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可以听到落花的尖叫]--专访前辈诗人痖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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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鹃

缘起:去年2007年3月诗人痖弦先生从加拿大到香港浸会大学客座三个月。2006年原本计划访问痖弦的访问事宜,忽然见到曙光,毕竟香港比加拿大近多了!就像台北到高雄一样那般简单。从接洽旅行社到订饭店、机票、保险等琐碎,我丝毫不想花脑筋,浏览一下网页,立即下订单。再打了两通确认电话,半小时之内,搞定所有事情,成就了这次访谈。

痖弦先生表示,这次专访很珍贵、很值得纪念,很多东西都是他未曾说过的话。昨天经过越洋电话,征询他老人家的同意,让我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紫:曾听一位诗友提及,她在写诗时,从不使用感叹词,并极力强调,认为好诗不应该出现感叹词。在您的诗作中,常见到啊、呀、唉、哟等感叹词。您对此看法为何?

痖:这些感叹词出现较多的诗写得很早,是我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少作。像〈无谱之歌〉里面感叹词就很多,那个时候用感叹词还是很流行,这是受了五四运动初期白话诗的影响。

使用最多感叹词的就是郭沫若和艾青,他们的诗里充满了感叹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纪弦。例如他的〈饮当归酒当归故乡〉,啊、呀的声音不绝。这是五十多年前的调调儿,后来大家慢慢地不太用了,这是时代的关系,有时是一种流行。不过感叹词用得恰当的话也很好,用得不好就显得夸张、造作。

感叹词的使用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你看大诗人屈原,他诗中很多「兮」字,这就是当时的感叹词。还有李白的〈蜀道难〉,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长句,「噫吁戏危乎高哉」,这首诗是感叹词用得最成功的例子,非常生动,把蜀道险巇山势所引起的惊呼充份地表现了出来,如果删去了这一连串的感叹词,就觉得不够劲儿。

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啊、呀、哎哟如果能很自然地表达出来,也是生动的。如今大家不太用感叹词,是因为文风转变了,当然也是受到时尚的影响,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时尚。总之感叹词的使用是中外诗人常用的手法,在语言表达上自有其必要,自有其意义,并不落伍。

紫:从《弦外之音》中,得知您在1965年主演话剧《国父传》在台湾公演了七十余场,广受好评。此剧为何在当时造成这么大的轰动?什么样的机缘下,您接下了这话剧的男主角?您认为一部舞台剧最大的成功点为何?在这部戏中,曾为您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吗?

痖:我大学主修戏剧,是戏剧系毕业,不过我并没有走上演戏这条路。我总是觉得自己脸部线条胖呼呼的,太单调,没有戏剧感,如果我有像诗人管管的脸,我就会当演员。我没有从事表演工作,不过一直留在戏剧系教书,开《中国戏剧史》及《艺术概论》这两门课;我的同班同学中从事表演艺术并有成就的很多。

我在戏剧系当学生时,修过语言的课(王寿康的《舞台语言》),也接受过表演艺术的训练,台湾广播剧的创始人崔小萍是我的老师,教我们表演学,她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张彻也是我的老师,他是非常有名的导演,是个作家,也写新诗,后来到香港去发展,在电影界非常有名,贡献很大,他教《编剧学》。在课堂上大谈武侠电影,后来果然拍了不少武侠电影。他的武侠片,风格独特,像《独臂刀》就是他的代表作。他擅长运用男性演员,创造〈暴力美学〉。此外还有李曼瑰,教莎士比亚。后来我们回校补修学分,俞大纲教《中国戏剧史》,姚一苇教《现代戏剧》,连京剧的老前辈齐如山也来上过课,抗战名剧人王绍清做我们系主任,张英教导演、顾毅教《舞台设计》、段凌教《舞台灯光》和《化妆艺术》。我受过完整的戏剧训练,却没有走上表演这条路,但舍不得离开戏剧界,就留在学校教戏剧理论。

演话剧《国父传》这出戏,是这么来的:那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国家想演一出戏,纪念这位开国伟人,而这份工作就落在当时的戏剧系主任李曼瑰身上。她担任演出的总设计人,也是这部戏的编剧。当时她的想法是,最好找一个在台湾舞台上面孔陌生的演员,但他一定要受过戏剧表演训练,这样才会产生艺术效果,如果是面孔熟悉的演员来演孙中山,观众一眼就看出扮演者是什么人,就很难营造戏剧幻觉。所以她找上我,认为我「温文儒雅」,声音也不错,主要是受过学院式的表演训练,不必花功夫教导。

李曼瑰老师建议我化妆,装上胡子,叫我到镜子面前看一看像不像孙中山,我化好妆,站在镜前端详了一番,果然挺像的。在当时是很严肃的时代,演孙文的人好像演耶稣的人一样,是一种圣职,演员本身一定要健全,万一人格上、行为上不检点也不太好。所以当时我自己人品、学问怎么样,对于国父思想有没有深刻的认识,都要通过各方面的检验。为此还请了四位立法委员,包括吴延环立委在内,特别召见我,要我到立法院去,给我做了口试,看看风度如何,思想怎样,这才确定这个人选,非常慎重。

这个戏演了七十余场,在过去中华路的国军文艺中心、中山堂光复厅、大专的活动中心、南海路的国立台湾艺术馆,很多地方都演过,想不到竟造成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看了好几遍。那是一个戒严的时代,什么事都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牵扯到敏感的历史恩怨,所以在剧中应该是女主角的宋庆龄没有出现,全剧只有一个女角,国父老师康德黎的妻子——康德黎夫人,在伦敦蒙难一幕中有一点戏。当年宋庆龄在共产党那边,所以台湾这边没提她。整个来说《国父传》这部戏很干燥,中山先生一出舞台就是演讲,没有多少动作。如果这戏有什么成功之处,那就是我在演讲时,用朗诵的方式处理台词,再加一点诗的韵味,就有了一种伟人的崇高感。那戏台词多,演讲成功了,戏也就成功了。我喜欢朗诵,声音也还算不错。当时刘硕夫也是我们戏剧系老师,他说从抗战起,几十年参加话剧运动,他认为中国演员中,只有两个人声音最好听,一个就是三、四十年代的演员金山,一个就是我。我天生的好嗓子要感谢我的父母,算不上自己的能耐。但是也有人说那部戏成功是因为我长得像国父,我听了心里不太高兴。我心里想,是因为我的演技才像国父,并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国父。

那时候帮我化妆的人是聂光炎,他每晚提前一个小时来帮我化妆,化得非常仔细,至少要花去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我跟人开玩笑说聂光炎是舞台美术的专家,由他帮我化妆怎么会不像国父呢?因为他等于在我脸上画了一张国父遗像。聂光炎也擅长表演,在这出戏里演一个昏庸的清官。后来光炎在舞台设计方面成就很大。他也是复兴岗学院戏剧系毕业,比我晚一班。他曾经去美国夏威夷专攻舞台设计,成为台湾现代戏剧的重要推动者。

当时大概除了老总统没有看过这出舞台剧,连蒋经国都看了。戏结束后不久我就到美国去,回来时,蒋经国约见我,我去松江路的救国团总团部会见他。进门我先看到他的秘书锺湖滨,锺是我在海军时的朋友,我告诉说他说「你要把我带进去介绍呀!主任(当时蒋是救国团主任)不认识我。」他开玩笑说「他认识你的,因为他听过你的训话!」可见《国父传》的影响还继续在发酵。

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跟他夫人也来看戏,当时他是考试院院长,有人告诉我,他看戏时一直在擦眼泪,夫妇俩很显然十分重视这个演出,散戏后还特地到后台来跟演员致意,合影留念。他们到后台时,我还没有卸妆,孙科是国之重臣,党国元老,我是小萝卜头,照像时,照说我应该站在边上,但因为我还没卸妆,孙科坚持要我站中间,跟他们夫妇合照。远从伦敦来看戏的小康德黎夫妇也到后台来同我握手寒暄。

因为这戏,那年我得了全国话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最佳女主角是李虹,她现在也不演戏了,最佳童星是巴戈。这个戏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不过也挺有意思的。戏剧是很迷人的,我不但用了功夫也用了感情。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不同的创造,每场表演到最后我都禁不住流泪。不带感情,不会有成功的演出,可惜当时录像录音器材不普遍,没有录像也没录音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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