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的商州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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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晶晶

贾平凹的商州散文,包括他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三录》系列散文。这些散文以商州作为背景,挖掘秦汉文化的源流,表现了商州在现代文明的时代氛围中所经历的嬗变、整合、发展、变迁。总之,一部商州系列散文,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意蕴的独特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者演绎着对传统文化和现实境遇的关注。在商州散文中,贾平凹从商州的地理、风情、习俗等带有商州文化显著标志的内容入手,为读者描画了商州文化的各个侧面。对于地理、风俗、风情的把握,是贾平凹商州散文关注商州的表层,是生活其中的商州人的文化氛围。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一个古老、封闭、落后的地区。《商州初录•引言》中提到这里“西部、北部有亘绵的秦岭,东是伏牛山,南是大巴山,四面三山”,“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檐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同时,这儿“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住,山鸡和家鸡同群。屋后是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妖妖的山桃……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在这样一个群山怀抱、不便交通、缓慢发展的地方,独特的文化形态十分明显。这里有简陋的房舍,屋前屋后总有着一片林子,门前总有一台石磨;摆渡船不是用篙撑的,而是用一根铁丝牵着悠悠地往返;这儿土地太少,“山民们人人身兼三职:农夫、药户、猎人”;从这儿“贩出去的是木耳,花椒,天麻,党参,核桃,柿饼,生漆,木材,竹器”;而这儿又曾经是商鞅的封地,处处桃花盛开;这儿是出了乌骓马的宝地,历史上有闯王从此东山再起,有游击队司令巩德芳九进八出的战绩;有“周武寨”历史的兴衰;有社教时期、文革时期的人事沧桑。表现商州文化,就是对商州风貌与商州人价值观念、生存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的钩沉。贾平凹通过文化寻根,勾勒了商州文化的灵魂。作者从商州的地理风貌写到历史沿革,从商州的地域再写到商州的习俗。如《黑龙口》“旅店”中,客人与主人媳妇同睡一张炕,“只是主人睡在中间,作了界墙而已”,主人要是出外,也只是在两人中间横上一根扁担……回来叫你喝一碗凉水,“你若不喝,说你必是有对不起人的事”……,由此表现商州人的宽厚、淳朴。

再如《镇柞的山》中写“此地老根老总的户少,除台湾省外,各地都有新迁户,客籍便称之为下河人。但井闾相错,婚姻相通,任恤相感,庆吊往来,浃恰投机,故五里一腔,十里一调,而礼节尚习不甚相远。……喝酒吃肉,在这里不仅为生活之需,同时也成了一种娱乐和艺术”,借此体现商州文化的包容与厚重。这儿甚至还有带有相当神秘色彩的传说,像《莽岭一条沟》中接骨医生给狼治病以及狼报德的故事;《金洞》中狼叼走孩子陪伴小狼的故事;《刘家兄弟》中凶死鬼阴魂不散,附在一人身上而借口逞凶的怪事,又体现了商州神秘文化的特征。

作者着眼于考察和研究商州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进而通过表层深入到对社会精神再现的深层。商州的土地,养育了商州人淳朴、善良、忠厚、直爽的性格,也蕴涵着商州人保守、固执的性格。他们对“让烟就吃,让水就喝的,便认作是看得起他们的朋友,敬他一尺,回敬一丈,自酿的酒就端上来,双手捧递”;《莽岭一条沟》描写发现路人偷食他们的核桃、栗子、山梨、柿子,“却并不责骂,善眉善眼儿的,招呼进家去吃……家家门前,石条上放着黑瓷罐子,白瓷粗碗,那罐子里放的竹叶茶,尽喝包饱,分文不收”,充分表现了善良、淳朴之情;《刘家兄弟》中“加力”在当土匪弟弟的坟前树的“做人不做加力”的石碑,体现了商州人正直端正的价值标准;而山阳“小白菜”最终的不幸命运中,又凝结了她正直、善良的性格;《刘家兄弟》与《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人》中所写的女性,则体现了她们热爱生活、追求爱情不顾世俗偏见的美好而刚烈的心灵;另一方面,《一对情人》中的老父亲为了索要财礼而不准女儿与恋人接触的落后;《屠夫刘川海》中刘川海看不得现代青年谈恋爱的保守;《一对恩爱夫妻》中,丈夫为了不再使妻子遭到侮辱,而不惜将妻子毁容的无知;《金洞》中被狼叼去抚养的孩子回到人群中,却不被理解而死去的事件所反映出的愚昧、冷漠,也在作者的笔下表现了出来。在商州这块土地上,强悍的民风、质朴的民情、阳刚的气质以及坚韧、古朴、保守、落后结合在了一起,构成了商州文化的精神本体。但是,贾平凹眼里的商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标本与化石,他眼里和笔下的商州,作为特定的区域文化形态,呈现着动态变化的态势,商州散文系列就表现出了商州这种既有变异性,又有传承性,既有稳定性,又有增殖性的变化发展图景。

贾平凹是站在现代意识的立场上,对变化发展着的商州进行理性的审视,表现古老商州受到的种种现代文化冲击,既反映了商州传统对现代化变革的制约,也反映了现代化对商州文化的影响。《龙驹寨》中,写龙驹寨人紧跟时代,“西安街头出现什么风气,龙驹寨很快也就出现什么风气”;写年轻人追逐着时髦,写他们也学会谋划赚城里人的钱;《黑龙口》中,作者写改革开放以后,山里人逐渐开始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小贩们经商的场面,也写原先当队长的“瘦个子”占小利的品行;既写老辈人爱土地,又写小辈人爱读书的变化;《桃冲》既写老船夫悠闲的生活,又写老船夫的后人们的发家致富;《一对情人》、《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人》和《屠夫刘川海》中,既写了传统观念对现代青年的束缚,更写了现代青年对此的冲击与反叛。这样,商州的山乡集市、村野景观、历史变迁从纯粹民俗学的意义上升华为由审美主体对于文化理解的情感与感悟,表现为对生生不息的商州人人生与生命的认知。

孙见喜在《贾平凹之谜》中提到贾平凹深入商州山阳县曾在采访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小说家之于社会,贵在宏观把握!总体趋向的历史根系,从山阳县到珠穆朗玛,质的遗传或变异,尽在胸中眼前,是为大笔也!”贾平凹在他的商州散文中,正是采用宏观的视角来对历史与现实的商州进行总体扫描,历史的根须与现实的触角在商州交汇、在商州碰撞,从这里我们完全能感受到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演化与嬗变。同时,我们不难感觉到贾平凹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展示商州的历史与现实的。在整个商州散文系列中,我们看不到贾平凹(或其他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即便是表现过去政治年代中的人与事,贾平凹也超越其上,用文化视角加以观照,这样,商州不是政治化的、经济化的,不是在政治经济规范下的某种地理概念,而成为人性展示的舞台。这种民间的立场就表现为一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式的文化立场,就成为表现商州文化具有恒定生命力的价值判断。

因此作者没有在散文中体现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也没有在笔下流露出明显的文化弘扬态度,他以平静而平实的叙述格调,展示着在文化制约下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生命过程。可以说,贾平凹是深入到商州的腹地,以亲切的家乡游子的身份重新感受生命之根的力量,这里面毫无疑义,是带着某种依恋的,但作者有意识地加以“冷处理”,让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自身的魅力来感染读者,同时又更为客观地揭开了商州神秘的面纱。另一方面,贾平凹的这种民间化立场,并不是单纯乡野式的,它又是用现代意识观照着的。

知识分子的现代气息,融进了民间立场。商州的变迁,并没有动摇民间立场的纯净,却带来了民间立场的开放。因此,商州人背负着传统文化而向新时代迈进的步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获得新生的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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