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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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茹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7年第6期 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于1937年12月28日。那是“七·七”事变后整个民族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反抗挣扎的极端苦难的日子，正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原本就因深重苦难而披遍“悲凉之雾”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土地上”，而今又遭民族命运空前危机的战争灾难之“雪”的覆盖。世纪的“悲凉”之感瞬间激化为异常尖锐的痛苦和快要破裂的悲哀与忧郁，于是，“寒冷”的抒情语境来临了。 我们不妨先从诗人稍前于这首诗也同样写于“七·七事变”前一天的《复活的土地》一诗谈起。这首诗中写道： ………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诗人是热情的敏感的，他在抗战爆发的前夜就如此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时代，同时也如此向人们宣告也告诫自己：“苦难”已成为过去，从此不再悲哀和忧郁，召唤人们与“复活的土地”一同去“希望”和“战斗”。于是诗人满怀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者”的激情，辞去了他任教的杭州蕙兰中学，途经上海奔赴当时全国抗战中心的武汉，又“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武汉”。他在战争烽火连天的土地上一路辗转奔波，深沉的诗人一方面为抗战初期高涨的全国抗战的热潮所鼓舞，另一方面却又被亲眼目睹、亲身体验的战争带给土地和人民的深重苦难而忧郁的感情所困扰。就在这种时代背景和主观心境中，1937年底的一个夜晚，在诗人居住的阴暗寒冷潮湿的房间里，天色晦暗，空中浓云密布，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即将降临。此情此景，正在为民族的苦难和中国的命运而深深忧虑的诗人，沉浸在一股难以抑制的悲哀忧郁的感情潮水里，与眼前大雪将临的自然景象不期而遇，碰撞出诗人浮想联翩的抒情“灵感”的火花，捕捉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大地”这一诗的意象和意境，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著名诗篇。这，正如诗人所说：“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来到的兴奋，瞬间消逝的心灵的闪耀。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 诗之为诗，其本职在于“抒情”二字上。那么，这首诗抒写了怎样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是怎样抒写出来的呢？艾青说过：“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诗人写诗的“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他使一切难以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在这首诗中，诗人聚焦于自己“寻找”到的富于创造性“灵感”的“雪”的意象，并由此展开想象。诗歌开头就描述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一景象。这既是自然景象，又是富于概括性与象征意味的苦难的时代现实生活画面。它形象地传达出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所痛苦的悲哀、忧郁的感情。这一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由此营构出浓缩凝聚全诗的中心意象和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的意境。“苦难”与“忧郁”是理解这首诗的意境的两个关键词。 接下来，诗人围绕这一核心意象，选择了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的“风”、冒着大雪“赶着马车的农夫”，“寒夜的船中”“蓬发垢面的少妇”，“背井离乡的年老的母亲”，失去土地和家园饥寒交迫的无数的“土地垦植者”等意象：（它们）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双臂，还有曾经几次被“苦难的波涛”“吞没而又卷起”的诗人“我”等多组既具有生动生活质感和画面感又富于概括象征意味的令人感触“寒冷”的生活情景，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核心意象具体化。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把苦难与忧郁的意境诗情画意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读者不仅被其深沉而悲怆的“艾青式的忧郁”之情所感动，同时也为“艾青式”的独特而多彩的抒情艺术所征服。对于雪夜之“风”的描述，从修辞艺术上说无疑采取的是比喻和拟人的手法。而比喻与拟人的手法本身并不稀有，别的诗人也常用，而到了艾青手里，却借此生发出不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像太悲哀了的老妇，”“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这一比喻所创造的意象，不仅生动形象地使“风”这一“难以捕捉的东西”，“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而且寓意深刻地传达出“苦难”与悲郁的历史之漫长和程度之深重，鲜明烙印上了艾青对民族与土地的苦难和忧郁的深沉的感受与理解。艾青不愧为“土地的儿子”、“农夫的后裔”，堪称是“苦难的画手”、民族的诗人。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这象征着苦难的雪夜之“风”中看得见“太悲哀了的老妇”的形象，听得见“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从中不难见出艾青对“苦难”感觉之深沉，“忧郁”体验之沉重。正如艾青在《北方》一诗中告白的那样：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古老的土地 ——这国土 养育了为我所爱的 世界上最艰苦 与最古老的种族。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诗人把“中国的土地上”的苦难与其“古老”二字联系在了一起，其所诉说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的遭遇，而且是它的历史命运。因此，那所谓“太悲哀”之“太”所意味的不仅是悲哀的尖锐，而且还指向其所积淀的深沉，因深沉而又更见其尖锐。是“古老的国土”以及对这“古老的国土”的“爱”，赐予艾青以如此尖锐而深沉的诗的想象和语言。从所谓“古老”的“悲凉”激化而来的当下的“寒冷”，在那历史积淀与时代投射的纵横交织中，诗一开始就不仅表现出“寒冷的指爪”感觉刺激的尖锐性，而且透出“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内里包孕着的浑然深广的忧患况味。所以，从那“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的“风”中，不仅可见出“悲哀”的力量与深度本身，还可见其所由产生以及其所蕴含着凝重而严峻的民族历史与时代信息。只有从这里，你仿佛才可能触及到艾青诗悲哀与忧郁的根柢和底蕴。所谓悲哀与忧郁，既是诗人自我的，又是根于“国土”及其历史的。作为“土地的儿子”的诗人如此与自己的民族与时代融为一体，在共同呼吸和命运中“抒写”着民族之情，时代之情。 人们爱用“散文化”来形容艾青诗自由体之语言和形式特色。意思是说，它可以不押韵，句子长短不拘，章节的行数也没有给定的格式。然而却有着诗的形式美，富于诗的语言艺术的魅力。因为所谓“散文化”不是散漫随意而是“适度的慷慨、适度的吝啬”，“努力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不受拘束地表达出来”。因此“散文化”，决不是要把诗写成散文或散文诗，从而摒弃了一切诗之为诗的形式和技巧。相反，艾青其实在诗歌形式上十分讲究，十分注意巧妙而自由地运用诗的形式技巧而不露雕琢的痕迹，纯熟地驾驭着自由诗体的规律，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诗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展示出特有的朴素清新的形式美感。这首诗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特色。我们知道，艾青是学绘画出身的。因此，这首诗不仅具有如上提到的造型（“凝形”）艺术形式的画面感而“诗中有画”，而且在既不押韵又无整齐句法的外表下，却流动着一种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而“诗中有乐”。因此，这首诗又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乐曲。如果说“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大地”这一乐章是贯穿全诗的主旋律，而从开篇起调开始在有规律定形地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过程中，交织着上述富于画面感的几组相对独立又相互映照的生活图景，形成渐次递进的主旋律的变奏，而这些变奏又使主旋律得到不断动态的扩展和深化。当读者每一次听到这一主旋律的反复以至于到最后一次，不仅逐渐领会和把握到蕴含其中的深广的思想感情的信息，而且获得了富于抒情韵律与节奏感的完整的“音乐美”的诗美享受。 富于生命个性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抒情对象之间交流对话的抒情角度与结构，是这一首诗又一独特鲜明的抒情方式。西方现代哲学界马丁·布伯把理想的（审美的）人类相互关系看作是交往与对话的关系。这种理论把人类关系归结为两种基本的关系模式，即“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当人们摆脱日常功利的“我——它”主客的工具关系，便可能进入审美的诗“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从诗的抒情学的角度上说，诗的抒情通常是由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景、物、人、事）及其关系构成。由于两者的形象及其关系的构成方式不同，表现为不同抒情语境中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抒情角度与结构。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曾说：“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和欢乐中。”这里所说的是“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融合”与“糅合”，这种从审美境界中形成的“我——你”之间的交流对话关系，具体到这首诗里则体现为落在同一命运对“苦难与忧郁”感同身受的“我”与土地（民族）及土地上的人民亲切直接的交流与对话的抒情角度与结构。首先，“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其抒情对象之间，不是在“我——它”的疏远的语境中而是在“我——你”的亲切语境里。不是作为“苦难”的通常所谓旁观者或同情者而是以“大地的儿子”，“农民的后裔”身份作为“苦难与忧郁”的承受者和表现者出现在诗中，与苦难和忧郁的“你”——土地与土地上的人民进行“我——你”关系对话与交流的，这样就令人觉得十分地亲和、深情而感人。诗人“我”不仅用“你”直接与赶车的农夫和蓬头垢面的“少妇”对话，而且干脆就在“年老的母亲”前面冠以“我们的”这一称呼，并且以“赶着马车的你中国的农夫”称谓，以：“告诉你，我也是……”格式的面对面交流式的口吻，与抒情对象展开“零距离”的对话，诉说自己的苦难与忧郁，——“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地憔悴呀”。这样，抒情主体“我”与抒情对象“你”（“你们”）融为一体，构成苦难与忧郁的“我们”的合唱，而且也非常自然地把读者也卷进这一合唱中，成为这“我们”中的一员，感同身受这苦难与忧郁，因而真正实现了心心相印的心灵共鸣。正是在这种审美感受的诗的抒情语境中，诗人才能写出而读者也能够感受到的诗的结尾一节催人泪下、暖人血热的诗行：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诗人是在问“中国”，更是在问自己。这嘘寒问暖、无比温柔的诗句，与其说是出自诗人的自谦，毋宁是对其使命的自省；与其说是无奈的叹息，毋宁是渴望的吁求。它不仅是一种温柔的殷勤，更是一种坚强的庄严。由诗人深沉的“爱”与“力”所孕育出的这“温暖”的诗句，因此“温暖”而带着心灵的体温体贴和熨抚着“中国的土地”。至此，读者终于明白，这首诗不仅仅要告诉人们“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是如何“封锁着中国”，而且是要给予这“寒冷封锁着中国”以“些许的温暖”。土地一样深厚的感情，土地一样淳朴的语言！ 当心灵目睹这出自心灵深处的庄严而温柔、痛苦而美丽的诗句时，不仅会为诗人“我”与“你”——中国的苦难和忧郁而潸然泪下，而且更会为诗人对这一苦难与忧郁的态度本身所怦然心动起来了吧。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大地”的历史瞬间，凡是遭遇“寒冷”并痛感到“寒冷”的人们，是会掂量出“雪中送炭”的诗人这“温暖的诗句”的“温暖”的份量来的。 鲁迅先生在《诗歌之敌》一文中曾指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为了避免这所谓“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我们赏析一首诗，不仅要问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还要问这一感情独特的人情美在美学意味上的“精神个体性”的风格特征。“诗缘情”，而诗情向来有豪放的，也有婉约的，有阳刚之美，也有阴柔之美，有壮美，也有优美，有血写的，也有泪写的……而这些只要是真的、善的、美的，就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和意义。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化出的诗及其美学风格的评价，也应是如此。然而，诗人在写这首诗中表现“中国”的苦难与忧郁的那个时代，却因“忧郁”而受到过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种情感过于低沉，是对民族力量缺乏认识的结果。对此，诗人曾这样回答：“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诗论》）人世间最丰富、最自由的创造之物，莫过于诗。然而不要忘却我们曾有过“太悲哀”然而“不准忧郁”的时代。现在而且即使在将来，是否承认诗人忧郁（或悲哀）的抒情权利并且是否也能欣赏所谓“太悲哀”而忧郁，这还是一个尚属待知的问题。 是的，不仅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只要人间还有苦难存在，人类对苦难的生命体验与审美创造中，“忧郁”便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苦难本身并不一定就能成就忧郁，而忧郁本身也并不一定就是目的。诗人艾青曾这样发问过自己的忧郁： “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正是艾青式的忧郁，而这忧郁根源于他对土地的深沉的爱。而读者从艾青式的忧郁中得到的感动，在深刻的意义上说，是感动于透过这忧郁的泪水，映现出的他对土地深沉的爱。而艾青式的忧郁，虽然“常含泪水”，但绝不是一种无力的哀述，绝望的呻吟，抑或是沉溺于“伤感主义”的宣泄，唯美主义的自我陶醉，而是在这首深沉悲怆的诗中读者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美与“力”特殊交融而成的软而带硬、柔而含刚的美学风格。用诗人自己的语言来形容这种美学风格的话，那便是“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绝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吧”。（《诗论》）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因此“寒冷在封锁着大地”，然而这“寒冷”何曾“封锁”住中国的不屈的灵魂和诗人那一颗温暖的心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意境不仅如前所述可以用“苦难”和“忧郁”，而且还应用“寒冷”与“温暖”这一相反相成的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这样前后联系起来解读才仿佛更切合这首诗提供的诗味和美感。 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艾青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也是他解放前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作为一个时代与民族的诗人，他的感情和风格不是单调的，而是丰富深沉、充满张力的。我们仅仅着眼写这首诗的前前后后，艾青不仅写出了类似于这首诗的《手推车》《驴子》《北方》《补衣妇》《乞丐》等以苦难与忧郁为基调的许多佳作，而且几乎是在同时又写出了《复活的土地》《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等热烈奔放为风格的那些著名诗篇。一方面是悲哀忧郁的，另一方面则又是热烈奔放的。这两股抒情激流风景迥异、姿态径庭，却又相激相荡、迴漩交汇异质同构而成艾青这一时期诗歌艺术的整体，分别构成他诗歌创作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和想象展开的左右一双翅膀。我们对此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这一时期的那首闻名于世的《我爱这土地》之所以堪称为艾青的代表作，正是由于她是上述两个方面互渗互化、相映成趣而有机整合的必然结晶。《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也只有置于艾青诗歌这一整体视域，亦即在“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语境中，方能解读明白。否则，是不易见出其中包孕着的感情的内在张力，是有可能贬抑“忧郁”本身而且难于“把忧郁和悲哀看作一种力”的，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杨庆茹，黑龙江省哈尔滨学院文学院中文系教师。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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