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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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 在“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中,《华南虎》有着极为重要的原型意义。“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以及它对伤戮与困境的坚韧反抗,无疑是牛汉的“文革”诗作相当突出的话语主题。除了《雪峰同志和斗笠》等不多的篇什以外,牛汉大多数的“文革”诗作均都取材于自然。特殊的个人气质、命运遭际与诗学观念,使得诗人“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感动”(注:牛汉:《我与华南虎》。),而且,即使是写人,诗的焦点往往也集中于“伤痕”(注:如《雪峰同志和斗笠》和《关于脚》便在展示冯雪峰“踝骨和脚背上/留着铁镣啃的伤痕”和“他的胸骨上”在“集中营留下的创伤”的同时,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酷似。)以及伤戮中的坚韧反抗。所以,他才赞美“在深深的地下,/穿透坚硬的黄土”而坚韧地寻找着生命之水的“毛竹的根”,赞美那些饱受伤戮的灌木与大树下“巨大”而“坚硬”的“根块”(《巨大的根块》、《伤疤》)。 在那样一个严酷的年代里,“屈辱的处境、自恃高洁的人生理想”使得诗人从“根的品性、姿态、苦难,获得了难以衡量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了值得珍贵的“命运的邂逅”(注:牛汉:《我与草木的根》,见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实际上,这种“邂逅”不仅发生于诗人与“根”之间,而且还发生在我们所曾述及的“鹰”与“虎”以及“大树”(“枫树”、“半棵树”)那里。绿原先生曾经通过对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与美国诗人洛威尔(Lowell, James Russell,1819—1891)的《枫树》的比较,揭示出牛汉笔下的“枫树”(“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惊心动魄的受戮以及它的芬芳与伟岸(注:绿原:《活的诗》,牛汉诗选《温泉》“代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 通过比较,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牛汉的“鹰”所具有的独特性。无论是在《坠空》,还是在《鹰的诞生》中,“鹰”都像其笔下的“华南虎”一样,领受着世界的残暴,而与此相反,在同样以对“鹰”的写作著称于世的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那里,“鹰”却是万物的“施戮者”,它统驭着这个世界并对众生具有着“分配死亡”的权力(《栖息着的鹰》)。专注于生命的受戮,自然导因于牛汉特殊的“屈辱的处境”,但他在揭示生命的受戮与屈辱的同时,同样书写了“华南虎”一样的悲壮反抗,实际上,正是在残暴的“伤戮”与无畏的“反抗”之间,“生命”才充分显示出高贵与尊严(《半棵树》(注:牛汉的《半棵树》也是其“文革”写作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对于它的深入解读,请参看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9章第3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并且烤炼出它的奔放不羁的伟大灵魂(《华南虎》、《鹰的诞生》),从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危处境以及他们坚韧不屈的精神反抗。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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