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罗克:因“思想罪”被判处极刑的第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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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古传奇·纪实版》 2007年第03期 真理有时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一阵阵疯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与会者高举的红宝书汇成红色海洋。一个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子的年轻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他就是遇罗克。那一年,他才27岁,是“文革”中因“思想罪”而被判处极刑的第一人。 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遇罗克忍耐不住了,短短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论“清”官非“官”》、《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篇篇文章像阵阵排炮直射姚文元一伙的要害。 1966年9月初的深夜,约一点钟左右,遇罗克的家门被推开了。 “你是遇罗克吗?先给我跪下!”来人朝遇罗克的后脖梗狠狠一击。 “你打人?”遇罗克猛然转过头来,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对方,竟使那家伙一下缩回了手。 “你是什么出身?知道不知道?”又一个人跳了出来。此时他们的声调压低了。 遇罗克却高声说道:“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请问,你们是怎样看待出身问题的?” 几个家伙被问得理屈词穷,只好将遇罗克带回工厂参加学习班。 在参加“学习”的过程中,遇罗克开始撰写《出身论》,他不能忍受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更难忍受现在出现的封建血统论。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认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出身论》完稿后,遇罗克先寄给党中央,没有回音,继而准备发表。但当时的小报不敢刊登这篇文章,他买来纸张,借来钢板,和弟弟妹妹一起油印了几百份。 “哥哥,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名义呢?”妹妹问。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华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不久,深深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1期3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6万份,又立即售罄。 《出身论》在许多地方不胫而走。雪片般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遇罗克始终坚强不屈。四五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明确表示:“戚本禹在4月14日的会上说我(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驳斥了对它的诬陷,光明磊落地申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但是,五封书信均无下文。遇罗克忧思万千,他在5月8日给弟弟遇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一次,一群人把他整整围攻了一下午,名为“辩论”,其实是又推又打。不久,他的行动遭到跟踪监视,邮件也被检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遇罗克对自己的伙伴们讲了自己的原则: 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遇罗克被捕前,曾请一位好友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这是严酷的铐罚,吃饭时打开,血液刚开始循环,毛细血管又胀又痒,疼痛钻心。饭后刚好受了一点,铐又被立即铐上,更加难受。 尽管“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但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胞妹遇罗锦受他的牵连,在“文革”中也遭拘禁,经历十分曲折。20世纪80年代初,她发表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和《一个春天的童话》,是当时“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了遇罗克和他的思想。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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