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宗族宗法的演绎历史文化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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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白鹿原》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把政治斗争作为故事的背景,关注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聚族而居的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两姓一个家族的宗法文化的恒常与震荡,来探究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来探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隐秘。小说表现出作者对民族文化严肃思考,文化意识的自觉。典型只能从作家非常熟悉的生活中来,不能出自主观的臆造。这个定律异常严格,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白嘉轩和他的农家庭院、原上沃土时,何其真实、丰满,得心应手,而到刻画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时,却立刻力拙。说是要塑造“关中大儒”,却不过是制造了一只作家主观意向的传声筒罢了!特别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作家打破了狭隘阶级论的惯性思维定势,从“人学”高度塑造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中国传统农村宗族族长的典型形象,反映了人性与历史的丰富性,是仅仅图解阶级范畴的黄世仁、冯兰池等地主形象无法比拟的《白鹿原》创造了许多丰满而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令人过目不忘。在作品给定的情境中,白嘉轩娶过七房女人,目的是承继祖业,不断白氏香火;为了中兴家业,他与鹿家换地、种罂粟、迁祖坟,最终实现了人财两旺的愿望;他办学堂,让白鹿村的孩子们有书念;作为白鹿两姓人家组成的宗族族长,他兴仁义,正民风,以身作则,在施教化;他还散发鸡毛飞贴,密令农民抗税交农;在家遭土匪抢劫后,他为了立民心,扬花气,安排过会的戏照演不误,自己身形佝偻,照样躬耕田野,硬是要向人们显示其严谨勤奋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完全恢复;他两次关注黑娃的被囚禁,虽前后两次的性质不同,却贯穿着他的做人原则:该于危难中为“坏人”导出转机之时,就不怕世人的说三道四,执意去做。该仗义营救好人之时,便勇于挺身而出;大旱之年,他不惜残身而充当“马角”,心中装着的是土地的龟裂与苍生的忧虑;他修塔镇“邪”,敢冒族人之大不韪,在所谓的人鬼、正邪之争中,显示出身为族长的胆识和勇气。这就是白嘉轩!他一生遵从的是“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信条,以仁义为准则,正是非,明善恶,认准的事,坚定不移地要办成、办好。所以他的独立自主意识,道德自律与他律意识和宗族意识都非常鲜明,这正是他处于动荡年代,既不受他人飞长流短的影响,也不为时代不同潮流的冲击所动,而能自信、自强、自尊、务实生存的内在精神依据。可以说,白嘉轩是中国农民中通过自身的实践而具有了传统文化素养,敢于面对现实,最执著地追求自我理想人生的一类人的典型。中国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文明,儒家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天人合一”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精神,中国民众重经验、重习惯、重常识、重宗法血缘关系的文化模式,在这个艺术典型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部文学作品并非一定要告诉我们关于人生实际存在方式的准确信自——虽然,这也可以作为第二位的因素加以考虑,更重要的还是要引导我们通过对生活经验有选择的直接描述,去认识人类存在的真谛”。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给读者关于人类存在的真谛的启示由要是:人应该自主的、能动的生存,为使这种生存有意义,人必须认真地建设自己、提升自己:这种建设和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修养,这样人才能获得巨大的持久的人格力量,才有可能使自身的存在与其本质的实现相统一。

正因为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能够给予读者以关于人类生存真谛的深刻启示,《白鹿原》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关于生存的基本焦虑,在与白嘉轩的生存焦虑的对比分析中,有所反思,有所选择,进而或丰富其人生经验,提高其生存境界,强化其生存意义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或猛然惊醒,觉今是而昨非,愤然重构自己的理想人生。《白鹿原》就是这样满足现实审美需求中的基本期待的。这种满足,对于那种在现实生活中对自我生存状态自觉,精神振奋,始终能身心投人地摘事业的人来说,他们与白嘉轩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易于神交;对于那种在现实中对其生存状态尚不够自觉的人来说,则是一种新生的启蒙,他们势必要经过一种觉醒时的痛苦,才能真正认识到《白鹿原》的审美价值。而一旦他们真正对自我生存状态有所认识,并能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极具个性特色的深刻具体化,促进了其生活境界的质的飞跃,则他们的审美心理便会从既定的审美模式中破壳而出,得到相应的提升。这说明,对于陈旧的审美观念最有力的冲击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而最有效的冲击是呼唤和体现这种根本改变的优秀文学作品

 《白鹿原》放胆表现人的性行为。白嘉轩与其所娶七房女人的洞房之夜陈忠实都写到了,而且写出了其不同的性行为的方式和心态。但读者的感受却不是纯生理的刺激,更多的是对白嘉轩这个活生生人的文化心理及其生存行为的理解与把握,是对传统文化深厚透彻地占有个体的领悟。黑娃的性生活是与自己的命运纽结在一起的。他从小不爱读书却喜欢劳动,穷苦的生活和大自然的陶染促使他较早地意识到自我。他追求自主,也向往自由,面对板滞的威严,立刻会感到一种无形的精神压迫,所以他极看不惯白嘉轩挺的太直的腰杆。但他乐意情感上的真诚沟通,兆鹏的一块冰糖就打动了他,并激起他对未来的憧憬;而又一块点心,却又惹恼了他,因为他意识到了这其中的一种依附关系。他与小娥的偷情,是当时具体文化环境和自身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小娥卑贱的处境与强烈的性饥渴,黑娃被王相等人诱发出的性冲动和早已萌发的自主意识,都使双方的偷情成了自然而然的行为。偷情不仅给黑娃带来了与异性相交的欢乐,更给他以支配自己命运的初步尝试。这是他走向成人的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由此导出了他一系列悲剧。他与小娥这种虽是畸型却也是自由结合的婚姻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承认,夫妻入不了词堂。拜不成祖先,只能穷居于破窑之中,人另册,受歧视,成为被损害被侮辱的人。至于黑娃与高玉凤的性生活,作者用墨不多却寓意深刻。洞房之夜的黑娃一下子理智了许多,那一夜他在“完全是和平宁静的温馨,令人摇魂动魄却不致于疯狂”的性行为中,从情感上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妻子的“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使黑娃在领受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可靠和安全”。性行为的方式与人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对应一致,促醒了黑娃,于是他决心从新婚的第二天“开始念书”。这个曾经闹过农运,又被迫当过土匪的天不管地不收的汉子,竟然在温柔之乡中体味到了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学为好人”的重要性了。性意识确实是人的深层心理,陈忠实对黑娃性行为的描写实际上是为读者打开了一条透视人物内心世界的通道,让人们据此去思考黑娃这类人的命运,思考人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完美的人生。田小娥的性生活,几乎是一个由性关系结成的网,它相当深刻地把当时社会心态和人际关系的种种畸型现象呈现给了读者。鹿子霖的卑鄙下流与阴险丑恶,在这张网中得到了揭示旧孝文徒有其表的仁义,在这张网中被撕得精光,并由此展开了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黑娃的复仇怒火,狗蛋的淫心欲念,同样在这张网上得到了表现。就是白嘉轩的为人,仁义白鹿村人的精神状态和禀性耿直,敢做敢为的鹿三的内心世界,都能在这张网上得到折射、映照和洞悉。而田小娥本人的性格与心灵世界也是在这张网上被知觉化了的。这说明,最能透露出人的心灵奥秘的东西,恰是与其本能的性欲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行为。田小娥织成的这张性网,虽不见容于世,却不失为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难为人知晓的种种隐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纵深观照人生的窗口。至于白孝文的性生活,则更能让人看出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他与妻子的性行为经历了一个由无知到纵欲,再到正常的性生活的过程,它让读者看到了白嘉轩家教的一个侧面,其中不乏喜剧色彩。他与田小娥的往来,虽然显得丑恶和不堪人目,却也不乏真情在。用他的话说;“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样子了!”表面上这是他回答小娥自己眼下何以这般雄健的疑问,内心却是发泄他对在所谓仁义束缚下性格压抑和性功能萎缩的不满,倒也揭示了一种难以为人们首肯的情与礼的冲突。生活与人内心世界的曲折复杂,个中就可看出一二《白鹿原》对不同人的性行为的描写给人们生存和审美的启示主要是:一、个体的性生活虽属于一种隐私,但它却是最能见出其内心世界和其所处社会文明度的特殊领域;二、性生活的生理快感是个体的生物性追求,它作为人的深层心理的心理基础,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较强的诱导性支配作用,因此,个体的性文化心理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对它的调控,目的在于使其性生活与其人格和命运保持和谐;三。个体的性生活有动物化与人化的冲突,“从性交到爱情”(马克思语)这是性生活人化的轨迹和标志,因此个体应将爱槽与其生存境界统一起来,提升爱情的价值指向;四、性与人的生存关系决定了它是人们对文学内容的一种潜在的基本期待,文学应该描写人的性生活。只要写了它,由于阅读文学文本必须经过读者的具体化,这就怎么也避免不了相应的感官刺激。因此,作家应以“理性的健全的心理来解释和叙述”作品中人物的性生活,读者亦应以同样的心理面对作品中的性描写。从某种角度讲,读者健全的性心理更为重要,但这种心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建构既有赖于读者自我意义世界的高尚,亦有赖于通过对文学作品性描写的审美辨析而获得的审美经验。中国是一个崇尚道德的国家,有用文学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封闭和压抑性的一面,而且在文学上也有以“无邪”一统文学的思想。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性生活大都难免淫邪之嫌,致使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将与性有关的文学作品程度不同地排斥在审美的范围之外,很少积累下这方面的审美经验。《白鹿原》这样多方面地描写不同人的性生活,对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无疑是一个挑战。但由于这种描写能够启发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状态的思考。能够扩大人们审视情感世界的视野,洞悉人的心灵奥秘,真正的从精神上理解自我。了解他人,并对确立自我的精神价值取向有积极作用,所以,它能够在新的层面上满足人对文学的基本期待。特别是,正在改变着生存方式的当代中国人,随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文化的建设,必将会在传统的性封闭和西方的性解放之间作出属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独特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白鹿原》关于性描写的启示无疑将会深化人们对于民族整体生存的思考,这种思考必然包含着个体的乃至社会的审美心理的重构

 《白鹿原》从历史跨度上囊括了新旧民主革命时期,写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和两代人的命运史。“风卷雪”的农民运动。铡了几个为非做歹的恶霸地主,白鹿原的人心为之一振;国民党的反攻倒算,又给白鹿原弥漫着浓厚的恐怖气氛。白鹿原成了励子,你烙来我烤去,可到底真正触动了多少人们习惯了的生存方式,这实在值得人们深思!当初率先掀起农运的带头人黑娃,虽然皈依到仁义白鹿村的乡约上来了,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的命运所构成的悲剧怪圈,不能不启发人思考究竟是谁从灵魂上把他置于死地的!倒是那个不为社会所容的田小娥,活着的时候敢以最放纵的肉欲满足来反抗把她置于被损害地位的封建族规和礼仪,死后又能够把亲手杀死她的鹿Z,这个完全是在仁义教化下成为白嘉轩的义仆,置于神情问呆、行将就木的绝境。她还敢嘲讽和戏弄白鹿原上的实力派人物白嘉轩。压在她尸骨上的那座6角塔,正是以传统文化的稳态化作为基石的,个中的悲剧是历史性的,也是耐人寻味的。上述这些能引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构成《白鹿原》作者“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重要部分,显然,陈忠实审视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把历史仅仅看作是阶级斗争,也不再从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来阐释历史。从文本的实际看,我以为有这样几点值得人们注意;首先是作者的历史眼光。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关系大儒,被白嘉轩尊为“圣人”。朱先生看历史,一是重史实,二是家民心,三是观动向,四是勤体验。他不看旗号、招牌、但看政绩、实效;不轻易说长道短,评三论四,更注重重自我省察和思索。陈忠实观察和思考他笔下的这段历史,也是这样的历史眼光。这是冷峻的、客观的、不是恩怨犹存的历史眼光。在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作者是尽力肯定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地位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一种客观的审视,甚至有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所以,褒,不是不顾历史真实的随心所欲的颂扬,贬,也不是毫无根据尽情反动派黑,在褒贬的深层,常或隐或显地引导人们不忘现实地来思考他笔下的这段历史的得失,这从对兆海、白灵、黑娃,乃至朱先生的墓砖的描写中均可强烈的感受到。其次是作者的历史尺度。面对历史作者不能没有立场,陈忠实以维护民族的利益为立场,它较之阶级的立场视野要广阔得多,胸襟要博大的多,气度要恢宏得多。作者以赞赏的笔调写于胡子的德政;写滋水县何县长推行民主政治,组建县第一届参议会;写朱先生砂禁种罂粟和睡行退兵;写白鹿原隆重公祭阵亡的兆海,等等。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作者甚至还借朱先生生前说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群饱含着沉痛的人生教训的话语称为反思历史的启示,其灵魂深处仍然是民族利益商于一切。可以说,陈忠实在构想这部作品时,满怀着对民族的深情之爱,并自信这是一种神圣的有长久生命力的情感。再次是作者的写史心态。自有史家以来,杰出者都是秉笔直书的,从不为尊者讳,历史是什么,笔下就写什么,抛头洒血在所不顾。这是真正的写史心态。《白鹿原》虽不是史书,却有史的价值。作者大胆写白灵的惨死,黑娃的屈死和白孝文阴谋的得逞,把以宗法制下的小生产者为主组成的革命基本力量所必然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历史的真实,活生生地端在读者面前,它既令人们思索历史的教训,又进而促使人们认识今天现实的某些弊端的历史根源,确有人木三分的审美效果。冷峻的、客观的历史眼光,维护民族利益的历史尺度和秉笔直书的述史心态,使陈忠实的历史观独具特色。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古人有“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的认识,可见客观地认识历史之难,而关键在是否“恩怨犹存”。先进阶级的历史观的确是贤者的一种历史见解,自有其价值在,但它可能有的失误大概多与不同形式的“恩怨犹存”相关。总之,正是这种客观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使陈忠实把白鹿原的悲剧写得淋漓尽致,涵纳了甚至连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历史的与文化的意义。《白鹿原》这样描写历史对人们的审美启示主要是:一、客观求实地审视和描写历史,作品的艺术真实便会获得世界性的说服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们虽然描写的是他用生命体验过的本民族的现实或历史,但他们总是面向人类说话;二、要获得现实主义的胜利就必须突破狭隘的功利主义,对历史负责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品格;三、追求永久的艺术魅力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矢志不移的价值目标,只满足作品得以产生的时代的人们的赞赏,是艺术创造的短视行为;因此,四,从个人的、集团的恩怨出发,或单从既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评价具有世界性说服力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不恰当的。这里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方面,“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另方面,“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从艺术对自拥,当它能够开掘出历史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如能够换一个角度让人们审视历史和人生,因而满足了人对文学的基本的、护根的和创新的期待时,它必然具有一种为自身“生产主体”,即创造自己的消费者(读者)的审美力量。这是一种不以个人和集团意志为转移的建构力量,它的存在是一种跨时空的持久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召唤人们更新审美经验的力度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伴随着“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的增多而更加强化。从消费者(读者)来说,当他们面对具有世界性说服力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时,由于旧的审美经验的作用,很可能产生审美判断上的某些困惑,但他们只要住得对艺术对象的知觉心态应该是开放的,不能仅困于已有的审美经验,而且还应该追求创造性的知觉,而不是重复性的知觉,他们终究会随着对自我和社会的生存状态的自觉度的提高,而从文学文本中获得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即把自我已得性的意义领域与作品所描绘的人生境遇作对照性的体悟,使艺术对象真心成为自己的需要,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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