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对乡土文明描写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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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汪曾祺的高邮风情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京派小说的艺术风貌。他们在悲惨感伤的农村中寻觅诗情，极力在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

废名、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而汪曾祺在对风俗、环境的描写中似乎挖掘出了乡土中潜藏着的诗意本质。

1．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描写人性美、人情美，都运用了诗意的抒情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的“田园梦”仍呈现出迥异的色调。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废名的小说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小说里显现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说则表现的是生活的诗意原质。

废名在《桥》以前的小说中以隐含禅趣的笔墨，写自己领悟了的自然美景，绘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废名亲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寻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寻觅顿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园、陶家村、史家庄等古朴、纯真、幽静的景物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

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抚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涤荡，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

汪曾祺的小说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其包含着的生命意识。他向读者呈示的是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

2、同样写质朴、美丽的爱情，废名笔下主人公的爱情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如小林与两位姑娘的爱情不带一丝欲望，无疑是用禅意提升了生活原态；而对于沈从文，爱情是沈从文描写人性美的重镇。他的爱情描写包括两类：一类是原始民间传说，一类是现实题材。前者多是写男女主人公超凡脱俗的灵魂，他们把爱情看得至尊无比，愿以生命换取爱的纯洁、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后者侧重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爱得真挚、热情、活泼、勇敢，跃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连长》、《柏子》、《雨》、《雨后》等）。沈从文从他的人性观出发，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体现，任其小说的主人公生命本能尽情恣肆，导演着生机勃勃的爱情场面。这两类题材虽不同，但都表现了湘西人天生的恋爱观：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湘西人的爱情不受权势、名利、金钱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种自然的爱与美的情感。无论是带有原始民间传说色彩的青年男女，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贫富，不饰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颗爱心，虽不乏蛮性和不可取之处，但那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自然道德”却是值得首肯和赞颂的。沈从文对湘西人爱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呼唤恢复爱情的纯洁、真诚、神圣，向以金钱、权势、地位为内容的“城市人”的违反自然人性的恋爱观提出了挑战；二是包含着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希望如湘西人“勇敢”、“发狂”地追求爱情那样去塑造起一个自由强大、生机勃发的民族。

汪曾祺对爱情的描写上表现为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受戒》里的和尚几乎没有一个严守戒律的。作为和尚的明海爱上了小英，但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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