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鹿原》:出走与回归——一种对家的复杂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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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农耕自然经济延续不断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长久影响其生活行为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既是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政治化的产物，又是产生儒家文化的基础。它的价值理想层面表现为“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价值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同时也把它视为精神的家园和情感的归宿。一个人的无家可归更多的情况下意味着精神上的无所归依。”[30]家族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关中人乃至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模式和道德精神，在家族制度的桎梏下，家族的族长，家庭的父亲长辈以极端的专制主义控制着他们的权力范围，显示出家族制度的野蛮、残酷和非理性的特征。同时，在另一层次上又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意识。在家族或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能够起到号召人民、团结人民、共同抵御外患的作用。 小说《白鹿原》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一家族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家族成为小说《白鹿原》写作的一个切入口，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出走与回归，作家陈忠实对于家族文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释。 在小说中，离开原上的第一个人是黑娃。他是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是家族叛逆的代码。他从小就与家族文化极不和谐，他不情愿去念书，宁愿“挎笼提镰去割青草”，他在家人的劝说下勉强走进学堂，第一个举动就是在给徐先生鞠躬的时候凳子滑下来砸了先生的脚背，而被父亲甩了一个耳光，作者借这样一个举动，显示出黑娃与学堂的不和谐。尽管他是学堂里其他孩子的领袖，但学堂里的生活让他感到苦恼。鹿家兄弟偶然给他的一块冰糖让他感到甜蜜，也让他痛苦。一个生活在下层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小“慌慌鬼”，在一块冰糖面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不平，他的主体意识觉醒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底层生存状态的矛盾，使他的心灵受到煎熬，他发狠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这是一句宣言，也是叛逆者对不平境遇的反抗宣言。他反抗的第一步就是离开家，离开白家自己出门去熬活。从他这一次离家到他回家，期间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阶段。反抗的第二步就是与财主家的小妾私通并冲破传统伦理观念，带回一个名声不好但十分漂亮的女人。他不听族长和父亲的劝说，宁愿被赶出家门，在堡子外的破窑安身。鹿兆鹏对此给予高度赞扬，说他“顶住了宗族家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反抗的第三步就是烧粮台，进农讲所，成立农民协会，砸祠堂处罚恶棍，掀起一场“风搅雪”。反抗的第四步是当土匪。当了土匪后的黑娃袭击了白家和鹿家，并且砸断了白嘉轩的脊梁骨。其实，白嘉轩笔直的脊梁骨是一种家族权力和威望的象征。黑娃砸断了白嘉轩的脊梁骨，实际上是向一种权威挑战。何况，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白嘉轩对黑娃一家可以算得上是仁至义尽。因此，黑娃的反叛应该是很彻底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叛逆角色，最后竟然也匍匐在祠堂的祖宗牌位面前。黑娃的皈依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行为，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曾对鹿兆鹏坦言自己的苦恼：“村里人不管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斜眼瞅我，我整天跟谁也没脸说一句话。”黑娃的苦恼道出了家族意识从外在舆论到内在精神上，给敢于反叛的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乡村人的冷漠斜眼是一张无形的宗族大网，笼罩着黑娃，压抑着黑娃，有脸无脸以及对祖先的内疚折磨着黑娃，这就使他在历史的推动中走向叛逆，在精神的驱动中又走向家族的回归，这两极矛盾运动的结果，最终是家族意识的砧板铸压和湮灭了叛逆精神，黑娃终于走上了回头之路。他对新妇说：“我以前不是人。”他对朱先生说：“想念书求知识活得明白，做个好人。”于是朱先生收他为弟子，并题字曰：“学为好人”。黑娃经过诵读论语而渐生儒雅气度，经过自觉修身而胎骨尽换。经此一番道德修炼，黑娃有了回乡祭祖的资格，他终于不再是无宗无根、祖先不认父母不要的浪子，他走回了原上，而且他是被朱先生陪着回来的，被族长白嘉轩迎接进门的。面对全族人的“伸头踮脚”，他下跪磕头，哭喊着“黑娃知罪了”，把自己“洗心革面学为好人”的决心倾诉给列祖列宗。在他又一次离开的时候，他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连他曾经刻骨铭心的爱人小娥也忘了，他连看一眼与小娥曾经住过的窑洞的兴趣都没有。在家族文化控制的强力面前，曾经轰轰烈烈爱情也变得黯然失色。 与黑娃叛逆的人生轨迹比较接近的是白孝文。这个从小受着良好家风教化的未来族长，一步失足就成了“逆子”。他的失足，可以认为是人的主体意识向压抑人性的伦理观念的反叛，是渴望自由的个体对社会禁锢的冲击。然而，这种反叛和冲击的代价是惨重的，亡妻败家，如狗一般蜷在土壕里，像乞丐一样去抢舍饭。于是，乖顺时的自尊感安全感成就感，叛逆时的被羞辱被遗弃以及无以生存的惨境从正反两方面教育着白孝文，使他必然要回归原上，走进那个曾经惩罚他的祠堂。白孝文是在当上营长之后的回到白鹿原的。在阴历四月中旬，白鹿原上一年中最好的时间，一派儒雅仁者风范的他与太太回到了原上。同黑娃一样，他也完成了认祖归宗的一系列流程，从而不再是一个逆子。他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他又说：“回来是另外一码事。”他的人生走了一个圆圈，从乖顺的原点走向反叛，最后又从反叛回归到乖顺的原点，在祠堂里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拜祖的仪式中寻回了一个宗族的自我。白孝文和黑娃的认祖归宗，把关中人文精神的道德感化主题、祖宗崇拜主题推上了顶峰，其隆重严肃的仪式和悲壮感人的气氛，让每一个读者切身体会到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巨大力量，为之激动，为之震惊。不过，在激动震惊之余，又不禁发问：叛逆之黑娃与回原之黑娃，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非人?孝文有脸时的性无能与无脸时的性有能，何者是人，何者是非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家族意识出发，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出发点，不把道德作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结论将该如何?用伦理道德为标准，顺从者为人，反抗者非人，有脸者为人，无脸者非人；用人性主体的标准，有自我者为人，无自我者非人，性有能者为人，性无能者非人，究竟如何评价回原认祖这一行为呢?对此，鹿兆鹏曾对黑娃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你怎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呀！”鹿兆鹏的话引发出我们的同感，遗憾，深深的遗憾，我们为一个人的自我的消冥而遗憾。对此，白嘉轩也做了一个注释，不过，他是从反方面注解的，他说：“凡是生在白鹿村坑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白嘉轩的话，把我们从遗憾的情绪中引向深层的思考，思考之余，不能不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家族意识对人居然有如此巨大的统摄能力。是的，谁能走出那个原，谁能挣脱家族意识对自己的束缚？在人的社会化进程，在人走向文明的征途上，家族打着道德的旗号，把许多非人的东西强加给人，同时又扼杀了人身上许多宝贵的东西，诸如创造力量、反思能力和叛逆精神。关中祖辈的“认”与“不认”，关中家庭的“让进门”与“不让进门”，是祖先父辈对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判决。害怕“愧对先人”、“羞先人的脸”、“被赶出家门”是关中人做人处事的内在驱动力，一切都围绕着家族，人的精神只能在家族意识中存活，人的价值只能在家族舆论的认同和肯定中才能得以确认。家族，这个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在现实中的没有生命的牌位，制约了活着的人的思维和行动。面对黑娃与孝文的叛逆与回归，面对着欲离不得欲近不能的家族意识的大网，我们又怎能不恐怖不已呢？ 《白鹿原》对关中家族文化的解说是真实的，成功的。一方面，家族意识使得白鹿原在一次次面临灭顶之灾时能够迅速团结起来抵御一切天灾人祸。它的向善的力量，凝聚的力量，令人慨叹。这就让一切挣脱它束缚的“逆子”和“浪子”欲离而不能。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欲离而不能”充分显示了家族意识对人无形的禁锢和扼杀，确实又令人忧惧。我们每一个家族人慨叹着欲向它的圆心靠拢，又恐惧着企图背离它的轨道。在关中文化氛围中生长和都市文化氛围中生存的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通过两个人物的出走与回归，表现出的是一种对家的复杂感情：天生的依恋亲和之情和后天的理性批判之思。情是血脉的联系，是生命的赋予；思是灵魂的启迪，是精神的闪光。把这两者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境界之中，发之而为对关中家族社会全面的展示和对关中家族形式家族意识独到的解说，揭示出家族对于关中人以及中华民族的支撑哺养和摧残禁锢的双重作用。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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