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理于“政” 弘德于“史”——关于梁衡的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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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斐

  梁衡的散文,多有对政治才俊和历史脊梁的精神眷顾与道德诠释。文学创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准确而及时地切入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并为其注入浓烈的时代精神和饱满的艺术汁液。

  梁衡的散文以实际的考索和动人的笔触,对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有力而又有致的事迹爬梳和精神开掘,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艺术魅力的烛照而使人们得以洞见社会历史的底蕴和人物思想的内曜。从企望“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到立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从无奈之下吟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到兀自“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从立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被后人喟叹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亮;从灿然“以文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的瞿秋白,到奋然日理万机、鞠躬尽瘁、国事民情系于一身的周恩来,都在作者的情愫之中,也都在作者的观照之内,皆被他诉诸笔端,钤于纸上,注入了巨大的热情和激扬的意蕴,幻化为高尚的道德和宽广的襟怀。特别是在对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胡志明、居里夫人等伟人的描写中,更多地是发掘了那隐藏于浩然躯体内的闪光的潜质和超越常人的理想、智慧、意志与毅力,而在对王洛宾、赵朴初等名家和草原歌手哈扎布、山野老农高富、虽铁窗蒙冤而始终凛然不屈的桑原等人的刻摹中,则更多地是撷取了其所禀具的优良品格与献身精神。尽管描写的对象不同,人物的背景不同,各自在历史和时代的坐标上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作者都满含激情地从审美的视角上赋予其以政治的涵义,并将政治人格化,将人性社会化,将生活审美化,将思想具象化,在写大事、抒大情、熠大美中给人以崇高的道德教化、智慧启迪与艺术享受。

  梁衡有一本散文精选集,叫做《把栏杆拍遍》。它出自辛弃疾的词《水龙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且不要以为辛弃疾仅仅是一个词人,不,他浑身都充盈着政治的热情与历史的滞重,就连其词作也无一不包含着猛烈激荡和炽热如炙的政治意蕴,当然其中更多的恐怕还是由政治抱负的壅失所产生的政治长啸与政治喟叹。

  如果说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战将词人,那么,林则徐可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戴罪的功臣了。他与辛弃疾的遭遇极其相似,皆因忠心报国而屡屡获罪,咸由才能出众而频频遭妒。“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是辛弃疾所发出的无奈的苦笑!“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这是林则徐所发出的苦涩的自嘲!谁都知道,虎门销烟是林则徐的盖世功劳,可偏偏因为这样的功劳使林则徐遭贬受罚。这种黑白颠倒、是非混沌、嫉妒成风、贤才遭诬的社会政治环境,只能注定这个社会的走向灭亡。

  梁衡笔下所写到的人物都是民族的魂魄、历史的脊梁和时代的光耀,而在这民族、历史和时代的底蕴中,又无不萦荡着政治的精魂与气韵。他说,“一个人只有辛苦的实践,诚实的牺牲还不行,这些只能随寿而终,只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创造一种精神,能提炼出一种符合民心、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从辛弃疾、林则徐、范仲淹、诸葛亮、韩愈、柳永到马克思、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志明等,不就都是这样的么!

  这是梁衡的一种追求。他的每一篇散文,都是深入考察、认真研究和长期思索所结出的文学硕果。像瞿秋白的常州故居和纪念馆,他就先后去过三次,整整思考了六年,才驭笔成文。像林则徐从虎门销烟到伊犁戍边所留下的斑斑履迹,他都不仅一一予以寻访,而且就连早已荡然无存的边城惠远,他也要坚持亲自踏勘,在漫漫沙尘中寻访着林则徐当年蜗居过的小院短墙和瓜棚豆蔓。在梁衡的笔下,诸如《这思考的窑洞》、《特利尔的幽灵》、《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石河子秋色》、《壶口瀑布记》、《永远的桂林》、《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领袖如父》等篇什,都无一不是着意踏勘与悉心造访之后的文学产物。所有这些散文,都在优美可人的文笔中给读者留下了咀嚼不尽的历史之“核”、回荡不绝的时代之“韵”与萦盈不泯的民族之“魂”。

  梁衡的创作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为自己规定每年只写一、二篇,但一定要有思想、有灵魂、有脊梁。作者在叙事中辨析哲理,在描写中高扬激情,在诗意中显现历史,在论骘中彰明道德,在洋溢着诗情与哲理的娓娓诉说中又颇不乏对优美风物的采撷和对人伦世义的澄辩,读之既让人获知识、得教益,又使人抒胸臆、扬激情,不失为散文创作中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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