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Q正传教案(苏教版高一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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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的 （一） 通过阅读，理解和鉴赏人物的形象，了解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发展，认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归纳总结小说深刻的主题。 （二） 认识典型人物阿Q的性格特点，提炼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三） 研讨“精神胜利法”，评点其作为一种病态文化的根源，如有条件，可以写成研究性文章。 二、教学要求 （一）充分做好预习，可设计以下题目： 1.了解《阿Q正传》整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仔细阅读课文，理清阿Q对革命态度的变化，并体会小说叙述这一过程的意义。 2.提炼文章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语句，并体会其对表现人物，表达主题的作用。 三、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研讨人物形象，归纳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四、教学难点 结合小说的情节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准确的诠释。 五、课时安排：三课时 六、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作批判性历史总结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鲁迅先生剖析“国民性”，塑造“精神胜利”的人物最典型的作品。2002年，距《阿Q正传》问世已整整80年，阿Q这个不朽的名字仍被人提及。阿Q思想中的某些因子仍然被今天的人类延传着，所以，我们今天再读这篇小说，已经是不仅仅停留于小说所揭示的时代主题上。还要结合新时代，并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审视它。 (二)作者及作品介绍 (三)创作背景 《阿Q正传》创作于1921—1922年。它为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现实，一个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社会下的畸形的中国人，这部不朽著作的诞生，有着其深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并且没有从根本上震动封建制度，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只是形式上的胜利。鲁迅先生以锐利的、深邃的眼光，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总结了其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四)理清小说的情节结构 提问1：在第七章《革命》中，阿Q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划分这部分的结构。 解答：革命：①未庄风传革命 ②阿Q宣布革命 ③阿Q梦想革命 提问2：作者写阿Q的变化过程，有什么深刻的意义? 解答：(可讨论完成，不要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①写出阿Q式农民的落后和不觉悟，并体现在他对革命的错误认识上。他不分敌我，认识混沌，革命方式和革命目的都很低下。 ②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阿Q们仍在沉重的封建枷锁下生活。 ③鲁迅先生向世人提出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中国应该有怎样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成功? 以上三个层面，可以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思考。 提问3：自读《不准革命》章节，划出阿Q革命的心路轨迹。 解答：要求参加革命党→革命愿望受到打击→极端绝望→对不准革命表示愤懑。 第二课时 重点：分析人物形象 归纳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流程： 速读课文，找出阿Q典型的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活动及细节描写等，归纳其性格特点。 1.“造反了!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解答：后一句系《龙虎斗》中的唱词，是宋赵匡胤被敌击败时唱的。“我……”系其敌人的唱词。 ①阿Q的革命目的是：获取钱财和美色。 ②“打”表明阿Q的复仇心理。 2.动作：“嚷”→“喊”→“唱” “飞”→“游”→“踱” 解答： ①“嚷”→“喊”：对革命的认识“造反”，有做人的强烈要求，但对革命的理解又表明他的狭隘和落后。 ②“喊”→“唱”：兴奋而得意，唱的高昂，表明对革命的热情和勇气，革命会给他带来梦想中的一切，让他浑身一爽，犹如“六月里喝了雪水。” “飞”：阿Q扬眉吐气，喜形于色，得意之形溢于言表。表明阿Q式的农民对革命的欢迎，对革命的极大热情和勇气。 “游”：阿Q的失落和茫然。 “踱”：从“飞”到“踱”精妙地写出阿Q由兴奋到绝望的革命历程，阿Q式的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始，无声无息的结束，如此短暂。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经历，也是广大农民的真实的革命的体现。 3.心理描写：(略) 4.细节描写：①剪辫子和盘辫子。②神态等。 5.反讽和白描手法的运用：(可参看“课文点析”。) 总结归纳：1.人物形象及刻画方法。 2.塑造人物形象的意义。 (参看“课文点析”)。 第三课时 重点：深入阅读课文，提炼小说的主题思想，研讨“精神胜利法”，概括“精神胜利法”的内涵；评点其作为一种病态文化的根源。 布置：研究性学习论文，提供参考书目。 流程：设计若干研讨题： 1.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写道：“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结合这句话，谈谈《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 2.鲁迅先生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写道：“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鲁迅所指的“魂灵”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3.结合阿Q的形象，写出你对“精神胜利法”的理解。 4.寻找“精神胜利法”这种病态文化的根源? 5.读《大团圆》结尾，谈谈你对这种结局的看法? 附: 《阿Q正传》的成因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Ｑ正传》。〔２〕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Ｑ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Ｑ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Ｑ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 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３〕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ＬＳ，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４〕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５〕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Ｑ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 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６〕，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７〕）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Ｑ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 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Ｑ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Ｑ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８〕，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９〕了么？ 《阿Ｑ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１０〕，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１１〕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Ｑ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Ｑ，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Ｑ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ｇｒｏｔｅｓｋ〔１２〕。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 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k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先时，卫戍司令部因未恿艘憔鞅康那肭螅龆*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 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１３〕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 们相差将有九百年。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Ｑ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１４〕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２〕《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３〕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 “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４〕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 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参看本卷第２３８页注〔２９〕。 〔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６〕“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７〕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Ｑ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８〕“走到出版界”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９〕“绥惠略夫”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１０〕“会逢其适”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１１〕何作霖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１２〕Ｇｒｏｔｅｓｋ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１３〕包龙图即包拯（９９９—１０６２），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１４〕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走出《阿Q正传》研究的怪圈 吴礼明 一、对《阿Q正传》一些社会学解释的批评 有些社会学方法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时常十分惊人。如周作人周遐寿氏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较多的对于人物过于泥实的甚至是附会的解释，在为《阿Q正传》所作的“导读”里，（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阿Q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何满子的解说使作品每一句简直皆可作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如此一来，文学摇身一变，似乎就成了社会剖析的论文了。而鲁迅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转引自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知识出版社，1986年9 月）那么，作品个性上的东西还有多少呢？这也许是当时文学提倡“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地属于作者，所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重回它的文学之道，现在看来，那就是失其根性了。 最突出的问题是阿Q形象的复杂性。我们看早期的如《晨报副刊》等对这部作品所作的批评，大都是一般阅读的受众效应代替了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而这种效应又是局部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表达对于作品的意见，其释阅的连贯性与准确性就值得相当的怀疑了。如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二卷二号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在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在《闲话》中说：“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转引自何满子《导读》）而且，大多批评家所作的“泛阿Q主义”的解说，也给作品的解读带来相当大的麻烦。如人教社教参第五册上就认为“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1999年5月） 这种社会学发展的极至曾是二三十年代围攻鲁迅思想的“枪手”，也是迫使鲁迅极力还击的重要原因，从而造成一种错觉：鲁迅庸俗。直至今日，也仍有其顽固的市场。这样的解释作品，尤其是解释鲁迅的作品便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谈作品，惟有社会思想的深度，而无文学形式的新奇。 为走出这个怪圈，重回作品应有的文学之道，我们必须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与意味，以同作品被赋予的外在意念相区别开来。 为此，有必要设定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框架内谈讨作品。我们将根据法国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具体地，将适当地进行一些心理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并把作品中的某些片段置入到一个“整体的关系网之中”，以“重建”“在社会和文化事实中看起来缺乏意义背后的客观意义。”（《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 二、社会集体行为：传统笔法和技巧的复杂与局限 吕西安•戈德曼说：“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容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 “无疑地，这些整体仅仅是相互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却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数量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等等），并且这些集团中每一个都作用于他的意识，从而帮助形成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和相对不连贯的结构；然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研究那些隶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一大批数量充分的个人时，上属个体中的每一个所隶属的其他不同社会集体的行动便与归因于这种成员关系的各种心理因素相抵消，从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更简单，更连贯的结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鲁迅作品里有关的“社会集体行为”。 新旧派文人间的论战的“新文化”时期，被称为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之一。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中存有了那一时期的思想或潜在的思想。我们看到，文化的因子正是在那种论战中有一个交流与互动的状况。何兆武在《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读书》1999年5期）在矛盾的斗争、吸收与转化中，新派显示了生命力的强大，甚至显现出超乎旧派的老辣。这方面，鲁迅似乎“中毒太深”了。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与思想的范围及研究的方向上。应当看到鲁迅的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深刻的冲突，而前者在文学中又明显地占了上风。 极具特色的是，鲁迅掌握了传统小说的技法。如他有意凸写人物特征的几件典型事件，给人耳目一新、因而是非常的“特别”的感觉。在人物传神写照上，往往勾勒几笔，凸现人物的魂魄，也很见出功力。与鲁迅是冤家的苏雪林曾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的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说不能是本色的。鲁迅好像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转引自《胡适和鲁迅》，《曹聚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关于鲁迅如何利用传统艺术技巧的自述，可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而在鲁迅，尤其精化了“冷嘲”的风格，（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阿Q正传>》中周作人把小说定性为“冷嘲”）常常于冷峻之中给人以“寒噤”的措手不及。对于这种风格形成的具体原因，美国的夏洛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说，仅仅把鲁迅看着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示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和地狱的音响。夏洛安认为，“黑暗的闸门”所象征的鲁迅抗击的黑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忧烦的内心……传说中英雄被压死这个典故本身就暗示着鲁迅意识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而自愿接受牺牲，正是这种意识赋予鲁迅作品以那种标志着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鲁迅作品里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四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 夏洛安还说：“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但鲁迅“太热中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尤其是“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觉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转引自《病态天才的毁灭——夏洛安的鲁迅观》，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在解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代以来侧身于先知先觉行列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采取极为鄙视的态度”时，何兆武认为，国粹与爱国并非一回事。国粹主义者往往并不爱国，爱国主义者又往往鄙视国粹。在更深层次上说，正是顽固派以旧文化传统作为抗拒新思想的堡垒，才使得新文化的激进派对旧文化传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当然这样的一番背景也给阅读作品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是负面作用。如《阿Q正传》因《晨报副刊》“开心话”所请而作，其“冷嘲”中的“油滑”与“影射”的笔调好像也很合商业炒作的味道。因而作品一出，便陷入了种种怀疑与猜测之中，成为攻击与争斗的目标，这与《药》等作品的严肃主题不同。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阿Q身上究竟有多少属于小说人物自身的东西？在文学个性上，是不是附加的东西越多，就越能体现人物形象的容载与丰富性？把阿Q说成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与文学所要求的具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陈漱渝说：“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冉茂金《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年11期）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显然，其杂文式的议论使人物的心理、思想与行为呈现极其庞杂的特性，使得阿 Q很难于归类，如划归雇农与流浪汉等都不甚切当。正因为阿Q的形象与文学具象的要求之间相差很大，所以阿Q的形象屡屡引发疑问，尽管有作者的回答，（见《〈阿Q正传〉的成因》，《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仍旧是相当的模糊的。鲁迅后来谈小说创作时归因于写作取材本身的庞杂和写作的难以连贯上，他说：“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起来，尽了他的任务……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在1926年他所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也能见出他当时的创作是相当的“苦”，似乎很难“一气写下去”。但其时髦的“冷嘲”却是一个恶的征兆，后来的《故事新编》之不甚耐读似乎是不言而明的了。 当然，形象塑造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诸如文明尺度的选择，作品的倾向等都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层面。 三、作品“悖论”式的表述方式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鲁迅这篇力作仍有不少有待深掘的地方。如采用漫画式，以本质代替形象；它凸出所变特征，而有意造成不协调的效果；在不协调的形变中，让人可见其创作的“裂痕”，（所谓“硬伤”）与作品能量的绽放。这也许就是古代高明的拳师所惯用的方法，先有意露出破绽，好引人上当，再予以狠命的打击。比如我们如果要嘲笑那个“精神胜利法”，那么我们就会落入鲁迅设下的“陷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因为这是一个不能被嘲笑的对象；否则我们因为不懂他的用意，不明周作人为其评价时所下的“冷嘲”的含义，而露出我们不加思考而露出的自身的弱点。在作品中，强烈的对比，尖锐的冲突，都相当醒目地展示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性。而更多的则是其中的“悖论”式的矛盾冲突表现法，使得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层次、因而是立体的丰富内涵。这在写作思想上是一次突破。如在《狂人日记》中，只有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解读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谓“吃人”的历史）而此时他应对社会却是无能为力的，反而面临着被“吃”的命运。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外表与内在的痛苦，阿Q的“革命”与被“革命”，阿Q的地位与其思想的深刻的复杂性……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混杂，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作品在思想内涵上所达到的不以作家的意志左右的深度与复杂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悖谬”的关系与现象呢？ 帕斯卡说：“我们惟有调协了自身的一切对立性，才能形成一副美好的本质，而不调协这些对立的东西就无法追寻一系列相调协的品质，要了解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必须调谐好一切对立的章节。”（《片断》684页，转引自《文学社会学方法论》84页）在本作中，作品要描写的对象与我们的直觉印象及其把握之间，作品中人物内在的情感与所描述的外在形象之间，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冷嘲、愤懑、深寓、怜惜的感情与众多读者的肤浅、直露、游戏之间，都给人以强烈的触动。正如“矛盾”辞格所说的“先以其异样的不协调却内容真实的字眼使人吃惊，后以其生动而微妙的潜隐描述，牵动读者的感情。”（陈淑华《英语修辞与翻译》<401页>，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1990年） 例如“革命”，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 Q先前也无由的厌恶革命，而风潮兴起使他感觉到革命对于他人生的有用性，他便热切的向往起来了；并有“革命”的真实的理想与热切的憧憬。问题是，阿Q真的革命吗？从经验的情形看，真正的革命必在高度自动化、绝对服从的组织架构里隐藏“私我”地运作着，而阿Q便相形见绌了。当然，无数的“革命”在胜利之后，为财富、权力、地位与嗜欲，又进行着惨烈的较量，又足足见出阿Q自私的诚实来。 阿Q确是“可笑”的，但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可爱。如赌博输钱后，站在人后面替人着急，闲人询问他的光荣史也坦诚相吐而丝毫不加遮掩，赊欠不给在他是不曾发生的……也许鲁迅对这样的人物别有怀抱，如写孔乙己等人，均不忘其善良的一面。并且，从人性角度看，他长期的受着压迫而不得解脱；他生性麻木，“革命”而成了“革命”的牺牲品；他的活着虽有些“偷混”，却大体上是依靠自己而生存，并没有顽赖的恶习，他的被杀自然有着深广的社会悲剧性。作品是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何满子说：“阿Q之死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无告群众的深沉的悲剧。”（《导读》） 对于他因沉重的压力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嘴在最后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清醒而富有哲理的话，却实在也振聋发聩！他，阿Q，曾高兴地看着革命者被杀，最后却也成了看客的材料，在别人摄魂般的眼睛里死去，作品要透露出的荒谬感与虚无感就在这里。 再者，阿Q被别人“轻松”，尚且可以“动物”般（下文将分析）的活着；而他“人”般的“自我意识” 逐渐复苏时，“胆子”越来越大，则死期也就渐渐地临近了。而临死之前的“救命”的呼叫，显然已是无济于事了。作品并把这种意识到的“意识”置于广大仍未觉醒的那些“眼睛”及一个女人（吴妈）的好奇（出神地看着兵士们背上的洋炮）上，其悲剧的意味就更浓了。 四、阿Q形象分析：“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的确，鲁迅惯于从生物学意义上揭示社会与人的可能演化的情形。如在《狂人日记》里，他从一个生物摄食的行为“吃”，看到中国“吃人”的文化：所谓饥荒时食人，又有割肉疗亲（包括侍奉君王）与食胆壮胆的食补法，以及家庭内部的“弱肉强食”。又如关于生物兽性的满足与精神的黯淡，鲁迅曾就刘、项见到始皇帝的“阔气”而发“如此”的议论时说：“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的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边永远只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全集》第一卷，355/356页）在作品中，“精神胜利法” 只是一个表征，作者要揭示的是阿Q在生物的层面上而又力图摆脱这生物层面的一种存在状态。（我这样说，好像鲁迅也是一个存在主义作家！） “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但阿Q的“恋爱”，又不完全是一种典型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反映。而包括他的出逃，甚至“革命”都可作如是观。虽然这似乎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原因的解释，正如他憎恨革命党人，因为他本能地觉得“革命者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而他后来的被杀又不幸地应证了他那本能的感觉。但是，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 尤其是，小说以集中的篇幅描述了阿Q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年）当然，正如吕西安•戈德曼说：“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09页）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它“产生于和显示有关的主体之渴望的未满足。为了支撑这强加给他的挫折，而被迫采取一种形象的创造来补偿这些不满足”。（《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17页）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有人认为它是“催发了”阿Q 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何满子《导读》）但本文的理解是，作品不仅有揭示阿 Q的“变态”的用意；在结构上，这一节文字还是阿Q精神的复苏的一个征象；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一点。阿Q精神复苏的其他例证如后来进了城，在未庄有了点“身价”，阿Q回来时对所有的人冷冷的神气，使他感到了自尊与得意，而且会“扬起右手，照着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并喊着“嚓”。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教参上讲得颇为准确：阿Q 的“精神胜利法”究其实，是“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是还想反抗而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反抗的自我安慰。它含有强烈的不屈服、不妥协，要求获得反抗胜利的因素”。 有关阿Q “精神虚无”的分析，（如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精神胜利法”解析》，《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细思起来有欠公允。事实上，他无事不刻的在努力着他的对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虽然那“革命”非常的荒唐，但他有他的幻想与努力在，也说明其是有意识的，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复苏的。在行文的最后，他则有了清醒的“生命意识”喊出“救命……”而不是动物般的嚎叫，虽说他的生命在往后的即刻就消亡了。而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与无生气，是不容得觉醒的意识的。和又与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的。 限于篇幅，本文就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写作虽非起于一时，但自有其连贯性与稳定性。而且还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即阿Q“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与发展，构成了行文的基本情节。我们把《阿Q正传》的基本创作线索定性为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是基于理解上的一种需要。惟其如此，作品方有一个在意义上能够纳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理解结构。“事实上，如果一部作品或许在概念的层次或在言语的或在感觉意向的层次上表现了一种连贯的世界观，它就具有哲学、文学或美学的效用。一旦成功的解析了它所表现的观点，我们就能成功的理解它和解释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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