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及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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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汉族。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公元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业,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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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早年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信佛,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出仕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永州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柳州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柳宗元初来这里,语言不通,一切都不适,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衣冠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今陕西西安)。《柳州县志》记载:“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榇虽扶归,而封土尚存。”这封土就是现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题“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对联“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时墓被毁平。1974年修复,郭沫若题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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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虽然活了不到50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诗歌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古文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论说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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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貎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徒,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上自下死)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致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憫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政治、哲学思想

[编辑本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柳宗元的作品有: 一、 论说:《天说》《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非国语》、《贞符》、《时令论上》

二、寓言:《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蝜蝂传》、《罴说》等,

三、 传记:《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捕蛇者说》,《童区寄传》

四、 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五、 骚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

《江雪》《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三戒(并序)

(〔唐〕柳宗元)

【题解】这一组三篇寓言,是作者贬谪永州时所写。题名“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文前的小序,已经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所在。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又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炼而又刻划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原文】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1〕,而乘物以逞〔2〕,或依势以干非其类〔3〕,出技以怒强〔4〕,窃时以肆暴〔5〕,然卒迨于祸〔6〕。有客谈麋、驴、鼠三物〔7〕,似其事,作《三戒》。

【原文】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8〕,得麋麑〔9〕,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10〕。自是日抱就犬〔11〕,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12〕,抵触偃仆〔13〕,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14〕,然时啖其舌〔15〕。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17〕,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然莫相知〔18〕。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19〕,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20〕,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21〕,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22〕,畏日〔23〕,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24〕;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25〕。仓廪庖厨〔26〕,悉以恣鼠〔27〕,不问。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28〕,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29〕,夜则窃啮斗暴〔30〕,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31〕,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32〕,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选自中华书局校点本《柳宗元集》

【译文】我常常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道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而只是凭借外力来逞强;或者依仗势力和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使出伎俩来激怒比他强的对象,趁机胡作非为,但最后却招致了灾祸。有位客人同我谈起麋、驴、鼠三种动物的结局,我觉得与那些人的情形差不多,于是就作了这篇《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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