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李瑛军旅诗创作60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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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北京大学教授):李瑛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第一年，他已经出版了48部诗集。他是中国当今诗人中为数不多的创作时间跨度最大、创作实绩最为丰富的诗人之一。李瑛是军旅诗人，但又是从学院走出来的。他的诗不乏军人的英雄气，又拥有知识层的儒雅风格。他在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中国军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内心丰富性方面，是成就卓著的一位。李瑛在开掘一般被认为是枯燥单调的军队生活的内在情趣以及浩瀚而广阔的军旅诗情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军队乃至在全国范围，李瑛的诗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的诗大致表现的是军人生活所具有的壮怀激烈，举凡守疆保国、行军训练、风雪雷霆、刀光剑影，这一切都被他表现得精致而优美。李瑛的诗在内容方面大体都是大的题材，尽管在他的诗中也不乏对于精微的小场景的描写，但无不涉及英雄气概和报国热忱，在他的诗中几乎找不到时下大面积弥散的绝对私人化的情节。 李瑛无疑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身的审美风尚。这种风尚简而言之就是大视野和大胸襟与精致婉转的艺术表现的结合。几乎他所有的诗都能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诗歌界，他是一位独特的诗人。就诗的内容而言，有一种“大江东去”的雄健；就诗的艺术而言，却不乏“晓风残月”的情致。在这里，我愿随手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近作《一只山鹰的死》写的是“划出的最后一道弧线，终止在铁青的石灰岩上”，一个雄伟壮丽的生命结束在“野花盛开的地方”。这是“一块长翅膀的石头”，“如一声落地的雷”，这死亡“震颤了大峡谷”！这一个关于死亡的描写，既表现诗人的雄健，也表现诗人的精致。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有诗人深厚的审美理想的支撑，也由于他的那种来自学院、又长期服务于军队的特殊身份的约定。 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60年来，李瑛以自己不知疲倦的歌唱，为我军谱写了解放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诗的战史，也为军旅诗坛奏响了洋溢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强音的、充满战斗豪情的绚丽多彩的诗的历史交响乐。李瑛同志在我国新诗的形式探索和民族特色创造上也做出自己突出的贡献。他早期的诗歌受过西方的影响。但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十分重视新诗民族形式和特色的探索与创造。他注意发扬我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和注重韵律的传统，他的诗大部分是押韵的，努力做到句式齐整，并争取发挥汉语语词可以对仗排比的优点。他还重视诗歌意境的创造，于朴素、简洁、生动、鲜明的语言表达中借助比喻、通感、联想和夸张等想象力，使他的笔端如诗如画，小中见大，使具体的形象和意境见出时空深邃的内涵。应当说，他在新诗形式探索方面做出了许多可贵的成功的努力。他的诗不仅富于个人的观察细致、想象丰富、情感充沛、清新流丽而又柔中有刚的风格，大多也富于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从他的受到一定韵律限制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善于创造形式，善于用鲜活的形象去感染读者。 张同吾（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学会秘书长）：如果说，青春岁月往往雕铸了人生观念的雏型，那么对于一个诗人，青年时代所形成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就会长远而细微的影响着他的创作倾向。李瑛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军旅诗人的佼佼者登上诗坛的，在东方既白的历史时刻，他离开北大校园，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漫天烽火之中。60年来，他以数量丰硕、质量互相参差的诗集组成了他前期作品的颇为壮观的方阵，从题材和主题来看，主要是反映军旅生活，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歌颂军营内外的进取精神和时代亮色。他以想象的开阔，提升了诗境的精神气韵，以轻盈的笔触，精巧而又自然的描绘，表现生活的美妙，意象丰富语言活泼，在清纯的色调中常常有浓淡对比，使之色彩纷呈；在传神的描绘中常常融入辽远的想象，使之气象万千，就这样构成了他作品的细密而又飘逸、柔美而又矫健的主导风格。 韩瑞亭（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李瑛诗歌创作的年轮与人民共和国的生长年轮大体一致，他的诗映射着人民共和国成长发展的历史。李瑛是怀着对新生活的新鲜感与亲近之情，来抒写这一历史生活中令他兴奋、感动的事物和情绪的，这使他的不少诗作往往带有“颂诗”基调。或许有的论者会认为，李瑛的诗作（尤其他前期的诗作）不像有些经历了政治风雨和人生劫难的诗人那样，在诗中带有对历史生活的批判意识，带有对社会现象中某些苦难的揭示，这多少影响到他的诗作的应有深度。这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没有一定理由。但就李瑛这样一个具体的诗人而言，他的不少作品基调的形成也有其自身的缘由。他的出身经历和军旅生活环境，使他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有一种近乎血缘的亲情，他不能不对这个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的生活充满爱恋，并由爱而赞，形成“颂诗”基调。而且，他的这类诗作也并非虚浮苍白、直露浅薄的谀辞，却是带着真情实感的构思精巧的真诚歌赞。应当承认，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类诗也是不可或缺的风格之一。李瑛后期的诗，对于生活的探究辨析和对于历史的反思意识明显增强。不过，他的不少作品的“颂诗”基调依然保持，只是变得深沉而凝重多了。他为建国50周年所写的长诗《我的中国》，就已显露出这种时代性变化。 张志忠（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瑛诗歌创作的艺术生命力，历60年而不衰，当然有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建立和完善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诗歌风格，又始终没有停留在创作历程的某一个阶段，而是随着时代的转折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视点，使自己始终保持了敏锐的时代感，能够立于时代前列，唱出时代的心声。李瑛的诗歌创作如同登青藏高原，没有拔地参天的突兀，却是庄严沉雄的渐渐隆起，一旦取得相当高度，就能较好地保持在这一水准线上，廓大沉雄，生意盎然，一直体现出良好的状态。 这一点，说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的演进中，要做到这一点，却需要解决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历史进程来看，李瑛走上诗坛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正是中国社会生活变化较多的时期，一味的沉稳和保守，不去及时地呼应社会生活的召唤，响应历史的变迁，就会遭致大浪淘沙、迅速落伍的尴尬，甚至被时代所遗忘。从主观的方面讲，诗人的学识眼光和文化修养，是否具备了一种既相对稳定成熟又具有开放精神的心态，能够信守自己的信念而不被种种时尚冲昏头脑，又能够追随新的时代潮流却不迷失自我，能够创造出新的格局新的气象，也是一种严格的考验。而李瑛，无疑是这大时代中的佼佼者。 （解放军报 2002年05月20日 第6版）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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