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发展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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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5日 《人民日报》刘梦岚   

   初夏,通州北运河两岸花香飘溢,令人心醉。这里曾诞生了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他高举“乡土文学”的大旗,倾毕生心血,描绘可爱的家乡和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父老乡亲,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京东北运河农村风貌的多彩画卷。

    如今,刘绍棠辞世已经三年多了。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他的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禁会思索:倘若刘绍棠还在,他将怎样描绘家乡的变化?二十一世纪的乡土文学将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

      5月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与北京市通州区文联、北京市铜材厂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及全国一些主要省市的乡土文学作家和研究乡土文学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京东北运河畔,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多样纷呈的新局面

      与会者对解放后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五六十年代乡土文学比较发展,出现了柳青、赵树理、孙犁、康濯、马烽等大家,还有后起之秀浩然、刘绍棠等。但由于时代所限,其作品大多是围绕农村土地改革而写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乡土文学也有了更开阔的描写空间,作家描写的自由度大了,表现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李、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李杭育、何士光、张炜等一大批作家以他们一系列带着泥土味的作品汇成了乡土文学的大潮,使中国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

      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寻根文学”。其中有些作品着力描写原始的、蛮荒的、落后的东西,虽在审美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有片面性。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上传统意识的一次回归,它使乡土文学出现了一个转折。及至九十年代,乡土文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由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城市文学”等多种潮流的冲击,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影响,乡土文学不能不发生蜕变。乡土文学不再像七八十年代那样,一个流派下有几个代表作家,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样的局面,作家的视野也更为开阔。如刘恒、周大新、苏童、叶兆言、余华、刘震云等都写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系列乡土作品,有人将它们又分为社会乡土小说和人文乡土小说。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也写出了极富个性、近乎自然派的乡土文学作品。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尽管与会者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对乡土文学应当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却有一致的认同。时代发展了,乡土文学也在发展,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也变得多种多样。乡土文学是否还仅仅局限于写地域的民俗、风土人情,写个人的乡思、乡愁?有评论家指出应该不断地深化和开掘乡土文学的疆域,只停留在地域文化上远远不够。应当从哲学、宗教、文化等的流变上来进一步开掘乡土文学,不要有排他性,要有广泛的兼容性。只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息息相通,只要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源流,乡土文学就永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源流必须是发展的,要能体现时代精神,否则,乡土文学就成了出土文物。

      也有评论家从乡土文学的流派谈到它的包容性。他们认为,流派不是自封的,乡土文学中著名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之称其实都是别人赋予的。流派与乡土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又不是很小的地域性。如京津冀有“荷花淀派”,也有京味作家派。不要用“流派”把文学划定个小圈子,各个流派应当互相学习、影响、竞争,以求得流派的创新和发展,否则流派也会衰老。台湾乡土文学研究专家在介绍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状况时,还特别提到,台湾的乡土文学流派也正在重新组合。

      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

    

  有的评论家明确提出,乡土文学必须坚持“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是“五四”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老舍等一批优秀作家的传世之作,无不是写了底层体验和老百姓的疾苦。

      不少与会者都谈到,刘绍棠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他长期扎根农村,写的都是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和人物。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经济如何发达,真正的优秀作家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故乡和人民。

      民间视角与党性原则并不矛盾,相反是一致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只有与民众相结合、与大地相结合,才有力量和源泉。漂浮在上面,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观察,作品中对历史和现实把握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力度绝不可能从书斋里得来。如今的年轻作家,大多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是否还能坚持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这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文革”时期,强制性地让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那是错误的;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要有书斋的东西,更要有民间的底层体验,否则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有永久生命力的作品。

   

      时代挑战乡土文学

      

  与会者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乡村更加城市化,出现了新的“城乡交叉地带”。而都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也使都市文学日渐繁荣。这些,无疑都向乡土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提出:“新新人类”还能再写孙犁、马烽那样的作品么?山西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担忧:再像柳青、王汶石那样写作还有出路么?然而,时代对乡土文学的挑战并未令人沮丧,相反大家都感到亢奋并充满信心: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会萎缩,恰恰相反,这可能会给乡土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如何写乡村城市化的问题?如何写城乡交叉地带?如何描绘在这大转型时期农民的心态和精神面貌?这都给乡土文学作家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天地。

    

  事实上,有些作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城乡交叉地带”,他们已经开拓出乡土文学的新疆域。

  还有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乡土作家已经注意到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写土地与人的关系。近年有几位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所写的乡土文学就已不再是乡思、乡愁意义上的作品了,他们表现的是一种“大地道德”、“大地关怀”,是在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转型时期,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反思。他们写的虽是农业文明,但并非眷恋农业文明,而是反思城市文明对人类灵魂的污染,考察人性闪亮的东西。

    

  有为的乡土文学作家定会抓住时代赐予的契机,迎接挑战,创作出极具时代特色和生命力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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