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江河：八十年代像场天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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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 1956年生于四川泸州，现居北京。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其后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 虽然早已定居北京，但言谈间，欧阳江河很在意自己的四川诗人身份。他说四川出诗人和地域特点有关，“海子有一年去四川，我问他对四川的看法，他说你们成都的植物太嚣张”。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记者手记 称呼写什么呢？在签名赠我书的时候，欧阳江河好一番踌躇，“我们这群人，不分男女统统称为兄弟的。”在曾经的江湖中，欧阳江河是诗坛兄弟中的“欧阳锋”、“108将之双鞭呼延灼”…… 现今的“欧阳锋”住在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房子里，在各个房间进出得数次换鞋。入得其浩大敞亮的客厅，莫不会被其屹立在厅中央的大音箱镇住，当然更动人心魄的是整整一面墙的古典音乐CD，光是贝多芬的一首曲子就有数十种版本。 “欧阳锋”在21世纪的日常生活是以修身养性为关键词的，每天看两部电影、听几段西方古典音乐、写几笔书法读读书，周末陪陪小女儿、邀三五好友到家中玩玩扑克。“现在与朋友不谈诗歌了，光谈生活，大约是年纪大了，羞于谈诗。” 生活得太腐败了？“不是腐败，是太休闲了，而且是非常文人式的。”欧阳江河睁大他四川人那种精光闪烁的小眼睛，盘腿坐在沙发上，满面喜气地纠正我的说法。 1993年之后就不属于任何单位，写稿从来不要稿费，汇款单邮寄过来也不会去取，太费事。收入从哪儿来？做演出策划。欧阳江河不透露细节，“但很多知名的演唱会都是我促成的。我的工作方式不可复制，就是打几个电话。”除此之外，书法作品在日本有固定的订单，亦是其不同于其他诗人的收入方式。总之，“欧阳锋”已经过上了一年只需工作两个月的幸福生活。 魏晋文人式交往的四川“五君子” 1977年底，我认识了老诗人孙静轩，他对于沟通四川年轻诗人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都是因为恰好在同一时间去看孙老师而相互认识的，他就好像是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的一个开关。然后才有了四川“五君子”。 “五君子”是很难归纳的流派，这几个人是张枣、翟永明、柏桦、钟鸣和我，我们五个人写作风格差异很大，而且我们不同于第三代诗人那种江湖式的交往方式，我们的交往是非常魏晋文人式，我们之间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聊。 最能体现出我们五人之间的那种文人气交往方式的是我和柏桦的第一次见面，1982年，他当时还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念书。我们聊了两个小时聊得非常好，临走的时候，柏桦说：“欧阳江河，如果你要像你说的那样，把诗写好，我只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再也不要穿这件毛背心了。” 当时我穿着的是一件机织的、有点花纹的毛背心，在那个年代显得有点花哨了。 本来我对穿衣服是没有感觉的，基本上是逮到什么穿什么，那件毛背心是我父亲的，我穿着合身，所以已经穿了很长时间。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穿这件衣服，而且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穿衣之道。 我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内容了，但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他对我说的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个逻辑太有意思了，他竟然注意第一次见面的男性朋友的服饰问题。他的衣服也很便宜，但他很注意细节，注意色彩的协调性。柏桦在当年几乎独一无二，尤其是第三代诗人个个都穿得像土匪，包括现在极爱漂亮的翟永明当年也穿得像女民兵一样。 靠《悬棺》清除古典文化“毒素” 我们的写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今天》对于所有人都有地震性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起初，我们顶多是读到普希金的诗歌，一下子看到《今天》他们那批人写的诗，才知道中国诗原来也能这样写啊，这种震撼可以说是醍醐灌顶。 我早期主要受古代文学，包括文章诗赋词曲的影响，在写作风格、观念上迷恋古典。我们这批人没有受到专业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其他的消遣方式，我们的知识来源尤其是美学来源就来自中国古典文化，加之我从小练习书法，所以我曾经可以背诵五六千首唐诗，100多篇古代散文。 我起先受杨炼影响很大，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悬棺》，他那种史诗式的写作唤醒了我精神里沉淀已久的中华古典文化的结晶，他帮我找到把古典文化跟现代相关的方式。《悬棺》我起先计划写五章，我连续写了三年，写完三章之后，翟永明带去给韩东看，韩东觉得诗不能这样写，杨炼则给我回信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作品。 《悬棺》影响了很多人，但我立刻就离它而去了。因为《悬棺》的思想内容几乎与我当时的生活状态完全不相关，我希望用现代的方式来写作，表达当下的感情，所以我要尽可能地远离它。写《悬棺》对于我来说，是为了完成这种转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开始吃巧克力之前，先要把红苕屎拉完。我想通过写这首诗，把古代文化对我的影响消耗完。这种转变是我故意的选择，我故意地反叛自己，而且几乎不着痕迹。 第三代诗人登场不乏表演性因素 1986，《诗刊》组织青年诗会，要求我们每人写一首有关玻璃工厂的诗。我本来也不打算写的，因为同去的一个女诗人白血病犯了大家轮流去医院守护她。第一次就是我和王家新值班，我和王家新必须有个人永远醒着，所以一直聊到3点钟，王家新说他撑不住了，要躺一会儿。我说你有纸吗？王家新只有个烟纸盒，我那首80多行的《玻璃工厂》就是写在这个烟纸盒上的，后来几乎一字没改。 这是一首写物的诗，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处理物质的能力，所以我刻意想把物的特点变成语言的特点。语言的革命是我们80年代诗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现在回想，80年代好像发了一场天花，到现在还能看出后遗症。起先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歌体，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些翻译过来的外国诗歌竟然是用郭小川、贺敬之的文体来译的。《今天》他们所产生的更潜在的影响还是在于他们使用了一种全新的，至少是半新的语言方式。 在80年代中期，各种语言和写作方式都出现了，并且开始了应该采取书面语、口语或者是书面语与口语混杂的大争论。1986年11月，徐敬亚在《深圳青年报》刊登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几乎把上百个流派都呈现出来了。当然实际上大的流派并不多，四川的主要流派其实就只是非非、莽汉、现代汉诗派等几个。 这以后，第三代诗人登场了。每一代人登场都会采取一个姿态，当然，其中不乏表演性的因素，记得在一次公开会议上，非非团体说他们办杂志没钱，只好通过卖血来筹经费，老诗人听了都给他们鼓掌。 事后追溯，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派的反叛好像是一个谋划的产物，我们置身其中的人知道，这其实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那种要pass上一代的表演对于我们五君子团体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完全没有参加过。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第2.5代。 黄金和垃圾交相辉映 第三代诗歌是一种黄金和垃圾交相辉映的时代。但是“垃圾”并非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它是生活的常态，垃圾也可以发光。 譬如，四川第三代诗人的写作状态和酗酒很有关系。北大的老木去成都和万夏等一帮诗人一起见面，第二天和我见面时说他被吓了一跳，当时的成都餐馆还有那种一张长条桌子、两个长凳子的格局，喝着喝着，这帮人全部蹲在了凳子上，有人敬酒的时候甚至是站在凳子上。这种生活方式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上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当时通讯不发达，朋友要跟你聊天就会直接去找你见面，所以，当你想认真发力写诗时，你就得玩失踪。为了写诗跑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去住，把自己从熟悉的环境中隔离，这对我们来说是太普遍的状态。 那个时候虽然物质匮乏，人人都是半个穷光蛋的状态，但人们干什么事都有兴奋的狂欢劲头，诗人任何时候都聚集在一起。这种过节一样的气氛，弥漫整个80年代写作。我即便是喜欢独处，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 有评论家说四川更多是出诗人，评论家和小说家相对少一些，他注意到除了这种生活方式和节日气氛之外，还跟四川的地域特点有关。四川是盆地，气候潮湿，海子有一年去四川，我问他对四川的看法，他说你们成都的植物太嚣张。所以，四川的诗歌体现出一种喋喋不休、大声武气的语势，有一种淤积的感觉在里面。 口述：欧阳江河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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