定互相在争斗不休，而且他们一定会在不同人那里，在不同时候波动不已。从本性上说——把 “本性 ”当作你刚刚成人时所具有的状态——我是个前三个动机大于第四个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里，我可能只会写些文字绚丽或单纯描写性的书本，也可能几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所忠守的政治信念。的确，我曾被迫成为类似于小册子作者的人。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和失败的感觉。这些增加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点认识。但是这些经历不足以使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了一九三五年，我仍然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小诗，它表明了我的两难心态。我原应当个快乐的牧师活在两百年之前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看着我的胡桃树长高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胡须而教士们脸都刮得光光后来的日子仍是不错我们曾是如此易于满足我们把烦心事轻轻放下周围环抱着的是丛树我们曾不以无知为耻欢乐如今却被我们掩饰苹果树枝上的黄鹂鸟就能让我的敌人们战栗可是姑娘的肚皮和杏林树荫下溪流里的斜齿鳊马匹，在破晓时争斗的鸭子所有这些都成了梦幻禁止再次做梦我们把欢乐粉碎或是藏起马匹是由不锈钢所造由矮个胖男人把它们骑我就是那条永远不动的蚯蚓一个没有闺房可以逞威的宦官我象尤金·亚拉姆一样走在牧师和政委- 两人中间政委正在给我算命而收音机也在响着牧师保证我会有辆奥斯汀七型车因为克已奉公总会有收获我梦到我住进了大理石城堡醒来后发现这是真的我生在如今可谓生不逢时史密斯呢？琼斯呢？你呢？西班牙战争和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了。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而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想法对我来说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哪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他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化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智识上的一贯性。我在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想要做到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感觉到党派偏见和不公。当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 “我要写一本在艺术上完美的书。 ”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要去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注意，我最初所关心的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是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的话，我就不能写一本书，甚或是一篇为杂志而写的长文章。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看一下我所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彻头彻尾的宣传，里面还是包括很多一个专职的政治家会认为是与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抛弃那个我自孩提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欣赏那些实在的东西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要压制自己这一方面是无效的。我的工作是将我根深蒂固的喜恶感与那些时代所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结构及语言的难题，而且它以新的方式引出了真实性的难题。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出现的基本困难。我那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特隆尼亚致敬》当然确实是政治性书本，但它主要的是用一定的超脱心态和对体例上的考虑写成的。我确实非常努力地想在其中说明全部的事实但又不和我的文学本能相悖。但是除了别的，这本书中还包括了篇幅很长的一章，里面全是引用报纸上的片断之类，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的，他们被控与佛朗哥一起阴谋串通。很明显，这样的一章在一两年时间内任何普通的读者都会对其失去兴趣的，必定会因而毁了这本书。一个我所尊敬的批评家给我上了一课。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玩意儿放进去？ ”他说， “你把一本本来不错的书变成了新闻稿。 ”他说的不错，可是我只能这么做。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错误的指控，而在英国有极少数人被允许得知这一点。要是我没有为之愤怒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写那本书的。这个问题还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一再出现，而语言方面的问题与其相比不突出了，讨论起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只是要说在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写得不那么栩栩如生，而更追求准确性。不管怎么样，我发现了当一个人已经完美地形成了任何一种写作风格之时，他总是已经超越了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我对自己所做的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混合在一起而写的第一本书。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写长篇小说了，但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写一部⑤。它注定会失败的，每本书都会是失败的，但是我对要写什么样的书差不多是一清二楚的。回头看看前面的一两页，我看到我好像制造出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我写作的动机完全是热心于公众利益的，我不想让这一点成为别人对我最终的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自负的、自私的，也是懒惰的，在他们所有写作动机的根子里面还有一个谜团。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象得了很长一段时间令身心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存在某种他既不能抵抗又不能理解的魔鬼在迫使着他的话，他是不会做起这样一件事的。就人们所知，这个魔鬼只不过是跟让小孩子号啕以引起注意的同样一种本能。但同样正确的是，除非他在不停地奋力去淡化他自己的个性，那他就写不出任何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好的文字就象窗玻璃。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一种是最强的，但是我知道哪一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堕落成词藻华丽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①基钦纳（1850-1916 ），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死。 ②主要是指1910-1920 年间的英国文学风格。 ③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8 ？-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 “喜剧之父 ”之称。 ④hee （他）是 he 的古体写法。 ⑤指作者于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本文写作于一九四七年。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发言内容：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 “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 ──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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