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十年一梦》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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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选自《随想录》的第69篇,体现了《随想录》的核心内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回顾与批判。文革结束后,许多受害者从灾难中走出来,以自己所受到的伤害,痛诉“四人帮”的恶行,倾诉自己的伤痛,这些文章大多是把自己看作成历史的“受害者”,自己是无辜的,而巴金却认为:“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人就没有责任!”(《探索集》后记)这种反省历史的态度决定了作品不仅仅是为了控诉,而是站在整体历史的角度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理性的思索与拷问。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精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对社会的进退负有重大的责任,而这场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几代人用生命建造的家园,号称“文化英雄”的知识分子对此应负什么责任呢?这是巴金写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十年一梦》是以“我”——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十年复杂的心路历程来对历史进行反思。

《十年一梦》阅读提示

作品的切入点很独特。文章一开始就引出西方小说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按常理,民主社会中,代表社会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奴在身者”,更不是“奴在心者”,他们是与“奴隶”相对立的“精神贵族”。但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磨炼,作者竟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一个‘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一悖论的发现不由令人震惊: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怎么在“文革”中会成为“奴在心者”的“精神奴隶”呢?这是此文的核心点。

围绕这一论点,作者从1966年被关进“牛棚”后的经历和体验说起。刚开始受折磨时,“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我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种非难很快就会结束。但事与愿违,惨无人道的折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因为“我”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赎罪的办法就是服从“造反派”的训话、指挥与安排,认真改造,虔诚改造。可是,无论“我”如何地“听话”,如何努力地按要求改造,都不能使“造反派”满意。直到1969年,“我”才慢慢意识到:把我们当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也是奴隶。进而明白:在一个仇恨知识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我”的虔诚,“我”的赎罪之法显得多么荒唐、多么可笑,相比自己笔下的奴仆黄妈、鸣凤,“我”才是真正的“奴在心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这一醒悟,对于一个忠实的“安那其主义”者来说,它比在流血的伤口上撒把盐还要令人痛苦!巴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认识过程,坦诚地展示了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精神奴隶”和逐渐觉醒的过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坦陈自己曾是一个“精神奴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一颗坦荡的心的。巴金正是以此提示人们要对“文革”十年的灾难作出更深入更全面的反思。

巴金以解剖自己在历史的非常时期的复杂体验,提出了知识分子何以从“精神贵族”沦为“精神奴隶”这一问题,作者在呈现这一的痛苦的心路历程时,也指出了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是处在独立思考的要求和“受难”意识之间的困境中,文章中有一段话:“——我却认为磨炼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小说家,年轻时具有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后遭到俄国专制制度当局的拘捕,服刑长达10年之久。监狱的经历,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他认为俄国的革命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因为脱离了人民群众的信仰,他认为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他提倡“受难”意识,用生活的磨难洗去身上的原罪,皈依上帝,达到精神的自由。

我国的知识分子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实际上就被赋予了一种“受难”意识——“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自己”,但达不到“精神的自由”,保持独立思考人格精神的结果就是胡风的悲剧,就是一夜之间冒出几十万“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奴在心者”固然可鄙,但不做“奴在心者”,连“奴在心者”也做不了,只能做敌人,做反革命分子。所以,巴金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巴金指出这种困境,并不是为自己开脱,而是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复杂性,也更显现巴金在反思历史时的痛苦与深刻

思考: 1,注意作品反省历史的方式。从解剖自己开始,正视个人在历史的非常时期的复杂体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悖论是: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文革中怎么会成为“奴在心者”的“精神奴隶”。注意文章在面对这一悖论时,如何呈现自己的心灵痛苦和逐渐“觉醒”的精神历程。

  2,注意作品在反省历史时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和立足点。即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受害者”,而是对社会负有责任的“文化英雄”。这一点决定了文章的写作动机、关注的主要内容以及行文风格。

   3,更深入的第三点,是文章中提到的“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结论”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要求和“受难”意识之间的困境。对这一层次的思考,将揭示出了“梦”之所以成立的内在逻辑,以及作者在反省历史时无法解脱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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